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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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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特斯拉》。你一定想到了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但你可能不知道,马斯克给自己的公司命名为“特斯拉”,就是为了向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活跃在100多年前的发明家致敬。这位发明家的名字叫尼古拉·特斯拉,本书就是他的传记。通过本期的解读,你能了解到特斯拉是怎么成为一名划时代的发明家的。

为什么说特斯拉是划时代的发明家呢?作为一个发明家,特斯拉一生大约有好几百项发明专利。他的发明,改写了美国经济,也影响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就拿特斯拉最出名的发明,交流电动机来说,它第一次实现了电力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在特斯拉之前,电力能够传送的距离很有限,人们用电主要是为了照明。而特斯拉的发明让电力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实现高效传输。从那之后,电力才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能源,这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是革命性的。再比如,他在无线电方面的创新想法,让他成为收音机、电视机、电话,甚至智能手机的奠基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电气时代的开创者”,特斯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但特斯拉又是一个特别的开创者,他的人生刚好经历了“受人追捧”和“落魄潦倒”两个极端。他人生的后30年,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开创性的突破,还经常因为欠钱而被告上法庭。这位天才发明家,是怎么做出了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又做错了哪些事,才落得最后的落魄下场呢?市场上关于特斯拉的传记有不少,但是这些传记几乎是一边倒的褒奖。这些书或者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他古怪的个性,或者执迷于渲染不知真假的神秘故事。很少有书能回到本质,也就是特斯拉的发明过程上来,客观分析他作为一个发明家是如何成功,后来又是如何失败的。而挖掘特斯拉的发明经验,正是这本传记独特的地方。

这本传记的作者伯纳德·卡尔森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工程与社会系教授,同时也是历史系教授。可以说他拥有双重的专业视角。他既能从技术发明的角度,清晰地告诉我们,特斯拉是怎么做出伟大发明的,还能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角度出发,分析发明家需要如何跟社会互动,才能把他的发明变成现实。

这期音频,我分三部分来剖析一下,特斯拉是怎么成为一名划时代的发明家的。第一,特斯拉到底是怎么做出发明的,他独特的“理念主义”发明法是怎么回事?第二,特斯拉怎么把一件“发明”,变成一个“产品”?最后我们会分析,曾经给特斯拉带来成功的这些因素,是如何导致他失败的。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特斯拉的“理念主义”发明法。

理念主义是特斯拉的独创,跟任何时代的任何发明家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什么叫理念主义发明法?就是靠在头脑中想象,不断迭代自己的想象,找到发明背后的原理。你可能会说,这方法靠谱吗?一般的发明家,那都是在实验室里认认真真搞研究的。比如,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他在实际做出发明之前,其实并没有想清楚发明的原理。他是在实验室里反复做实验,尝试看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如果行不通,那就继续试错,总会成功。我们从小就听过那个故事,说爱迪生改良煤气灯,就是在试了1600多种材料之后,才终于找到钨丝这种合适的材料,做出了耐用的电灯。

但这种靠反复做实验创造发明的方法,特斯拉特别看不上。他觉得那样效率特别低,而且很难做出了不起的发明。那特斯拉是怎么做的?他先在头脑中实验,直到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想法,才会去在实际中实践它。如果找不到足够厉害的想法,他宁可不去实践。人家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而特斯拉就在大脑里做实验。这个过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就拿特斯拉发明交流电动机来举例吧。首先我们要知道,电流有两种形态,直流电和交流电。发电机发出来的电都是交流电,但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直流电更加稳定,所以人们会用直流电动机,把发电机发出的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电再使用。但直流电动机运作起来经常产生很大的电火花,很不安全。那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所以一般的发明家想的都是,怎么改良相关的部件,来减少电火花的出现。但特斯拉就不一样,他希望回到直流电动机的运作原理上来,从这个运作原理上思考电火花产生的根源,然后从源头上直接消除电火花。

那直流电动机的原理是什么呢?特斯拉开始了他大脑里的想象:电流是怎么从直流电动机一边的导线进去,再从另一边的导线出来?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他意识到,既然电流从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电的过程会产生电火花,那如果去掉这个转化过程,岂不就彻底解决电火花的问题了?顺着这个思路,特斯拉开始思考一个不用进行电流转化,能够直接传输交流电的电动机,也就是后来改变世界的“交流电动机”。

其实关于特斯拉的思考方式,可以用一个来自物理学和哲学的概念来概括,叫“第一性原理”。什么意思呢?埃隆·马斯克曾经有过一个解释,他说要回归事物的本质来思考问题,不要因为别人做了什么我们也去做。和别人比较,只能做出细小的迭代,做不出颠覆式的创新。不知道马斯克的这个思考方式,是不是受到了特斯拉的启发。特斯拉的发明不是要改良出一个更好的直流电动机,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交流电动机。正是回到事物本质的思考方式,才让特斯拉能创造革命性的发明想法。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发明高度上。

既然特斯拉有了发明交流电动机的想法,那他又是怎么在大脑中推演交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的呢?他接下来再继续想,如果有一个交流电动机,它的电流应该是怎么运转的。后来他想到,只要有一个旋转磁场,就能让这个电动机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有轨电车之类的大型设备了。他在想象这个运转过程的时候,还会同时把交流电动机运转的整个设备环境,也一起想象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画面。当他可以在头脑中跑通整个交流电系统,就说明他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场头脑实验,找到了交流电动机的原理。

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不是和我一样,我看到这场头脑实验的时候,觉得这太复杂了,根本想象不出来。但是对特斯拉而言,每一个画面都特别真实,他从小就培养出了非常发达的想象能力。他能够在想象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操作这些机器。

理念主义发明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试错和改进想法的速度非常快,成本很低。因为头脑中的时间、空间、材料都可以任意调整,所以实验的运行和改善速度都非常快。同时因为不需要任何实体设备,发明家的注意力就不会被各种设备的细节和缺陷给带跑,而能够始终聚焦在寻找发明背后的原理上。当然,你也不要以为这样在头脑中做的实验就很简单。从特斯拉开始想象发明交流电动机,到他在想象中不断调试各种机器,最后到他推演出背后的原理,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特斯拉到底是怎么做出发明的?那就是理念主义发明法。特斯拉拥有想象力超乎常人的大脑,只有在脑子里跑通了整个实验,他才会去实践。当特斯拉带着头脑中的产品蓝图,真正到实验室制作交流电动机时,就好像带着地图去寻找宝藏,不用走弯路,直奔目标而去。

 

第二部分

但是想做出改变世界的发明,光知道原理可不行。我们刚刚说,在那个时候,是有直流电动机的,那人们是为什么一定要把直流电动机都换成交流电动机呢?交流电动机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部分,特斯拉怎么把一个“发明”变成一个“产品”?

“发明”和“产品”有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人们到底需不需要。只有社会需要的东西,才会有人想要大规模地生产。只有变成产品的发明,才能改变世界,成为成功的发明。就比如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动机,之所以能成为“改写美国经济史的伟大发明”,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对“廉价电力”的需求。

当时美国社会的用电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当时用的是比较贵的直流电,人们都期待能用上更便宜的电。如果电能够变得更便宜,那么偏远地区的人们夜晚也能用上电灯,城市里的大型工厂和有轨电车也能大幅降低成本。

为什么直流电比较贵呢?因为直流电不能进行远距离传输。这就意味着,一个电站的电力只能服务周围有限的范围。但是修建一个电站可不便宜。所以使用直流电,整个配套设施的成本太高,电价也就降不下来。但是交流电在传输过程中电能的损耗比较小,就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有了交流电系统,人们只要建立一个大型发电站集中发电,然后把这些电输送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就行了。整个电力系统的成本会降低不少,电价就便宜了。

既然交流电便宜,那人们为什么不用呢?其实当时,在交流电的生产、输送、使用的三个环节中,生产和输送已经不是问题了,就差“使用”这个环节的突破,交流电系统就可以完成闭环,正式大规模地铺开使用了。而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动机,解决的正是最后这关键的一步。

这么看起来,整个社会都非常需要交流电动机,前景非常广阔。但是特斯拉会遇到的困难也很明显,那就是,当时人们根本不知道会有“交流电动机”这么个东西。就好像乔布斯在发布苹果手机之前,人们不知道手机居然还可以是这样的。那怎么才能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呢?

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这需要特斯拉“制造幻象”的能力。这里的幻象,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宣传手段,他需要投资人的赞助。搞发明研究,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持是不行的。特斯拉找到了发明原理之后,距离实际制造出发明还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但是当一个发明还只是一个理念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发明的意义,也就没人买账。怎么影响投资人的选择就成了一个发明家成功的关键。特斯拉就是掌握了制造幻象的技能,他成功给自己的想法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外衣,激起了投资人的兴趣。

我们继续拿交流电动机的发明举例。要想发明交流电动机,“旋转磁场”是关键。特斯拉第一次把“旋转磁场”的理念讲给投资人时,投资人完全不能理解:不就是个磁场吗,为什么值得投资?特斯拉察觉到两位投资人的疑虑之后,他制造了一个重要幻象:哥伦布蛋。

哥伦布蛋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在发现了新大陆后,需要募集更多的资金去做进一步的掘金。所以他回到西班牙后,想拉点投资。当时在西班牙女王的一场宴会上,有人嘲笑哥伦布,说,新大陆本来就在那里,你哥伦布只不过是碰巧发现了而已。哥伦布并没有反驳,只是给了他们一个鸡蛋,问他们能不能把鸡蛋在桌面上竖起来放着。当时现场没人能把鸡蛋竖起来,而哥伦布就做了一件事,就让鸡蛋竖起来了。他轻轻地敲破鸡蛋的一头。哥伦布用这个方式告诉所有人,每个人都知道敲破鸡蛋壳就能竖起来,但是人在固有的思维方式里,就是想不到。女王伊莎贝拉被哥伦布的智慧打动了,于是典当了自己的珠宝赞助哥伦布的船队。

特斯拉打动投资人的方式,跟制造“哥伦布蛋”非常像,不过他用的方式更高级。他对投资人说,我可以不打破鸡蛋壳,就让鸡蛋竖起来,如果我能比哥伦布更胜一筹,你愿不愿意给我投资啊?他的投资人也很幽默,回答说,我虽然没有珠宝可以典当,但是我的鹿皮钱包里还有几枚硬币可以赞助。投资人表态之后,特斯拉把一个鸡蛋镀了一层铜,放在桌上,在桌子下方准备了一个旋转磁场。当鸡蛋真的竖起来,而且在桌面上开始自己旋转的时候,投资人目瞪口呆,以为自己看到了魔术。特斯拉赶紧解释说,这都是旋转磁场的功劳。这个演示深深地打动了投资人,他们开始耐心听特斯拉的所有发明想法,终于意识到,特斯拉的发明如果成功了,会带来多大价值。

回顾整个演示过程,特斯拉只不过用哥伦布的故事,引诱投资人把自己的投资想象成了当时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如果投资人支持了他进一步的实验,也能够像西班牙女王一样获得巨大的回报。从那时候起,特斯拉开始明白:发明家需要具备制造幻象的能力,只有成功吸引别人的目光,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很快,在两位投资人的帮助下,特斯拉开始制造自己的第二个幻象。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原来的特斯拉,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年轻电气技师,人们很难相信他能做出多么有前景的发明。而包装后的特斯拉,俨然成了全美著名的电气工程师。他们是怎么包装特斯拉的呢?首先,他们想办法让美国电气行业公认的专家,认可了特斯拉的发明想法,而且公开赞许特斯拉的成就。又举办了“特斯拉专利发布会”,邀请多家著名周刊的编辑参观实验室。一时间,几大主流媒体,都报道了特斯拉的发明。这场“造星活动”的高潮,是特斯拉在美国电气协会上的一次演讲。美国电气协会相当于行业最权威的机构,他的演讲抓住了整个电气行业的注意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所有主要的工程期刊都转载了他的演讲。

就这样,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特斯拉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了一个著名的电气工程师。接下来,他们再去找电气制造商销售专利的时候就容易得多了。毕竟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一个著名的电气工程师的发明,总是更值得信赖嘛。

回顾这个造星的过程,特斯拉的伟大发明是起点,专家的背书是关键。这个幻象,终于让他成功获得了和电气制造商谈判的筹码。

当时的电气制造商,都看到了特斯拉发明的巨大潜力。最后,美国著名的电工设备制造企业,西屋公司,用高价购买了特斯拉的发明专利。几年之后,西屋公司就获得了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水电站的合同。后来尼亚加拉水电站的交流电系统,不仅实现了对一个城市的供电,甚至实现了对整个纽约州的供电。这是之前直流电系统完全无法想象的。尼亚加拉水电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证明了交流电的实用价值。从此,交流电系统渐渐取代直流电系统,成为全世界电力分配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内容,特斯拉怎么把一个“发明”变成一个“产品”?有人需要,并且也成功推广的发明,才能叫产品。特斯拉制造幻象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商业推广方式。特斯拉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让他和他的发明迅速走红。从此特斯拉很倚重这种制造幻象的能力。每当自己找到了新的发明理念,他就会制造哥伦布蛋一样的魔法实验,并且运用媒体的舆论为自己的推广造势。

 

第三部分

这样看起来,特斯拉应该对怎么推广发明的流程非常熟悉了。那为什么后来他还会变得非常落魄呢?为什么神话没有再继续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曾经造就特斯拉成功的因素如何导致了他的失败。

理念发明法,应该是特斯拉引以为傲的发明方法了,但它也是导致特斯拉神话不再继续的原因。我们知道,特斯拉的理念主义发明法都是在头脑中做实验。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发明家可以大胆想象,不拘泥于外在条件。但理念终归是理念,想要把理念变成现实,还需要把发明变成可用的产品。特斯拉在后来的无线电力的发明中,始终没有把头脑中的实验,转化成现实中的产品。

特斯拉为什么会成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太痴迷于理念,太追求完美,看不到现实的路径。比如在无线电力的发明中,特斯拉也找到了发明背后的理念:电磁谐振。谐振,是物理上说的“简谐振动”。这个概念解释起来比较复杂,不过不影响理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内容。靠着这个理念,特斯拉一心想实现的是,让电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线传输,这是个非常超前的伟大构想。超前到想要实现它,需要配合开发一整套的系统,包括超大功率的发射器,复杂的接收器等等。只有系统中的每个配套设施,都落地成为产品,特斯拉才能最终实现电磁谐振的理念,制造出无线电力设备,让它成为可以投入生产的产品。但是,特斯拉就一直痴迷于这个系统最完美的呈现,在头脑中把这个系统越想越大,但却始终没有做出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成果。

其实话说回来,在特斯拉发明交流电动机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他当时很走运,遇到的那位投资人非常有眼光,指导他,给发明申请了专利,做成了产品,赚到了钱。也就是说,当特斯拉太沉迷于头脑中的理念时,需要有一个人拽他一把,把他从想象世界拉回现实。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如果特斯拉后期的投资人,也能帮助他把构想落实到一个实用的产品上。比如把发射器或者接收器做成一个单独的产品,先赚到钱,再把系统中的其他构想逐一落地变成产品。这样投资有了回报,就可以一步步把最终构想变成现实,也许特斯拉会再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遗憾的是,那个能拽他一把的投资人,在特斯拉想象无线电系统时,已经去世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在特斯拉人生的后三十年里,不只被理念发明法拖了后腿,连制造幻象的能力都用不好了。在无线电力中,特斯拉没造出一个实际的产品。但他却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制造夺人眼球的实验,还在大众媒体上做了很多夸张的预言。这虽然让他一开始快速抓住了投资人的注意力,获得了丰厚的投资,但当他无法按约定的时间拿出实际的发明成果时,就算他依然不断制造迷人的幻象,投资人还是放弃了他。就连曾经给他做过背书的行业专家们,也都不再看好他,认为他徒有其表、华而不实。于是,特斯拉在众人眼中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电气工程师,反而变成了一个行业小丑。

没有了资金支持的特斯拉,更加无法完成他庞大的新系统。最后特斯拉负债累累,甚至他用来做实验的铁塔,也被人拆了当作废铁卖掉抵债。你看,制造幻象的能力要想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实际的发明作为基础。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其实特斯拉用不好制造幻象的能力,还因为他忘记了一个成功产品的,最基本的底层逻辑。那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到底需不需要。在无线电力的发明中,特斯拉希望可以取消电线,利用大地作为导体,把电力传输到地球上任意一个地方。在当时,可能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个想法,都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别说它能不能实现,就说当时的社会需求,并不需要什么无线电力。

在1900年的美国,电气工业已经建立起价值千万美元的行业规模,人们正在为有线电力的应用而欢欣鼓舞,整个行业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这时,要让投资人放弃有线电力,选择投资巨大却又看不清未来的无线电力,显然是很困难的。特斯拉的想法,太超前了。

直到100多年之后,人们才看到了无线电力的价值。2014年,美国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公布了一个发明,他们用无线电力传输技术,隔空点亮了一个灯泡。这个发明被《时代》周刊评为了“2014年年度最佳发明”。要知道,一百多年前的特斯拉,也曾经做过同样的实验,只不过,那时没人相信特斯拉能成功。

也可以说,特斯拉关于无线电力的想法,超前于当时社会的需求。社会认识不到一项发明的价值,也就不会给予它成功的土壤。这成了特斯拉一生的遗憾。

 

总结

好,对《特斯拉》这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重点内容。

第一,我们讲了特斯拉独特的理念主义发明法。理念主义发明法就是先用想象力探索事物背后的规律,形成发明的理念,找到发明原理,他的特点就是在头脑中做实验,可以大胆假设,降低试错成本。

第二,我们讲了特斯拉制造幻象的能力。好的发明不会自动传播。受益于第一次给投资人演示“哥伦布蛋”的成功,和媒体宣传的成功,特斯拉从此非常倚重这种推广发明的方式,用它来吸引投资人注意,获得投资。

第三,我们讲了带来特斯拉成功的这两点,在没有做到的时候,如何带来了他的失败。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个人思考。从特斯拉的成功和失败中,我们看到,能做成产品的发明,必须响应社会的需求。一旦发明超过了时代的需求和认知,就难以获得真正的落实和推广,无法发挥价值。可是发明家只有不被现实拘泥,才能想出伟大的发明。根据第一性原理想出的发明,远超时代需求的可能性也许非常大。那发明家到底应该怎么平衡这些因素呢?怎么让自己在仰望星空的时候还能够脚踏实地?相信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像特斯拉一样的探索精神永远不会失落。

读书心得
阅读《特斯拉》后,我深感特斯拉作为划时代发明家的伟大。他的创新精神和对无线电力的执着追求,虽屡遭挫折,却为后人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故事告诉我,探索精神永不过时,坚持梦想终将照亮未来。

《大汉帝国在巴蜀》读书笔记

admin阅读(31)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是一本评析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历史的书,它清楚地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拥有诸葛亮,并以《隆中对》这个准确预言为发展纲领的刘备,没能取得成功,他建立的蜀汉反而在三国中最先灭亡了。

人们通常认为,三国中蜀汉的失败与气数、天命有关。历史学家也有这样的看法,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在写诸葛亮传时,就认为他抗不过天命。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是对巴蜀历史记述很详细的地方志,其中也说,诸葛亮想以区区一个蜀国,去争已经失去的天命,不可能成功。

《大汉帝国在巴蜀》则明确指出了为什么蜀汉失去了所谓天命。它认为天命其实是政治合法性问题,本来刘备以匡复汉室为旗号,足以凝聚天下人心,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相抗衡,通过这种政治正确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但他一系列的政治失误,导致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强烈质疑,从而动摇了它的稳定,把一手好牌彻底打烂。

作者认为刘备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抛弃了“天下为公”的幌子,把追求私利的目的表露得太明显、也太不合时宜了。尽管他喊着匡复汉室,行动上却与抢地盘、当割据势力无异。尤其是他仗着刘璋对自己的信任,以龌龊手段袭取了益州一事,使自己早年积累的仁德口碑丧失殆尽,招致益州人的不满,埋下叛乱祸根。也使孙刘联盟由此破裂,失荆州、损兵马,一度让蜀汉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如果不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以坚持北伐的方式重新建立了政权的合法性、凝聚了人心的话,蜀汉可能早已灭亡。

这本书的视野非常宽,作者观照了从刘备初登政治舞台直到蜀汉灭亡的整个过程,秉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念。也就是说通过总结历史的规律,来对应分析这一个断代史的得失,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蜀汉的败因。他认为,虽然刘备是依靠《隆中对》取得了立足根本,但这份策略从被提出之时,就缺少明确的政治手段的指导,使得刘备没有把“匡复汉室”作为贯彻始终的理念。仅仅关注这份策略提出的军事目标,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因此注定蜀汉不能取得成功。而且由于政治失策,《隆中对》提出的最基本的军事目标也未能实现,遑论与吴、魏鼎足相争。

这本书的作者饶胜文是中年历史学者,现在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任教。他平时对军事史、军事地理还有战略思想非常关注。之前他写过一本书,叫作《布局天下》,关注的是历史军事地理话题,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历史过程中,军事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比如他在书里分析了关中、四川等地的险要对历史有过什么影响,历代掌权者对中原局势的判断有过什么得失等等。把政治与军事、地理等元素结合起来分析,这是饶胜文很喜欢的研究方式,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本书里,这种方式体现得也非常明显。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和作者的基本情况,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会讲一讲《隆中对》对刘备战略思路的影响,如何帮助他崛起,又因为什么样的缺陷,埋下了刘备失败的伏笔。其次,我们将分析一下,刘备的三大政治失误,如何使蜀汉失去了与吴、魏争霸的资本。最后,我们要说一说,诸葛亮面对刘备失误造成的政治遗产,采取了哪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又为什么改变不了蜀汉败亡的结局。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隆中对》对刘备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刘备在公元201年的时候,因为遭到曹操讨伐,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那时候他没有立锥之地,兵马凋零,纯属寄人篱下,成天无事可做,还被刘表提防。有一次,他看见自己大腿上长了许多肉,还哭着感慨这是多年不骑马导致的,意思是自己追求的功业都要荒废了。就这样过了六年,在他46岁的时候,终于遇到了26岁的诸葛亮。一个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一个快到而立之年要创一番事业,两个人做了对话,以诸葛亮所谈的方略为主,就形成了《隆中对》。此后刘备就以此为指导,先在荆州站稳脚跟,而后挺进巴蜀,建立了蜀汉政权,开启三分天下的局面,称得上是咸鱼翻身。因此,人们历来认为《隆中对》是一份水平非常高的策略。

简单描述一下《隆中对》,说的就是天下即将三分,刘备如果能占有荆州、益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一带,在内施行善政,在外联合孙权,就能对抗曹操,成就霸业。

巧的是,几年前鲁肃曾为孙权打造过一个战略,内容之一,也是先取得荆州,再夺益州,这就可以以长江为界,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说,鲁肃和诸葛亮的思路是很像的,证明《隆中对》的战略是当时精英人士的共识。

《隆中对》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要实现“跨有荆益”,即同时拥有荆州、益州这两个重要地区。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便利,能轻易获得资源,站住了脚就可以直逼中原。而益州有天险可守,还是沃野千里的地方,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战备力量。一旦实现了“跨有荆益”,那么到时候有两条路线可以出兵。一条是在北方,通过益州走秦川,从陕西一带逼近中原;另一个是在南方,通过荆州威胁洛阳。两面夹击之下,曹操会腹背受敌,十分难受。

可以说,《隆中对》为刘备规划的军事路线非常清晰,刘备后来也照此办理,一度拥有了荆州部分地区和整个益州,基本实现了“跨有荆益”,这才拥有了三足鼎立的资本。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体现的是《隆中对》的正确性。但饶胜文认为,《隆中对》其实暗含着非常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对于刘备和蜀汉政权来说是致命的。就是它的军事路线虽然清晰,但没有指出实现目标的正确方式,尤其是政治方式,这使刘备在实现“跨有荆益”时,采用了错误的手段。

诸葛亮曾对刘备说,荆州的刘表是个守不住地盘的人,而益州的刘璋也是没什么本事的人,当地人都盼着更英明的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老天爷要送你的礼物。诸葛亮虽然没有明说让刘备趁机去抢地盘,但他的暗示刘备肯定是听明白了,也照做了。刘备取得荆州的部分地盘,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此时刘表和刘表的儿子刘琦都已经去世,刘备接替他们做了荆州的主管。这一过程尚属合法,但取益州的过程就不是了。当时刘璋掌管益州,因为受到张鲁的威胁,就请刘备来帮忙。而刘备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跨有荆益”的好机会,不但不打张鲁,还和刘璋的下属勾结,围攻成都,自己取而代之。

应该说,刘备取益州,除了是按照《隆中对》的规划之外,也是现实所致。因为他此前虽占有一部分荆州,却是以建立联盟为前提,从孙权手中换来的,并不能算是自己的基本盘,只有西向益州,才能建立真正的立锥之地。但饶胜文认为,刘备的“跨有荆益”一点也没有考虑政治影响。要知道,刘备一向以汉朝宗室自居,喊的口号也是要恢复汉家天下。而刘璋本身也是汉朝宗室,刘备攻击同宗,就被人们认为是与汉室为敌,把自己置于了一个特别不利的位置。

我们之前提到,一个政权的天命问题,是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如果刘备恢复汉室的过程,是以攻击同宗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样一个矛盾的逻辑,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疑惑:汉室到底是否还享有天命?如果有的话,那么攻击汉室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何况你也姓刘。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提出恢复汉室的口号是不是也站不住脚?所以今后无论刘备如何选择,他所建立的政权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所以刘备取益州的方式实在是政治上的失策。

这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夺益州成了孙、刘反目的起点。因为孙权曾提议和刘备一起讨伐张鲁,然后趁势袭取刘璋,共同占有荆州、益州之后,再一同对付曹操。但刘备告诉孙权,刘璋是自己的同宗,不能打,应该团结在一起讨伐曹操。假如历史这样发展了,那么“跨有荆益”就通过政治联盟的形式实现了。按照饶胜文的观点,这会让刘备更容易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但刘备刚义正言辞地拒绝孙权,掉过头来就自己取了益州,让孙权对刘备产生怀疑:你究竟是要匡复汉室,还是要抢地盘?从此对刘备失去信任。而且我们之前提过,东吴也有“跨有荆益”这样的战略思路,因此本质上,孙权和刘备在益州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更何况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已经占有了荆州的部分领地,再拥有了益州,对与他相邻的东吴而言,比长江以北的曹操威胁都大。这直接改变了孙刘的同盟关系,埋下了双方日后在荆州火并的伏笔。

好,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就是刘备在最潦倒的时候遇到了诸葛亮,依靠后者的《隆中对》理清了未来的发展路线,迈出了崛起的关键一步。但《隆中对》对实现“跨有荆益”的手段表述不足,使刘备过于重视“跨有荆益”的军事结果,而忽视了政治影响,为此出卖与东吴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为后来双方翻脸埋下了祸根,也影响了他在巴蜀的统治。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刘备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的三大政治失误,如何使蜀汉失去了与吴、魏争霸的资本。

这三个失误,一是取益州后没有处理好善后问题,二是命关羽进攻襄阳,三是称帝。

我们先来看刘备取益州后的善后问题。他一度纵兵抢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还是经过赵云的劝说才罢手,可是已经大失民心。此外,他还把刘璋送到荆州软禁了起来,一点宗室的感情也没有。

刘璋父子,在益州已经经营了两代,夺取刘璋的基业,还软禁,公然与宗室为敌,让刘璋原先的手下相当不满,这为刘备未来的统治埋下了人心不稳的隐患。而且刘备没想到的是,当他日后当汉中王时,因为天子被曹操挟持,不能对刘备进行封授,只能靠另一种方式获得王爵,就是由和他同级别的诸侯来举荐。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非常少,刘璋算一个,但刘璋已经和刘备结了死仇,怎么可能举荐呢?所以称王的合法性问题,一度搞得刘备很尴尬。这就看出来他的政治眼光不足,如果他能意识到刘璋的政治价值,就应该在取益州后好好掂量掂量。

孙权占领荆州后,刘璋落入了东吴之手。孙权就把刘璋父子安置得很好,做出一副要让刘璋重新掌管益州的样子,利用他们在益州的影响力,策动反刘备的势力,给蜀汉政权找麻烦,还催生出了叛乱。两相比较,就能看出谁的政治手腕高明了。

对内的善后做得不好,对外也是如此。刘备取益州后,孙权迅速要求刘备让出荆州的三个郡,为此不惜派兵施加压力。在曹操可能要进攻益州的情势下,刘备不敢和孙权交战,只得和东吴谈判,划定新的势力范围,暂时化解了这次荆州危机。但他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是他过于狭隘地理解了“跨有荆益”,在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导致了他与孙权的关系产生了质变。所以在五年后,他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彻底引爆了荆州这个炸弹。

刘备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主动对曹操发动进攻,即令关羽率军进攻襄阳。

饶胜文认为,尽管一些学者觉得,关羽攻打襄阳是他自己的主意,但实质上,这是得到刘备授意的。襄阳是一个战略枢纽地区,占领了襄阳,可以直逼宛城、洛阳等地,这和《隆中对》中所说的从南路进攻中原的部署相一致。但关羽攻打襄阳,不是因为要威胁中原,而是因为刘备占领了汉中。从汉中那里,有一条汉水顺流向东,可以直接到达荆州,十分方便,而汉水流经之处,襄阳是关键节点。拿下这里,就等于打通了汉中和荆州之间的一个便捷通道,实现更紧密的“跨有荆益”,稳固势力。说到底,在刘备眼里,占地盘还是比恢复汉室重要。

但不管怎样,由于襄阳是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去,刘备还是在联盟框架内打击曹操。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时孙权对他和曹操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刘备占领益州后,孙权已经把他看作最大的威胁,而且由于远走益州,刘备可以避开曹操的锋芒,把军事压力都推到了距离曹操更近的孙权身上。在赤壁之战后,荆州的四个郡,孙权只占了一个。也就是说,好处都被刘备占了,压力全被孙权承担了,这就使孙权开始重新审视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并做出了一个决定:与曹操进行缓和,重点攻击刘备。双方因为夺荆州与益州而积累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

于是,在关羽全力攻击襄阳时,吕蒙偷袭荆州得手,使关羽落入兵败被杀的境地,刘备彻底失去了荆州。从此,“跨有荆益”成了空话,《隆中对》的规划成了泡影,再未变为现实。这是刘备犯下的第二个大错。

关羽被杀的同一年,汉献帝禅位给曹丕。这时刘备做了一个令人无语的选择,就是当皇帝,定国号为汉。这是他犯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为什么这个举动很让人无语呢?我们还是要回到《隆中对》里去看。

《隆中对》里有一句话,叫作“汉室可兴”,也就是说大汉王朝可以得到复兴,认为刘备是“帝室之胄”,也就是汉朝的宗室。按饶胜文的观点,对刘备有利的政治选择,应该就是以恢复汉王朝的秩序为旗号和目标,把主要的对手曹操定义为篡权夺位的权臣和奸贼。然后把孙权和其他势力叫作同盟,一起对抗曹操,将自己树立为汉朝代言人的形象,借此壮大实力。

在这一点上,刘备大可以学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称帝前,是更始皇帝的下属,但刘秀当时既有强大军事力量,并且在征讨王莽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众多力量的拥戴,因此即便他与更始皇帝决裂,自立为帝,也并没有人说什么。因此《隆中对》在“汉室可兴”这个表述上很暧昧,并没有说要恢复什么样的汉室,就是为刘备留下了操作空间。

但是刘秀拥有人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消灭了王莽的政权。而刘备则不顾消灭曹操,只急于实现军事上的“跨有荆益”这个短期利益,所以他并不拥有刘秀那样的政治资本,反而备受质疑。那么他称帝的举动,就更加重了这种质疑。

刘备对人们宣称,汉献帝已经遇害,天下无主,所以自己不得不当皇帝。其实汉献帝只是被曹丕供养了起来,所以刘备此举就给人以口实:天子还没死,就着急当皇帝,比为汉室报仇还着急。这个举动,割断了刘备与汉献帝之间的联系,直到刘备死前,他都未再有进攻曹魏的实质举动,那么他在称帝时喊出的“要代天讨伐曹家”就成了空喊。而且,天子已经死了,所以我才称帝,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以他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就很成问题。

刘璋原来的部属,本来就对刘备夺取益州心存不满,他称帝的举动更让这些人非议。而后伐吴惨败,使得蜀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达到了极值。当刘备在白帝城郁郁而终时,这些益州人趁着国家疲敝,将对他当年豪夺益州的不满一并发泄出来,制造了一场叛乱。蜀汉不仅失去了进攻中原的实力,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政权岌岌可危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那就是刘备在实现“跨有荆益”的过程中,陆续犯下了三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一是没有处理好攻占益州的善后问题,造成当地人的严重不满;二是令关羽进攻襄阳,被东吴趁机偷袭荆州,使“跨有荆益”成为泡影;三是在汉献帝禅让且被供养起来的情况下,假造天子被害的消息,选择自己称帝,在政权合法性方面遭到极大质疑,失去了民心基础,不仅再没有底气争霸天下,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面对刘备制造的困局,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却改变不了其败亡的结局。

益州的叛乱使刘备终于明白,虽然汉献帝已经禅位,但只要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是被贼一时夺去,就能证明汉室仍是天命所归,道义仍在汉室这一边。那么由他这个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作为唯一的刘氏余脉,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并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弃讨伐曹魏、贸然称帝,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压制人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于是,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托付给了诸葛亮,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甚至告诉他,如果你觉得我儿子会拖你后腿,你就自己取代他。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谁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此前刘备一直没把诸葛亮当作贴身智囊对待。比如刘备入蜀占领益州,是法正和庞统起主要的谋划作用。向东吴复仇时,诸葛亮也劝阻不了刘备。所以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战略。他也深刻意识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远不止军事问题那么简单。比如我们来看他对出兵时机的选择。

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着手第一次北伐。从国力的恢复来看显得有点着急,但此时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人对它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对汉室的怀念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恢复汉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础,所以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国力未复,也要出兵。

为了保障头等政治大事,诸葛亮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重罚了老将赵云,还把自己降了三级。因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权都可能被颠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响北伐的战果。他使蜀汉之人意识到,北伐的坚定性,是一种信念,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谁都不能与之相违背。人心的认同会折射到行为上,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峻法,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观念感召下,蜀汉从刘备兵败的危机中走了出来,重新认可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使之延续了数年生存。期间政治清明,国力虽然最弱小却最有进取心,不能不说得益于北伐这个准确的政治路线。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伐没能取得成功呢?这还是由刘备早期的政治失误造成的,因为《隆中对》最初提出的设想,毕竟是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实现两路出兵,夹击曹魏。但荆州已经失去,从那里出兵的通道没有了,蜀军就只能从地势不好的秦川一带进军。补给线长,粮草总是出问题,很难持续和曹魏作战,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不好打,还必须要打,所以说北伐是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

而另一个困局,就是益州的内忧。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乱,可是反抗的潜流始终存在。这仍然与刘备的失误有关。当初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手下包括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原来益州刘璋的部属,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属。前者是“旧部”,是原来益州的主人,后者则是所谓的新人,也叫客籍,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旧”之分,或“主客”之分。

我们说过,益州旧部对刘备政权的态度很消极,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更何况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也不利于姓刘的人当皇帝。什么是谶语呢?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这些预言的核心观点,就是“刘祚将尽”。祚,就是皇帝之位,刘祚将尽,就是说姓刘的皇帝位子做不长。

由于对刘备不满,“刘祚将尽”这种论调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并在刘备死的时候催生了叛乱行为。诸葛亮在世时还能靠铁腕与北伐逻辑压制这个论调,当他去世后,益州旧部的力量抬头,这个论调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风机一样,疯狂燃烧起来了。

当时影响最大的声音,是担任光禄大夫的谯周写的一篇《仇国论》。仇国指的就是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一个叫因余是小国,一个叫肇建是大国,其实就指现实中的蜀汉和曹魏。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打不过强敌,应该学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不要穷兵黩武,实际上就是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这个论调有现实依托。公元249年,司马懿趁着魏国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件”。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马氏篡位了,那么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将成为历史。既然这件事都成了过去,那么以声讨曹贼为口号的北伐,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失去了意义,不就成了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呢?所以谯周的《仇国论》写出后,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颇为认同,甚至连张翼、廖化这样跟着诸葛亮数度北伐的将军,都以此为依据,反对继续北伐。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况,这就看出当时的人心了。

但对蜀汉而言,《仇国论》的论调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说过,北伐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保证,《仇国论》否定北伐,实质就是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军来攻,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

那么,客籍集团就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吗?答案是无奈的。因为在诸葛亮去世后,其继承者蒋琬、费祎等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与掌控能力。而且蒋琬等人虽然还在喊着北伐,但在“穷兵黩武”理论的压力下,采取了军事收缩,把精力转移到了保境安民。这使得北伐逐渐成为空谈,人们越来越不想和曹魏争斗,只求得过且过。于是在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面对进攻的魏军,在《仇国论》的影响下,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选择了投降,蜀汉灭亡。而那时魏军距离蜀汉的都城其实还很远。刘备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当然,历史上对《仇国论》和谯周的争议比较大,也有声音认为谯周是帮助蜀汉避免了战火,对百姓有益,这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

 

总结

好,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介绍完了,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

蜀汉政权从建立到败亡,对它产生决定影响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选择。《隆中对》有明确的发展思路而无清晰的手段指导,使刘备虽在军事上部分实现了“跨有荆益”,得到短期利益,却付出了联盟破裂的政治代价。不但为此与孙权反目,还因为以不当手段占据益州和称帝,失去了人心,损失了最大的政治支持。尽管刘备死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由诸葛亮坚持北伐进行了挽救,一度延续了政权的寿命,但这一影响已经不能消除。益州旧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始终伴随着谶语的秘密流行影响着人心,并在诸葛亮死后大行其道。不但否定了北伐方略,更催生了《仇国论》这样的理论,在外敌入侵时演化为投降舆论,直接促成了蜀汉的灭亡。因此可以说,早在蜀汉政权诞生之初,对政治缺乏深刻、准确的认识,就注定了其结局。

三国,乃至许多政权的历史命运,诚然是通过军事胜负的形式来显示结果,但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政治。它包含了道德考量、利益评估、社会心理借助等许多因素,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具综合性、更复杂化,且需要以超越短浅的目光去审视、思考。所谓成王败寇,不是命,也不是运,而是经由一番严苛的政治考验后,由历史筛选出来的结果。

读书心得
阅读《大汉帝国在巴蜀》,我认识到蜀汉政权的兴衰不仅关乎天命,更在于政治合法性的维系。诸葛亮虽才智过人,却难以逆转历史大势,其故事引人深思。

《上学记》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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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上学记》。

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两种人说话,我们可得用心听,这些话简单明了,价值却很高。一种是孩子,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没有条条框框,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问出接近本质的好问题来。另一种是富于人生智慧的老学者。

你是不是觉得我说错了——大学者的话,怎么会简单明了呢?还真没搞错。站在学科山顶的老人,对普通人说话,会使用最明白、最通俗的方式。一方面,他们的知识和修养达到了这样的化境,可以把高深的知识,拆解成你能听懂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早已经功成名就,没必要靠让人头疼的概念和公式,用那种逻辑复杂的大长句子来挖护城河,标注自己的学术地位了。

读这本《上学记》的感觉,就是坐在一位有智慧的老学者对面,听他不疾不缓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你解答人生和求知路上最根本的问题。

这位老人叫何兆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他主要研究的是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和思想文化史。何兆武担任过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我们知道的最重要的西方学术经典,像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期都是由他翻译的,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本书的整理者文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时任三联书店编辑。她在何兆武八十多岁时,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对他进行采访,请他回忆早年求学、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经历。何兆武的讲述轻松平易,富于生动的感染力。同时,他又是一位学术训练有素的史学家、哲学家,对联大时期学者们做出了直白精辟的评点。

何兆武的这段回忆,焕发出两种很少同时出现的性格光泽:既有接近谦卑的内敛,也有富于锐度的刚直。他的谦和出自内心,这是只有将自身融入广博的人类命运,谅解了整个世界之后,才能具有的风度。而他直率时,则像个天真的青年人,一剑封喉地直指前辈大师们的学术甚至品质的缺欠。饱经风霜的何兆武,当然知道该如何把话说得委婉。我后面会为你讲到,这并不是由于个人恩怨,而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

领略学者的风度和精神,还不是我们说这本书的首要目的。面对一位通晓历史和哲学、知无不言的智慧老人,我们都有一大堆人生困惑要求教,而且都是大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包括下面这些?

得到是一个求知平台,你想没想过:学习知识,究竟是为了什么?又该怎么获取知识呢?

知道何兆武在历史学上的成就和地位的人,还会紧接着追加第二轮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历史?或者,说白了吧:历史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还有一类人人都想弄明白,但却又很少有人能参透的问题。假如你是年轻人,更会对这个困惑深有体会:都说我们这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快乐和幸福?这一回,青年总算遇上智者了,当然要问一问: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何兆武不会嫌弃这些问题太平常、太空泛。因为他在这本书里,已经用漫谈的方式做了解答,我都为你搜集、整理出来了。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对知识、对历史、对幸福,他是怎么说的。

 

第一部分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上学记》,内容当然是以学习经历为主。除了个人经历,它还提供了许多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资料,最适合解答学习目的和学习原则的问题。

我们今天催孩子学习,最常用的理由是: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我们开头说了,很多习惯说法,经不起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比如,找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过上好生活。那过上好生活之后呢?迟早要问倒你。你会发现,我们这套好像理所当然的答案,比“放羊为了娶媳妇,娶媳妇为了生孩子,生孩子为了放羊”也高级不了多少。

何兆武说,他当初读书的目标,也是为了考上好大学。他的父亲是矿业工程师,几个姐姐读的都是北大。所以,他中学时的目标,就是考上清华北大。那时的清华北大已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但每年也只收200人,在校生一共只有八百。他1939年高考那年,光报考北大的北京考生就有四千人,竞争和今天差不多激烈,也有着“一考定终身”的色彩。那一年的高考,和今天的最大的区别,是北京已经在抗战中沦陷,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已经转移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求学,以及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何兆武建立了自己的知识观。

求知的基础,是在青少年的读书时光里,建立自己的认知系统,更加广博和深入地了解世界。何兆武中小学时期接受的,已经是按照西方传统建立的教学体系了。课程设置和今天差不多,还增加了童子军等内容。何兆武特别感谢梁启超、严复这批学者,因为是他们最早把先进的科学知识引进中国,使他们能在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比较全面地接触到西方文明。他们上一代的读书人,只承认西方科技领先,却不承认西方文化,觉得自己的仁义道德是世界第一,所以才讲“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前夜,中国知识界才发觉,西方的科技领先,是源自文化和哲学思想,只学技术,不学方法论,就会一直落后。这个认知提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所以,对一位学者的评价,应该包含两部分:不能只看他对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也要看他对于时代的作用。梁启超被很多人看作日本学术的搬运工,但在那时候,他对中国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我们大概也能猜出来了,何兆武为什么在做研究的同时,还要搞西方经典的翻译工作了。

何兆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文的,到中学时,老师已经用英文讲课了,理由是“将来上大学方便”。果然,在西南联大,全部的理科教材,相当一部分的文科教材,使用的都是英文原版。

何兆武把自己青少年时期建立的认知系统的过程,称为“无事乱翻书”,也就是说,教育不止于课堂,他看书没有明确归类,什么学科、什么书都接触,从物理学到唯心主义哲学,都让他大开眼界,互相印证,逐渐编制成一个知识体系。在后来的西南联大学生里,凡是中学时代知识体系底子打得好的,成绩就好。

按理来说,从小接受这样的西式教育,他也许该像五四学者那样,对文言文和传统文化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但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学古文。五四一代学者,能够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深厚的国学修养,了解传统文化的全貌。如果说中国文明有五千年,那么,四千九百五十年的载体都是古文。即便将来在国外生活,中国人的天然优势,也是中国文化基础,这是渗透在血脉里的。总不能外语比不上外国人,中国文化也不懂吧?

进入大学之后,何兆武体验到,求知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有位记者采访联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邹承鲁,问“为什么联大办学条件那么艰难,却培养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他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对于知识来说,思想自由既是准则,也是目标。

说起联大的自由学风,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北洋时期,掌权的军阀根本没有长治久安打算,拿不出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来,这使教育家们有机会实施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抗战时期的局势动荡,为高校师生们的自由交流,提供了间接的宽松环境。

何兆武回忆,在联大上学时,从专业选择,教授授课方式,到考试方式都是自由的。他就换过好几次专业。听课也是依据兴趣,本专业的很多课没有上,外专业、没有学分的课,却旁听了很多。学校里什么样立场的教授、学生都有。观点针锋相对,学生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反对老师。但师生私下相处却很松弛、很随便。思想上的分歧始于学术,也止于学术。

任何一种学术观点,只要能产生影响力,都有合理的成分。联大这种不绝对化、不纯粹化的学习风气,为吸收不同理论的优势,创造了条件。

自由也并不等于散漫和懈怠,联大师生的学术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自主选择的风气下,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潜能。这在我们的学习里也很明显,凡是自己有兴趣的,学起来就专注,效果就好。

对于办学质量来说,学生素质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氛围。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差不多,问题是能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独创能力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而没有求知和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创造力。

求知的目标,也是一切知识的衡量标准,是求真。在知识面前,不掺杂利益、感情和权力观念,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有多难?“你懂的”。

在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真正的典范,应该还是那一代学者。这是他们由青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学术品格。杨振宁是联大物理系学生,在和人谈论爱因斯坦的一篇新论文时说“毫无创新,老糊涂了”,这是何兆武亲耳听到的。

何兆武的好友,国际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说起某位著名哲学家为什么没理清一个问题时,说“他只能这么讲”,意思是那位哲学家自己没想通。如果我们当时听到,会觉得这帮年轻人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杨振宁、王浩,都是发展甚至超越了前辈成就的大学者。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高度,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成熟的,这时候,他们已经看到了学科的全貌和边界,掌握了学术标准。

在这本书里,谈起前辈师长,何兆武也是秉笔直书,完全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这本《上学记》出版以后,最受争议的地方,就是他对冯友兰的评价。何兆武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总是先有一个理论架子,再去找材料填充,这是很重大的缺陷。他对古代哲学的介绍,尤其是名家、道家和朱熹思想,很多都是个人理解。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并没有真的和历史挂钩,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在排列哲学。另外,冯友兰也不懂佛学。

这几条评价,可以说不只拳拳到肉,简直是刀刀见血。而且,他还直接对冯友兰的品格、学术作风进行了批评。

冯友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兼院长,按俗话来说,是何兆武的“亲老师”。所以有人指责他目无尊长,他自己倒很坦然,回答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这种态度是“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联大的学生们,年轻时如此,也一辈子如此。在何兆武身上,看起来是少年人的纯真,实际上是哲学家的本色。

 

第二部分

何兆武对知识的理解,可以概括为追求真,追求思想自由,追求抵达认知的遥远之地。

对于他所毕生研究的历史,他当然有更加丰富的认知维度。那么,在他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采用什么方式来了解历史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得先抛出他熔历史和哲学为一炉的一个金句,这句话是:“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这就像人生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可以理解为,在他眼里,历史具有本体和哲学的双重本质。

先来说历史的本体是什么。何兆武认为,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是把当时人们的精神和生活写出来。而专业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历史事件研究和专门的历史材料。而很多历史材料,都把一段鲜活复杂的历史,写成了充满数字、名词的报告,让人们读不到真正的生活和人类精神。历史是人的活动,堆多少历史材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只使用这样的史料做研究,就像只知道一个人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不理解他的心理,就不等于了解他。

另外,标准史料还有两个常见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在应用上的缺陷:第一,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也就是当权者,掌握权力的时间越长,对官方历史的控制和影响就越强,这段正史的失真度也就越高。第二,历史是由高雅的社会上层书写的。他们关注的生活,他们使用的语言,都和当时大部分民众不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不容易获得反映下层社会的材料。

所以,何兆武主张,历史不只是历史典籍,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里。只要能反映真实生活的材料,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有时候,文学家、诗人对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更深刻也更直观。比如,他读过丰子恺的一篇小品文,讲丰子恺如何向一个上海商人做自我介绍。他说我姓“五谷丰登”的丰,那个商人听不懂;改口说是姓“咸丰皇帝”的丰,商人还是不明白。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就是“汇丰银行”的丰。商人立刻就明白了。

何兆武觉得,这则小故事,最能体现上海滩小商人的生活和精神。他的历史研究,常会用到这些通过“乱翻书”积累起来的知识。

你要问了,这样零碎的组织材料,搞出来的历史会不会太杂芜了?这就要说到他对历史的另一重认知:研究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取得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

何兆武的年轻时代,是中国近代最痛苦的时期,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连续战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究竟是什么?所以他选择了从事历史研究,他相信,在人类过往的幽微里,能够找到答案。

他最想要探寻的,是一些大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些国家原本很强盛,后来却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和隋唐。

这种大历史观,是如今热门的历史研究方法,还产生了很多视角特别开阔的畅销书,改变了普通读者的认知。但在何兆武读大学时,国内历史学盛行繁琐的考据风气。他觉得纯技术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知道零碎的知识,不代表真正理解了历史。

他说,历史研究想要取得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需要的是坐标系的转换。比如说,原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坐标是大地不动,日月星辰转动。人类理解不了很多自然现象,当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着太阳转,把这个坐标转过来,一系列困惑随之迎刃而解。历史学中,没有永恒的标准,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坐标。

何兆武以“转换坐标系”的原则研究历史,是需要“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学术勇气的。当时,钱穆已经是史学名家,他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是中国通史中的经典。我们最熟悉的,是他在序言中提到的原则:中国人对待本国历史,应该具有温情和敬意。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

但何兆武说,《国史大纲》虽然有很多可取之处,但问题就出在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参与了世界。即使自己不想参与,也要被硬拉进来。而钱穆对世界历史的了解不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又太深厚,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它黑暗和落后的一面。研究本国文化,最需要的是正视自身缺陷,排除妄自尊大的毛病,解决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第三部分

说到这儿,你可能感觉到了,何兆武的历史观,和他对知识的求真、求自由的态度是相通的。他的这些想法,也许会被一些人觉得是老生常谈,没什么出奇之处。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能一生恪守呢?同样的道理,只是字面了解的人说,和一直奉行的人说,力量和“分辨率”都是不一样的。

面对何兆武这样知行合一的人,我们可以问出平时不好意思问,或者觉得问了也白问的这个问题了: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何兆武在八十多岁时回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候,还是在联大的七年。这也是很多联大学生的共同回忆。有些毕业后去台湾大学工作的学者,去世前仍然将自己的藏书捐献给母校清华。何兆武说,这一定也是因为他们把联大经历作为自己一生最满意的时光。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联大师生的生活是非常动荡、艰难的。何兆武从北京到昆明入学的一路上,坐的火车遭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有的学生,是骑着一头驴穿越半个中国来到联大的。联大的教授们,战前的月工资能买一个四合院,现在还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学生们过的,几乎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看来,幸福并不等于物质生活,那又在哪里呢?

当时联大师生,曾经在课堂上深入讨论过这个话题。起因是有位西班牙哲学家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目标是光荣。当时的联大教授,国学大家、哲学家汤用彤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心灵的平静。而哲学系的明星学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浩认为:实现这种心灵平静,需要先体验过光荣才能获得。

我对这次交流的描述,是简化过的。这里说的光荣,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光和荣誉,而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的人生体验。但是,它至少证明,在哲学家们看来,幸福不是感官愉悦和物质享乐,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不是能用物质框定的,也不是满足了外部各种“小目标”就能达成的。

读大学时,何兆武和王浩这对学友,对这个话题进行过更深入的讨论。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在白日梦里设问:假如能满足一个愿望,我是该选金钱、爱情、事业、名气,还是其他的什么?这个问题,歌德也回答过,他的答案是“知道一切”,这是学者们通常选择的答案。

而王浩说,其实这也未必就能实现幸福。对于求知者来说,世界的魅力,是因为看不透。真要知道了一切,也就觉得什么趣味都没有了。

当然,“知道一切”本来也不可能,每个新答案,都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何兆武觉得,真正的幸福,其实就存在于这种不断的探寻过程中。幸福感的体验,来自对世界不断产生新疑问,对自我不断进行怀疑和否定,达到更高的境界。通过这种看起来苦恼的方式,才能获得充实和圆满。人生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但不妨碍人们一直想去解决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幸福。

看来,我们一再地对物质生活感到不知足是正常的。因为实现幸福,并不是满足外部条件,而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么说可能有点儿太抽象了。对于获得幸福和快乐的途径,本书也给出了两个路径:第一条还是和求知有关。

何兆武做历史学研究时,喜欢用数学、逻辑以及宇宙的普遍规律作为参照,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他觉得,由科学思维建立的规范严谨的世界,总是让人感到惊奇和敬畏。

但他向读者们强调,在人类的精神构成中,还有一个存在于科学的范围以外的广袤世界。对于那个世界,人只能理解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说,和我们的幸福体验直接相关的,有一个关于美的世界:读诗,听音乐,欣赏艺术,不要去问有什么用,能赚多少钱,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甚至是最高的人生目的。为什么很多富豪家庭,会让子女学哲学、学艺术而不是学商业、学管理?因为哲学和艺术距离人生幸福更近。在抗战以前,他们在音乐课外,到彼此家里听唱片,去听北京师范大学交响乐演出。这些好像只是小事,但构成了他们终身对于美的追求。

也就是说:人要想幸福,必须建立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超越物质目标的基础。而且,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仅包括逻辑、理智、科学,也要有超越理性的满足。

第二条,是个体的人生,需要建立与社会、与时代的密切联系。

当时的联大,并不是一片世外乐土。校舍是临时建造的土坯房,图书馆的书也不够,日本空军还经常对昆明进行轰炸。但师生们日常的精神很专注、很饱满。大家躲过空袭警报,就回来继续平静地上课。

何兆武回忆,学生们的情绪都很好,没有失望或低落的想法。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国际局势,推论出日军一定会失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会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学到的知识,一定会应用在未来的战后国家建设里。而这种精神状态,其实就是幸福。

何兆武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个单纯而美好的幸福观,能够回答那一代知识分子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风骨。

 

总结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感慨:这位饱经沧桑,经历过许多人生逆境的老人,真的比我要幸福。我甚至觉得,和耄耋之年的何兆武比起来,我更像一个无知却衰老的人,而他却是睿智的少年,对世界充满了善意的好奇。好在,我还是有机会听到这样质朴蕴藉的智慧。下面,再和你一起回顾一下。

第一,关于求知的意义和原则:要建立广博的认知系统,不带预设立场地接触各个学科,更加幽微地了解世界。求知的前提,是追求思想的自由。求知的准则是求真,不掺杂任何利益概念。这样的知识,也是通向幸福的道路。

第二,关于历史观。真正的历史不只是由胜利者、高雅的上层书写的正史,可能存在于各种人类智慧形式中,凡是能反映人的精神和生活的材料,都属于历史。想要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建立新的观察坐标系。

第三,真正的幸福感,不在于实现物质上的现实目标,而是达成一种精神状态。这需要建立丰富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把个人的前途和时代、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读书心得
阅读《上学记》,我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是追求好大学和好工作,更是建立认知系统、了解世界的过程。何兆武先生的求学经历启示我,要珍视青春时光,广泛汲取知识,为人生打下坚实基础。

《随园食单》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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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随园食单》,作者是清代文学家袁枚。

对这本书,有两类误解:一种是觉得它是难读的古文。《随园食单》虽然是文言笔记,但并不深奥晦涩。袁枚是散文大家,他的风格优雅自如,清新流畅,和今天的语体距离并不大。他写的又是和每个人都有关的饮食,所以,这本书还是很好读的,真需要注释的,倒是里面的食材和调料的名称。

另一种误解是觉得它不值得一读。“食单”不就是菜谱吗,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可别小看蕴藏在吃里的文化分量,绝不能低估中国人对吃的永恒热情。中国人喜欢从吃里观察和体验他人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态度,因为这是相对最自由、最少受到干扰的表达途径。张爱玲说,“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你看,连看《儒林外史》都只留意吃,更别说看这本谈吃专著的热情了。所以,《舌尖上的中国》才会一直受欢迎。

而且,《随园食单》不只是本菜谱,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须知单和戒单,也就是关于饮食的各种准则和禁忌;后半部分是按照食材种类,分成海鲜、江鲜、猪牛羊肉、家禽、野味、鱼类等12类,各自记述烹饪方法。这些菜谱,是袁枚在和天下权贵名流交往时,搜集到的菜谱。不过在今天来看,这些食单的资料价值已经大于实用价值了。细心观察它们,倒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清代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而且还能观察出江南地区的经济和物产情况。

在《食单》序言里,袁枚把饮食的意义拔得很高,他说自己这个食不厌精的生活准则,既符合周公之礼,又蕴含着治国大道,是圣贤们也丝毫不轻视的话题。这种拉大旗的话术,是古人的标准套路。他接下来的意思,倒是很有道理的:一辈子显贵的人,能学会居住和建造房屋,富贵传了三代之后,才能真正懂得吃饭穿衣。吃得精致和讲究,既是格调和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积累的表现。

如此说来,这本菜谱就大有看头了。本期音频,我们会说到《随园食单》里的三类门道:首先,可以从这本《食单》里认识袁枚,谈谈有关清代士人思想和文化处境的话题。其次,袁枚总结出来的饮食准则,既和我们距离不远,又有文人的独特风度,借着这些规则,我们可以聊聊,按照《食单》的标准,怎么才算吃得有品位。最后,还是要说到本书的实用价值,它的实用性不只在做菜的局部,假如你要备办一次丰盛的年夜饭,或者筹备正式的宴请,这本《食单》也能提供管用的心法和守则。

 

第一部分

法国有句关于美食的名言:“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这本《食单》,就是袁枚自己来讲自己一辈子吃了什么,是怎么吃的。那么,咱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袁枚,和他所代表的清代士人文化。

袁枚字子才,别号随园老人,是乾隆时期的文坛盟主之一。从个人经历来看,袁枚可以说是个大写的人生赢家。他生于1716年,即康熙五十五年,死于1797年,也就是嘉庆二年,正是清代的鼎盛时期。他活了82岁,按当时的标准,是非常长寿了。袁枚生于书香门第,12岁中秀才,23岁中举,24岁中进士二甲第五名,进了翰林院,号称“贾谊再世”。后来,袁枚外放做地方官,虽然算是在仕途上走了弯路,但在地方上官声不错,很受两江总督赏识。

袁枚从33岁起曾两度辞官,在38岁时彻底选择了退隐,从此过上了富贵悠闲的名士生活。他在富庶地区做过官,积累了一些财富,又是天下闻名的文学家,光为权贵富豪题写序跋、墓志铭的润笔收入就很高了。再加上还善于投资理财,一辈子过得都很富裕,身后留下了价值万金的田产和两万两白银的遗产。

袁枚最出名的地产投资,是位于南京小仓山的随园。袁枚的很多作品,像《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也包括这本食单,都是以随园命名的。这座随园,既是袁枚在现实中为自己营造的休憩之所,也是他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的具象写照。相传,随园就是康熙朝的江宁织造曹寅家的园林,也就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但很多历史学家经过考证,认为这个说法有误。随园的名字,来自袁枚之前的主人,雍正的宠臣隋赫德,当时是姓隋的“隋”。到袁枚接手时,隋赫德已经被抄家多年,园子荒芜多年,要价只有300两银子。

袁枚对待随园的态度,是标准的文人情调,和普通权贵不同。首先,他保留了隋园的读音,改成了跟随的“随”。其次,他整修、营造随园的原则是跟随天然,没有大兴土木地增加人造景观,而是像画写意山水那样,只略加修饰和点染。随园的建筑风格也很朴素,体现的是恬淡、自然的文人情趣。比较出奇的一点是,袁枚的随园是没有围墙的,允许市民进入游览,可以说是个小公园。

袁枚的这种文化品位,承接自晚明以来的文人格调。在思想和艺术观念上崇尚新奇,敢开风气之先,不害怕世俗非议。他公然表示对儒家理学大师的不屑,还收了几十名女弟子。袁枚的私生活也可以说是放荡不羁,能坦然地追求物质享乐。不同之处是,袁枚是主动放弃了仕途,明末清初的主流文人则大多是无官可做、心灰意冷,才转而追求生活品质的。

从这本《随园食单》的成书过程里,我们就能看出袁枚的生活状态。他与朝廷和官场刻意保持距离,但却并不对抗,而是以文化名人的身份继续与达官显贵和文人名士进行密切往来。《食单》所记录的,不是官场大型宴席上奢华的“官府菜”,而是考究精细的私房菜。按照袁枚的自述,他每次在别人家吃到好菜,就让自己的厨师登门去学,再将制作方法保存下来。积攒这本《食单》,用了他四十年的时间,可以说,袁枚是把口腹享乐当成了人生头等大事来做的。这样的一本书,上流社会交际圈、充裕的闲暇时间和对美食的执着与品位,三者缺一不可。

袁枚的《食单》,代表了当时的上流社会口味。《食单》里的一部分食材是相当昂贵的。袁枚说,燕窝不吃则已,吃就要达到每碗二两的标准,要是在下面垫肉丝鸡丝,只在表面放三钱燕窝,一筷子就挑完了,那就是乞丐炫富,反倒更显得贫气;而鲍鱼要事先用小火慢炖三天。这种人力物力,是连中等富人都负担不起的。

对袁枚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历来就有很多种争议。他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主张宽容精神,追求自由和世俗乐趣,这让当时很多保守的儒家信徒不满,要不是他有豪华的朋友圈,很多官员都想因此惩治他。

袁枚性格的另一面,是世俗功利,善于聪明地自保,被认为过于轻浮油滑。他有句名言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怪诞,当不受文人之厄”。就是说你混得不像我这么好、你遭受文字狱,那是你活该。这让很多亢直激进的文人反感他。

最有名的一场笔墨官司,就是他和《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矛盾。这件事也和吃有一点儿关系。吴敬梓和袁枚都住在南京,文学活动和社交多有重合,但却互相看不顺眼。《儒林外史》里对各种读书人都进行了讽刺,袁枚读到之后,也跟着对号入座。其实,也不怪他小心眼,《儒林外史》里那个自命不凡的杜慎卿,喜欢追逐虚名,扭捏作态,既好女色也好男色,这些毛病袁枚都有。尤其是杜慎卿的嘴非常刁,嫌家常菜油腻粗俗,吃块板鸭都要呕吐,只吃鲥鱼、鲜笋、樱桃这类标榜文雅的食物,这也是《随园食单》里的主张。于是袁枚就四处散布吴敬梓的坏话,吴敬梓听了,干脆直接上门来理论。论学问文章,吴敬梓不弱于袁枚,论道德品行,吴敬梓比袁枚更无私高尚,尤其是口才天下闻名,袁枚只好闭门不见。

但袁枚这种既自在又自洽的世俗态度,却正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所在。吴敬梓代表的是古代士人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而袁枚倡导和实践的世俗享乐,则是对本性的回归,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天地运行的自然动力,不需要虚伪地掩饰,这是那个时代所稀缺的人生态度。比起满嘴道德仁义,只敢在私下里纵情声色的假道学,至少袁枚是表里如一、相当坦荡的。

写《食单》这种事,掌握经验技术的厨师没有能力做,一般的士大夫不屑于做,袁枚写它,可能也是故意展现自己率真、品位别具一格。喜欢或是讨厌袁枚的人都承认,他的特长就是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很舒服。说实话,要是人人都有他这个本事,很多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何况,袁枚还靠着自己的才能和经验,总结出一套理论来,使之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记忆。

 

第二部分

不管写作初衷是什么,《随园食单》都是今天考证传统饮食文化的一本必读书,既有文化价值,也有相当的实用性。接下来,咱们按照烹饪的顺序来说说,袁枚这套饮食理论中的准则和禁忌。

先说原材料的准备阶段。袁枚说,一般说来,一顿美味佳肴,厨师的手艺占六成,采购食材要占四成。同一种食材,质量不同,成菜也天差地别。各种食材都有先天的本性和特点,一方面,要根据时令,选质量好、适用的材料。比如猪肉要选皮薄没有腥味的;鲫鱼要选身体扁、颜色发白的;鞭笋要选竹节少、味道发甜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食材本身的特性,用得恰如其分。比如鸡鸭鱼,从头到尾的每个部位都有适合的做法,滋味也各不相同。有人做甲鱼只用裙边,就是壳外沿的那一圈软骨,其余全部弃之不用,而甲鱼丰富的滋味,其实是在肉里的;吃咸鸭蛋,要是只吃蛋黄而不吃蛋白,也显得缺乏味觉层次、索然无味。这种好像是取其精华的做法,既浪费了原材料,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美味。你看,这就不只是在说饮食选材了,也是一种价值观念。

原材料里,除了食材就是调料了。袁枚把调料的重要性比喻成女子的衣服和首饰,他说西施穿上破衣烂衫,也体现不出美丽来。一个人在打比方的时候,很容易暴露潜在心理的,袁枚的整部《食单》,都爱用美女来打比方,看来他是真的沉迷于世俗享乐。袁枚强调说:酱一定要用伏酱,就是夏天制作的酱。秋油伏酱,是传统的酿造萃取工艺要求。秋油就是立秋时期第一抽的酱油,味道最醇厚。

这个准则放在今天,就是要选质量好的调料,以免劣质调料把食材的味道也污染了。因为食品化工的发展,现在一瓶酱油的价格,从三四块钱到上百元不等,也不一定就越贵越好,主要还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袁枚就认为镇江醋偏甜而不够酸,失去了醋的意义。其实,这正是镇江醋的风格,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再比如说,觉得红烧肉的味道不理想,最方便的办法是换一种酱油试试。口味是件主观的事,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这正是烹饪的乐趣所在。

食材齐备以后,就是预处理和加工环节。加工的头一条守则是保持洁净。在清洗和处理上也要得法,处理干净。操作中不注意卫生,会从菜里吃出抹布味儿、菜板味儿;切过葱蒜的菜刀,也会把味道沾到其他食材上。对一个好厨师来说,操作环节的整洁,不只是菜品质量的保证,也是职业尊严的体现。

在材料搭配上,味道浓厚的食物,像鳗鱼、螃蟹,最适合单独烹饪。为了去掉腥气、发挥好食材本身的味道,需要精心地运用调料和火候,要是再混杂其他材料,就属于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袁枚说的这个原则是合理的,在其他领域也适用。比如一件造型精彩的瓷器,没必要再增加繁复的花纹和镶嵌。袁枚还以官场用人来打比方,说个性突出、精明强干的能吏,也是要专门使用的,不能随意给他们搭班子。不过,事情也有例外,比如,袁枚生活在江南,《食单》里谈论海鲜水产很内行,但对烹制牛肉并不在行。他就认为牛肉也是属于味道太浓厚、不能和其他食材搭配的,可见他并不了解牛肉和番茄、洋葱、萝卜等蔬菜的经典搭配。

在可以搭配的食材方面,袁枚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之谈的。像蘑菇、笋、冬瓜,是和荤素都能搭配的;葱、韭菜和新蒜,适合配荤而不适合配素;百合、刀豆最好只配素菜。而且,炒荤菜益于用素油,也就是植物油,炒素菜益于用动物油,这是至今还在被厨师们沿用的方法。

在实际烹饪时,注意事项就更多了。关键是火候,选择用文火还是武火,具体时间的长短,都直接决定菜的成败。

还要根据烹饪方法来决定菜量。比如做白煮肉,一次少于二十斤就会味道不足,一锅粥熬少了也不容易黏稠。而最讲究火候的炒菜,则每盘分量要少,用肉不超过半斤,用鸡鱼不超过六两。多了,火力就炒不透。广州人喜欢讲的“锅气”,就是充分发挥热力,热锅凉油,在高火下快速操作,尤其是每份菜码不能大,这样才能出来干香效果。袁枚还说,一个菜不够吃时,可以在吃完以后重新炒一个,贪方便一锅出,会影响口感。有经验的美食家,也是用这种方法点菜的。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汪曾祺说:“文人所做的菜,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这几条,都是来自《随园食单》的主张:袁枚反对不同食材混杂同煮、汤汁浑浊,所以,连火锅他都不喜欢,他还说这违反了孔子因材施教、君子成人之美的法则。文人谈吃的特点,就是总要联系到艺术学术的方法论。

对于专业厨师喜欢用的明油和浓芡。他的观点是,勾芡要恰当,什么情况都乱用,就是一塌糊涂。我们今天写芡字,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欠缺的欠。《食单》考证出芡的本字是拉纤的纤,因为作用就是过渡性地,增加食材的黏合度。明油也叫外加油,就是菜出锅前再浇一勺熟油,显得菜色明亮,在今天的专业厨师培训里,还经常有这个流程。明油是袁枚绝对反对的,他甚至刻薄地说,爱吃外加油的,上辈子是饿死鬼投胎。

袁枚谈吃的这些守则,于吃之外,体现得还是文人的生活和艺术品位。他既不刻意追求华丽铺张,也不满足于普通的、求刺激的解馋,而是以精致清淡、自然而有格调为标准,建立起自己的一套饮食观念。所谓“文人菜”,也不是只有文人才这么吃。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袁枚的这些主张,也是那些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通行饮食口味。

 

第三部分

刚才说的这些守则,是袁枚作为吃饭的人,而不是做饭的人总结出来的,这是袁枚这种文人的一个特点:自居为治人者和劳心者,不屑于动手。在古代价值体系里,厨师是最低等的“五子行”。袁枚重视吃,但也同样轻视厨师,说他们是“小人下材”,一天不被赏罚,就会偷奸耍滑,必须得随时监督。这种不尊敬专业技能的观念,是中国饮食文化传承的阻力。没有第一手的实践,也是这本《食单》的一大遗憾。

袁枚最熟悉的饮食场合,是文人雅集和高门大族的家宴。所以,《随园食单》中的另一套饮食理论,也就是关于如何筹备宴席的守则,有特别的实用价值。

今天餐饮业的服务,虽说是达到了“只要你想得出、我就能做得到”的水平,半成品、送餐或者请厨师上门服务都很方便,但在家自己做一桌拿手菜招待客人的意义和体验,还是不能替代的。

请客需要注意什么呢?袁枚说,在时间上,至少得提前三天定下日子。这是一种必要的社交礼仪,北京民谚说“三天为请,两天是叫,当天是提溜”。而且也是为了有充分的时间设计菜单,准备材料,进行前期处理。

传统宴席的规格是由主菜命名的。主菜就是一桌上最名贵的几种菜。比如,最高档的宴席叫“燕翅席”,就是同时有燕窝和鱼翅。次等的宴席是鲍翅、参翅、鸭翅席,也就是鱼翅、鲍鱼、海参、烤鸭的搭配。今天当然不讲这种刻板标准了,而且食用鱼翅,也违反动物保护原则,但菜色的搭配,还是要区分主次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发挥不同食材的特性,让每道菜肴的口味各不相同,互相弥补。

对于菜单设计,袁枚反对奢靡做作,他称之为耳餐目食,就是贪图菜的名贵,只为听着动听;把菜色搞得吃也吃不完,只图眼睛好看。他说,人一天能享用到的好菜,也就是四五道而已,乱七八糟地摆一大桌子,反会让人倒胃口。他到一个商人家去坐席,上菜换了三次席面,光点心就16样。主人倒是很得意,而袁枚觉得,在这种酒席上,连呼吸的气味儿都是污浊的,根本没法下口,回家还得再煮粥吃。

以价格来体现诚意,是很多人请客时爱犯的误区。袁枚说,其实,要是海鲜做得不好,还不如请人吃蔬菜豆腐。在食材中,猪鱼和鸡鸭才是真正味道自成一家的主角,猪肉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菜的首领。像海参、鱼翅这种材料,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全靠其他材料的衬托。虽然袁枚说燕窝的成菜标准是二两,但有个太守请客时,为了夸耀富贵体面,搞了水缸一样的大盆燕窝,也被他奚落为不是在吃燕窝,而是在卖燕窝。

请客的心思,应该体现在适度和体贴上,按照现代社交礼仪标准,就是以客人的体验为中心。比如袁枚提到一个问题:清代的菜肴,分为满汉两类,满族菜擅长烧烤、白煮肉和各种糕点,汉族菜擅长溜炒、清蒸、汤菜等等。他说,为讨好客人,用对方的民族饮食去招待,反而依样画葫芦,不如用自己擅长的菜来招待客人。比如请满族官员吃南方菜,反倒显得新鲜有趣,这就是袁枚聪明圆滑的一面。这个原则挺有道理的,我有个朋友从北京去杭州出差,本想借机会尝尝本地菜,没想到接待方安排在了东来顺,让他觉得哭笑不得。

上菜顺序也是需要考虑的,专业水平的宴会是依据菜的主次荤素乃至口感来规划上菜顺序的。比如咸的、味浓的先上,而酸的,要等到菜过五味后才上,这样有利于刺激食欲。尤其是不能把所有菜都一次性全摆出来、晾凉了才吃,那样一来,就完全谈不到火候和口味了。

在餐桌礼仪方面,袁枚反对频频为客人夹菜劝酒。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各有所好,没必要勉强硬让,反而让人生厌。无度酗酒也会妨碍集中精力品尝美食,他提出了一个很超前的方案:正式饮酒的环节,应该放在宴席撤掉以后。

如果是在自己家里宴客,还可以参考“美食不如美器”的原则。虽然我们不能像《食单》写的那样,用官窑烧造的瓷器上菜,但成套悦目的器皿,确实会为进餐体验增色不少。这些说法,虽然来自两三百年前,但如今照着操作,也不会出大错。

对照古人的智慧来改善今天的餐桌,不仅是一种经验的传递,也是接续文化传统的方式。这部《食单》,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写作背景、准则和饮食理论以外,还有大量的菜谱,袁枚是很为菜谱的准确性和实用性自豪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原书,照着做做看。尝试一下把古代文人的格调,分解成饮食中的种种细节,甚至是一种具体味道。

 

总结

好,关于这本《随园食单》,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下面,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第一,本书的作者袁枚,是清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他中年辞官,在南京随园过了四十多年富裕悠闲的隐退生活。他积攒了平生吃到的美味佳肴和饮食经验,写成了这本《食单》。

第二,袁枚承接了晚明文人思想,主张自由,敞开怀抱拥抱生活。同时,也有圆滑自恋的一面,一直被认为思想和艺术格调不够高超。他的文化贡献,主要在于对世俗生活的尊重和存续。

第三,除了具体的菜谱,《食单》还详细列举了饮食方面的准则和禁忌。从采购、加工、材料搭配和实际烹饪上,都有具体标准,流露出生动的文人生活格调。

第四,《食单》对如何筹备宴席、如何请客,也给出了原则和建议,对今天的社交礼仪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读书心得
阅读《随园食单》,我领略了袁枚对饮食文化的独到见解。书中不仅记录了美食的制作,更蕴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美食与文化相辅相成,让我在品味中感受到了中华饮食的魅力。

《雍正帝》读书笔记

admin阅读(31)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雍正帝》。这是一本比较薄的书,只有十三万字,而书中的精髓是,雍正本想用独裁的统治压制官僚、呵护民生,却打造了一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大家可能对“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这个说法有点疑问,因为听起来是矛盾的。这是《雍正帝》这本书提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说得通俗点,就是出发点很好,结果很糟糕。雍正的统治确实使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让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许多,但从长远来看,他创造的一时繁荣,其实是给专制社会续了命,延缓了向更进步的社会前进的步伐,最终也没避免清朝末年的乱局。那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看看,雍正到底在政治上做了些什么?又为后来的社会带来了哪些恶果?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20世纪前半叶,日本出现了两个学派,一个叫“京都学派”,一个叫“东京学派”,分别以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为阵营,都注重中国史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学术方法不太一样,京都学派比较偏重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问题,而东京学派偏重西方式的视角,有时会对中国的历史资料真实性有比较强烈的质疑。宫崎市定被视作“京都学派”在二战后的领军人物,他写过《亚洲史研究》《中国政治论集》等许多学术作品,影响都很大。法兰西文学院设有一个奖项,叫儒莲奖,号称是汉学界诺贝尔奖,1978年宫崎市定就得过这个奖,可以说是得过国际上最高的认可了。

许多年来,公众眼中的雍正形象,可以说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他的印象还多是停留在野史或传说中,都是和什么血滴子、吕四娘这样的符号有关。包括学术界在内,对雍正的历史地位认识都不够,最多是把他看作康熙和乾隆之间的过渡皇帝。而20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可以说对公众了解雍正形象有了很大影响,1999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更是彻底掀起了雍正热。近年来清宫戏、穿越剧里更是经常出现雍正的身影,冷热反差是非常明显的。

在日本,人们对雍正的认识变化也差不多。《雍正帝》这本书出版于1950年,在它之前,日本史学界也基本是把雍正当成康熙和乾隆之间的过渡皇帝,重视不够。宫崎市定在书里说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居然认为康熙之后的皇帝就是乾隆,可见雍正的形象有多模糊。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出版,史学界才算有了影响较大的关于雍正的专著。

我们再来说宫崎市定,他的眼光很独到,是以《雍正朱批谕旨》为主要研究材料。“朱批谕旨”就是皇帝对群臣奏折的批阅内容,尤其是以密折为主要内容,里面涉及两百多官员,而当时实际能递密折的有一千多人。雍正对这些奏折是一一亲自回复,每天要看几十封,写下的朱批少则几十个字,多了要上千字,经常工作到夜里12点,然后早晨4点左右就起床,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批折子。长年累月下来,数量非常庞大,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而宫崎市定也得以通过这么浩繁的资料去客观地评判雍正。

《雍正帝》这本书的出现,让雍正在日本逐渐受到了重视,也对中国史学界后来研究雍正有启发,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这本书也有它的问题,那就是篇幅短,对有些问题只是表达了观点,分析则不足。比如在雍正的善意初衷和恶意政治的结果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说得就比较含糊,缺少具体的数据和例子来做支撑。再比如,雍正之所以采取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裁方式,和他取得帝位的过程也有很大关系,对这个过程,宫崎市定描述得就比较少。我们可以通过读郑天挺、冯尔康、阎崇年等许多历史学家的清史作品,去对应了解。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雍正取得皇位的过程,他从诸多皇子争位的乱局中脱颖而出,十分艰难。这导致他对皇权很在意,也是他坚持独裁的原因,但也就此为其善意的恶政埋下伏笔。其次,你将听到,雍正通过三步,消除了中央政府里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使许多民生政策得以推广。第三,我们会分析,为什么雍正在实现对地方政务全方位的控制,以践行他的惠民举措后,却并没有避免恶果的诞生。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内容,雍正是如何取得皇位的。

康熙晚年出现了诸多皇子争皇位的局面,至少涉及了九个人,民间习惯称之为“九子夺嫡”。这个过程开始于康熙的皇太子胤礽被废。

胤礽是康熙的第二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封为太子。早年康熙非常疼爱他,给他请的老师都是当时的大儒,下了很大功夫培养他。等到胤礽日渐长大,康熙就把一些政务的处理权交给了他。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太子掌握权力以后,慢慢变成了一个政治寡头,政治寡头就是掌握政治资源的少数人。胤礽既然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用这个资源来和官员们交易,一是能挣到好多钱,可以花钱享乐,二是靠这种方式结党,给自己找一批支持者。

可能有人会问,他已经是皇太子了,将来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为什么还要拉帮结派呢?我们可以看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其中说到,早年有一批大臣支持康熙的长子,结成了一党,觊觎着胤礽的太子位置。为了对抗威胁,胤礽肯定也要结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胤礽一旦介入政治,就必然要从康熙手里分走一部分权力,提前尝到当皇帝的甜头,权力欲就会越来越大,就会继续要求分权。而通过结党来扩大势力,就是分权的资本。

对于皇子之间的争斗,康熙还是站在胤礽一边的。康熙二十七年,大臣明珠被罢免,这是皇长子集团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是康熙直接帮太子打击了竞争对手。

而一旦涉及自己的权力,康熙就没那么客气了。当时还有一个大臣叫索额图,是胤礽的叔姥爷,也是太子党的首脑。他帮胤礽制定了好多制度,让太子享受的待遇直追康熙,甚至还想谋反,扶太子上位。康熙就把索额图圈禁起来了。虽然没波及太子,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已经出现,互相怀疑、防备。

这就导致了康熙晚年两度废掉胤礽的太子之位,公开的理由是太子不听祖训、性格有缺陷等等,实际上是发现胤礽要谋反,就打掉了威胁自己权力的人。

康熙与太子之间的隔阂,给了其他皇子觊觎皇位的机会。当时的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胤禛不是最突出的皇子,康熙的第八、第十四等几个儿子都比他有影响力,尤其是皇八子胤禩,在大臣中的人望很高。在第一次太子被废时,康熙曾要求百官推举新的太子人选,结果胤禩获得了高票。这让康熙既惊讶又害怕,怕这个人脉广泛的儿子成为新威胁,所以疏远了他。但胤禩受拥戴这一幕,应该说给胤禛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后面会做一些解读。

那么胤禛是如何获得康熙看重的呢?宫崎市定只说是因为他从小在皇后身边长大,康熙对他比较了解。而冯尔康等学者的著作则认为,胤禛善于揣摩康熙的意思,总是刻意迎合父亲,博得了康熙的好感。且表面上和兄弟们保持友好,私下里却也结党,把自己的门人比如年羹尧等都安排在了重要的岗位上,培植势力。至于政务处理,胤禛讲究的是严刑峻法,提倡以威权来管理,做事比较务实。这可能也对了康熙的心思,因为史料记载,康熙曾告诉大臣,自己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继位。什么是坚固可托呢?就是性格刚毅,能托付大事的人。后人认为这说的其实就是胤禛。

总之,胤禛的八面玲珑加上政务才干,让康熙越来越重视他,比如在康熙的最后几年里,许多重大的祭祀活动都是由胤禛代替他去的。

1722年康熙去世,胤禛继位,就是雍正。很多人说雍正继位的过程有嫌疑,但是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雍正合法继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要知道康熙晚年,腐败丛生,朝廷上下为争夺皇位的事情牵扯了很多精力,国力渐衰,清朝确实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治理。所以宫崎市定认为,雍正继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九王夺嫡的过程太艰难了,这给了雍正很大的刺激。登位不久,他就设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就是在生前秘密指定一个继承人,写好诏书,找个地方封存起来,除了自己谁都不能打开,将来自己过世,诏书会宣布继承人是谁。

这等于是宣布了对皇权的绝对掌控,谁也不要惦记,除非我死了。这样做,一是可以避免立太子,不会出现有人与皇帝争权的现象;二是防止儿子们像自己那一代一样,兄弟相争,不干正事,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对雍正日后推行民生政策而言,这一制度排除了很大的政治干扰。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满人早期的政治形态里,首领是由实力强大的族长等人选出来的,且不能擅自指定继承人,因此带有原始民主的性质。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曾让百官推荐新太子的人选,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民主色彩。而到了雍正这里,指定就变成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谁都不能给意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制度。

而且雍正没想到的是,正是他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乾隆,一继位就推翻了他的很多政策,并且利用高度集中的皇权,为自己的好大喜功、贪图享乐行了很多方便。比如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就是个例子,有的仗可以不打,皇帝非要打,也没办法,把国家的经济都拖垮了。而且也就是在乾隆时期,由于政策的放宽,让雍正一直避免出现的腐败、官商勾结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清朝的衰败也就此开始了。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秘密建储,就是雍正那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的开始。

好,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就是胤禛凭借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获得了康熙的好感、积蓄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谋得了皇位。其中的艰难使他对皇权的掌控格外谨慎,很快就设立秘密建储制度,迈出了独裁的第一步,同时也埋下了清朝衰败的种子。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内容,就是雍正如何通过三步,消除了中央官僚里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

第一步,是打击以兄弟为首的皇室宗亲对手。

宫崎市定说,中国式的独裁皇帝是没有兄弟的,只有臣子。在独裁体制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以君臣关系为基础。那么,当年与雍正争过皇位的人,显然是君臣关系的潜在破坏者,要首先进行打击。

刚才我们提到,康熙时期,皇八子胤禩受百官拥戴的情形,让胤禛印象太深了,他登位后,当然会觉得这个兄弟是一个巨大威胁。尽管他封胤禩为亲王,但胤禩在面对道贺的亲友时,愁眉苦脸地说,这何喜之有呢,不知道哪天我的脑袋就没了,说明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雍正四年,胤禩被削去宗籍身份,贬为平民,圈禁了起来。按宫崎市定的说法,他的罪名包括,不愿意交出康熙赐给他的诏书、修康熙陵墓时监管不力、管理内务府时煽动属员骚乱等等,但本质原因就是他的拥趸多,对皇位有威胁。

与此同时,雍正也打击和胤禩交往过密的其他宗亲。宗亲,就是和我们源于一个祖先的亲人。在清代的皇室宗亲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和胤禩交往很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努。他属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这一支,和胤禩是同辈,很快也被流放了。按冯尔康先生的说法,苏努被流放两个月后,雍正就发布了《御制朋党论》,这是一篇警告臣子不要结党的文章,也被看作是声讨胤禩集团的檄文。所以可以想见,雍正是把苏努看作了胤禩的主要帮手。他在打击核心人物的时候,自然也要剪去他们的羽翼。

雍正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字狱,就是吕留良案。因为吕留良的排满思想,导致这一案件发生。但冯尔康先生认为,这个案件是为另一桩曾静案做掩护的,实质上还是与打击胤禩集团有关。曾静是雍正时期的文人,也是吕留良的学生,他想劝说将军岳钟琪造反,结果被告发,受到了雍正亲自审理。曾静曾说雍正有十大罪状,其中就包括广为流传的弑父篡位、杀兄害弟。雍正追查之后,发现许多说辞都出自胤禩的家奴、太监之口。所以就借此案对胤禩的残余势力做了进一步的打击,同时为自己辩白。因此说到底曾静案还是政治斗争的延续,而吕留良案的文字狱只是一种表相而已。宫崎市定也认为,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分两种,其中一种就是与诽谤朝政尤其是雍正本人有关。当然,由此引发的雍正时期的其他文字狱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再来看雍正实现决策权独裁的第二步,就是打击结党的权臣。

雍正继位后,本来建立了一套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班底,其中很重要的两个人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但他们很快就恃宠而骄,结党营私,严重侵犯了皇权。虽然雍正自己做皇子的时候也结党,但登上皇位以后,对臣子结党就特别警惕。所以,几乎在打击胤禩集团的同时,雍正也对这两个权臣下手了。

年羹尧在雍正初期率兵平定了青海,功劳显赫,也因为如此,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信任。西部地区的人事安排,上到总督和巡抚,下到县官这种低级别官员,所有的任用都听他的。至于其他朝廷大事,雍正也会向年羹尧咨询。比如有一次从进士里选拔人才进翰林院,雍正就特意把入选名单发给年羹尧,让他看看名次安排有什么不妥。隆科多也是一样,掌握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因为他姓佟,所以人们称他选出来的官员叫“佟选”,可见其势力有多大。这样一来,就导致年羹尧和隆科多越来越膨胀,开始收受贿赂,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在雍正看来,这就是结成朋党,干预朝政。当官的如果都听年羹尧和隆科多的,谁还听他这个皇帝的呢?所以结果就是,年羹尧被赐死,隆科多被圈禁,两大权臣的党羽也一哄而散。

接下来的第三步,雍正打击了文官系统中的科甲朋党。

科甲就是科举。在科举考试中,考官和考生之间,形成师生关系,考生之间则是同学关系。进入官场以后,这些关系就成了他们维护官场利益的资源。宫崎市定认为,许多人借助这种资源,变成了政治寡头,力量大到能对抗皇帝的政策。比如康熙时期,皇帝屡次编纂图书,都任用徐乾学担任总编纂,徐乾学就安插自己的门生担任编纂。书编好了以后,这些门生都会受赏、升官,有的人还被派到外地担任科考的考官,这样一来,又可借助考试形成新的人脉。因为有利可图,围绕在徐乾学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多,他就成了一个寡头。

作为独裁皇帝,雍正肯定不会眼看着这种情形存在。直隶总督李绂曾经上书弹劾雍正的宠臣田文镜,说他任用小人,打压好官,导致有不法之事出现。雍正问田文镜是怎么回事,田文镜说自己不是科举出身,李绂是,所以李绂和一群有师生、同学关系的科甲文人拉帮结派,挑我的毛病。这一下就戳到了雍正的敏感神经,认为科甲朋党的势力抬头,最终把李绂下狱。这是雍正时期一桩有名的案件,可以看出皇帝对科甲朋党的戒备程度。

通过类似这样的压制,使得朝廷内很难再有一股集团型的文官力量,去对抗皇帝了。而文官一旦偃旗息鼓,那么在中央就不会有任何人敢挑战雍正的权威,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就彻底由皇帝说了算,雍正就此实现了对决策权的独裁。

然而雍正毕竟是用压制手段来控制中央政权的,尤其是文官集团对皇帝的做法并不真正买账,当雍正推行自己的民生政策时,官员的不满无形中导致了他们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对立。在雍正去世后,乾隆认为父亲对朝臣太过严苛,决定采取宽仁风格,并且废掉雍正一些压制官绅的政策,以获得后者的支持。这就引起了这群官僚的反弹,那么那些民生措施遭受的攻击就可想而知。比如雍正要求举人、贡生也要服徭役,就是从事各种劳动。但乾隆元年二月,皇帝就免去了这个政策。那么这些徭役转嫁给谁呢?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可以说,雍正一时的胜利,最终仍然是由老百姓来买单。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雍正通过打击皇室宗亲里的对手,以及权臣和文官系统中的朋党势力,从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里威胁皇权的所有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他推行民生政策的一大障碍被去掉了,但暂时的压制也为后来的政策反弹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为什么雍正在实现对政务全方位的控制,以强力推行他的民生措施后,却并没有使百姓的利益长久地获得下去。

在控制中央的决策权后,雍正把视角转向了地方,他对这些官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密折和养廉银制度来实现的。

首先来看密折,就是秘密的奏折。这种东西在康熙年间就有,雍正则把上折的范围扩大了,既有大臣,又有地方的小官。密折可以用来了解民情,还能考察地方官员,雍正甚至要求上密折的人彼此告密,以进行监控。他对亲信李卫这样的臣子都不放心,询问别的官员李卫的操守如何。这使得官员不敢隐瞒任何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谁向皇帝提供信息,万一有所隐瞒并被发现,就倒霉了。

再来看养廉银制度。顾名思义,养廉银就是朝廷出钱养着你,用高薪保证你不用去贪污受贿。

那么养廉银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耗羡归公而来。什么是耗羡归公?地方在征税时,把征收来的碎银子融化,重铸成银锭上交国库,而地方官告诉老百姓,这个过程里银钱会有损耗,叫作火耗,所以老百姓得多交点钱,把损耗补出来。其实这就是在正税之外加收的税,是地方上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转,尤其是给上司送礼而收的。加征的税有多少,全凭各地自己定,有的地方征得特别高,老百姓负担就非常重。而耗羡归公,就是由政府统一支配火耗,其中一部分发给各级官员当养廉银,或者补财政的亏空,但绝不能用来给上司送礼、当招待费。耗羡归公变相地承认了附加税,但由于减少了很多不该有的支出,所以和康熙时期相比,火耗的征收比例非常低,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有益的政策。

密折使得官员胆战心惊,养廉银则给了他们好处,恩威并用的方式使地方官只能一丝不苟地执行雍正的政策,皇帝也就能够直接插手基层政务。

雍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想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最大的障碍就在官僚阶层。后者通过滥用国家政策而手握特权,然后与民争利。所以他就用独裁的手段,对官员进行点对点的监控,不给他们滥用权力的机会,老百姓就少受盘剥。这应该是雍正对老百姓的一贯态度。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除了刚才提到的养廉银政策,使得百姓负担减少外,雍正还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这个政策宫崎市定并没有提到,但也是影响很大的国策。所谓摊丁入亩,是和人头税有关的。人头税就是按人纳税,每个人都要给国家交税,但是有的人没房没地,拿什么交税呢?或者这个人四处过着流亡生活,上哪找他要税款呢?所以这个税种存在很大弊端,对老百姓和国家来说都是个负担。而摊丁入亩就是取消人头税,按照每个人拥有的田地多少来收税,实际就是把人头税变成了土地税,这样一来就减轻了一般人尤其是贫民的税负,转嫁到了有资产的人身上。因此这也是一个减轻百姓疾苦的政策。

宫崎市定通过密折中大量的民生内容得出结论,认为雍正这种有良知的态度,其他中国帝王是比不了的。皇帝的良知加上有力管控,使吏治变好了,老百姓的税负下降,国库存银比康熙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但为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经济基础,也给大清朝续了命。平民百姓尝到了甜头,觉得独裁统治也不错,看起来雍正的初衷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但雍正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独裁统治要靠官僚阶层去做具体推行才能实现,而官僚借此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成为特权阶层,以此获得私利。所以在独裁制中,皇帝和官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雍正的打压,与这种客观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凭借超人的精力实现全面管控,相当于自己把地方官的活儿都干了,官员只能忍气吞声。而他一旦去世,新继位的皇帝精力有限,就不得不求助于官僚阶层,那么后者长期积累的不满就借机爆发出来,逼着朝廷采取新政策。

最明显的例子,是雍正去世后,他的亲信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个首辅大臣,很快就改变了态度。鄂尔泰认为雍正对官员私欲的打压太厉害,这会使官僚阶层与朝廷离心离德。尤其这个政权是满人建立的,在满汉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这种背离就更容易导致失去政权,所以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默认官员的私欲。而张廷玉认为,儒家的思想是,委任官员之后,就让他们各负其责,不要横加干预,雍正的方式是法家的,对官员的监控不符合传统政治观念。

所以从乾隆时期开始,朝廷采取了所谓的宽大政治,放松打压,向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妥协,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他们去获取私利。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从乾隆时期开始,腐败越来越严重,清朝的垮台也在所难免了。

更要命的是,雍正的思路虽然被抛弃了,可他创建的制度都被保留下来,秘密建储、养廉银、军机处等措施,使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其实在清代初期,学者黄宗羲已经指出了君主制的危害,认为其专制就是在“敲剥天下之骨髓”,是榨取百姓利益的制度。他认为要遏制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增加大臣的权力、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来实现,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如果这类思想得以发展,且在康熙晚期官场腐败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会不会使革命提前到来,很难说。但雍正以其超人的状态止住了这个趋势,把独裁专制提升到了新高度,并以所谓好皇帝的形象和他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以为,靠着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国家也能解决问题。

可是独裁专制本质上的落后,不会因为一个皇帝有善意而改变,它最终会把国家带到沟里面,并且将短痛变为长痛。近代中国最终不仅遭遇内忧,更同时面临外患,这个双重悲剧的结局就是证明。尽管这并非雍正所愿,但从长远的结果去看,他施行的确实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这对今天世界各国的治理来说,非常有警示意义。

 

总结

好了,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雍正在康熙末年诸多皇子夺取皇位的复杂争斗中杀出重围,对皇权所得来的不容易,以及维护独裁统治的必要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希望自己的民生政策不会被官僚集团利用,造成对百姓的盘剥,因而试图通过极端独裁的方式,来保证政策执行。因此继位之后,他打击皇室宗亲中的对手,抑制臣子中的朋党,打击所有能对抗自己的力量,将中央决策权牢牢握在手中。他还利用密折和养廉银等制度,监控了地方官员,又掌握了政策的执行权,这是其他皇帝都未曾做到的事情。

他的本意是想利用独裁,将自己的惠民想法付诸实践,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独裁专制的本质与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并不因为他的想法而改变。因此在他死后,所谓的善意消失了,专制的恶却没有。并且由于他的举措,反而使皇权专制得到了加强,造成了此后政府对百姓变本加厉的伤害。因此,雍正施行的是一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最终也导致了清朝不可挽回的覆亡结局。

读书心得
阅读《雍正帝》一书,深刻体会到雍正帝以独裁手段推行善意政治的复杂心境。他虽致力于减轻百姓负担,强化中央集权,但独裁本质与百姓利益终存矛盾,善意政治未能长久。历史证明,民主与法治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书笔记

admin阅读(28)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美术、神话与祭祀》。这是本很薄的小书,却令人信服地解答了事关中国文明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经济的研究,向上溯源,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交汇,就是:中国文明是怎样开始的,它有什么属性和特征?

只守在单一学科领域里,是很难得出完整答案的。这需要整合历史、考古、艺术史、古文字、古地理学、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各个学科的成果,还要对中西方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另外,能给出这个答案的学者,不仅要有广博的视野、深厚的学养、高超的洞察力,还得有权威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标准上来说,本书作者张光直可以说是不二人选了。

张光直是国际知名的华裔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先后担任过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美任教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和考古理论研究,享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誉。张光直一直倡导以世界性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尤其他在“商文明”“中国史前文明”两方面的研究成就,几十年来仍然没有被超越。

在张光直的所有著作中,他最偏爱的,就是这本只有十余万字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在研究方法上,这是他跨出专业局限,进行的一次非常有突破性的实验,他说,“我喜欢它,并不是因为它成熟,而是因为它的年轻”。从成就上来说,本书从性质和结构这两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特征进行阐述,是他的毕生学术菁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是站在学科顶峰的人,才能写就的大手笔。

本书立论宏大,写法却相当简练。这类问题实在太重大了,我可不敢随便发挥。所以,我为你补充了张光直后来的著作,《考古学六讲》《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的内容。这些后来的论证,不仅能完善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而且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形成了下面这三类问题的答案:第一,中国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它和西方文明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第二,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表现在哪里?第三,中国古代的技术、财富、艺术、文字这些标志性文明产物,是如何发展的?

 

第一部分

下面,咱们就开始说中国文明的形成和特点。

寻找中国文明的起源,先得说清楚:什么才是文明。这个问题,在考古学界也一直有争议。

给文明下定义,有两条主要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成分。然后,在历史中寻找这些成分出现的时期。这等于做了一个假定,就是文明有固定的必要成分。比如,很多考古学家认为,中国文明出现的依据,就是因为具有三个必要成分: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张光直认为,如果这样定义文明,就相当于认为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比较重要,这会产生偏见。在考古发现中,上面说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三样标志,中国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但中美洲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如果用南美的文化史做参照,那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又不合标准。

所以,他主张使用另一种途径来为文明下定义。就是先个别看待每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史,观察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飞跃性的、质变性的变化。先根据这种变化来划分阶段和时期。然后,对各个地区的重要发展时期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有基本的类似性,就可以得出真正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定义。

这两条途径,可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后一种方法,无疑更灵活,也更科学。张光直这种调整坐标系的思考方式,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按照社会进化理论,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村落社会、村群社会和国家社会。

单个的村落社会,是古代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到了村群社会阶段,村落间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络。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村群内部出现了统治者,开始出现对内或对外的暴力冲突,制陶等手工业、专业巫师等社会角色也开始出现。到了国家社会,复杂、固定的人群聚居网络系统已经形成了。在古代中国,统治者的地位由个别宗族占据,通过一个固定的行政机构来管理社会,内部产生了多重统治关系。从这三个阶段来观察,国家社会的演进水平,更符合文明的定义。

还有一种辅助性的观察视角:对许多人来说,文明是一种比较直观的风格,是一种品质。当人们目睹古代埃及人、巴比伦人修建的那些宏伟建筑、巨大的陵墓,看到古代中国的大型青铜器时,会惊叹这真是文明的伟大成就。也就是说,古代的人们到了把巨额财富投入到一件看起来没有实际用场的事情上时,就意味着文明开始了。越浪费,说明这个文明越辉煌。因为它代表着拥有了大量剩余财富,财富又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使他们有奢靡的能力。这说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地区之间能够相互支持辅助,社会运作富有效率。

综合上述观察角度之后,张光直认为:一个古代文明基本成熟的标志,应该具有下面这三对对立关系。第一对是阶级对立的关系,也就是掌握财富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因为经济分层,社会财富才能集中。第二对是城市和非城市的对立关系,因为国家操纵的城市化,地区财富才能集中。第三对是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因为国际间的贸易和战争,更高一级财富和信息才能大规模流通。

用这个分析途径,可以更客观地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锁定在夏商周三代。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河南西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文明。按照碳-14放射法,这个文化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本书的主要宗旨,不是对时代划分的技术细节,采取的是大体估算:夏朝是公元前2200年—前1750年,这个时期,中国进入了国家社会阶段。商朝是公元前1750年—前1100年,这个时期,已经拥有了完整文明的种种特征。周朝是公元前1100年—前256年,直到周朝后期,还有很多早期文明现象。

张光直说,夏商周的具体起止年代,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张光直对于中国文明的属性和中西文明差异,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创观点:中国古代保持了一种连续性的文明形态,这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文明形态,实际上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例外。

这个观点可是太有颠覆性了,为什么呢?在近现代,社会文化思想差不多是单向的:由西方流向东方,以西方判断东方。

这里说的西方文明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它的特点是: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技术突破,来实现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文化的质变。比如,金属工具出现,生产力发展,贸易扩张,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都是促进了西方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

在西方文化里,“文明”的本来含义,就是文雅、精致的城市生活,这与乡村代表的原始野蛮相对。从深层次说,这种城乡对照,就是文化与自然的对峙。西方文明的兴起,采用的也是一种突破自然生态系统、突破旧时代的方式,这被称为破裂性文明。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思·韦伯,都认为这种破裂式方式,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形态,所以,西方学术界把中国古代文明称为“亚细亚式变形”。

而中国文明的基础,是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性的、有机的整体。与文明相关的一切,都在这个框架里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在古人的世界观里,人类与动物连续,地与天连续,文化与自然连续。可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这种“连续性”特点。我后面会说到具体的表现。

经过对世界各类古代文明的考察,张光直提出:以中国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连续性文明,才是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主流,连续性是全世界大部分早期文化的发展变化法则。比如,在亚洲、美洲的早期文明里,普遍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祖先和神居住在人类社会上层,活人可以经过萨满巫师,以动物或法器作仪式的媒介,和他们取得沟通。在古代中国这一边,是天地、人神、生死分开的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只有特定的人物,才能充当中介。从主要特征上来看,确实是一致的。

这个观点,对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发起了强烈挑战。它证明,仅仅依据西方经验建立的社会科学法则,并不具备普遍应用性。

 

第二部分

现在我们能感到这本书的厉害之处了,它正面回答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夏商周,理由是出现阶级分层、城市化和国际关系。而且,从世界文明起源的高度,讲述了张光直对中国古代的属性的观点。这不是什么文化偏好或者学术定论,而是他由人类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中得出的推论。

其实呢,上面说得这些,大部分还不是原书内容。我引入它们的原因是,先建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问题。中国文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

先放张光直的研究结论:中国作为整体性、连续性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政治起到了首要的推动作用。各种资源分配,都是由政治决定,而不是由生产力决定——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就是这句了。

文明的最直观标志,就是城市。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古代文明城市不是市场中心,而是政治心脏。夏商周这三代王朝,我们熟悉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家族。关于夏朝的史料比较模糊,据考证,它的建立者是姒(sì)姓氏族。商朝的建立者是子姓家族。我们都知道,三代的政治权力,是在氏族内部传递。王族内部,按照血缘,建立政治结构。城市的出现,就是这种政治结构的衍生现象。

这个标准模式是:王朝都城的统治权,当然要在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嫡系继承人中间传递。在某个阶段,出于兼并扩张等需要,会让族中一个男子——一般是最高统治者的兄弟、叔伯或堂兄弟——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一个新城。

这位贵族离开王都时,会携带着这些东西:首先是他的身份和徽号,他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还有他这个新政治单位的名称。当然,还要带走一批宗族成员,大批人民会跟随他一起离开王都。这或者是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或者是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保卫边境。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要有一套自己的地位符号和道具,既要标明自己的新独立地位,也要建立和王族的联系。以便他在这块新领地上建立次一级的宗族和庙宇,死后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

从城市设计来说,这些政治功能是城市的首要功能。能够体现这些核心功能的,是宗庙之类的建筑,而不是作为防卫的城墙。所以说,城邑要比城墙重要。这句话我们可得留意:至今,很多考古和历史研究,都以发现城墙作为城市的标志,这就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商朝前期的古代城市,在不需要防卫的地方,完全可能不修城墙,或者只建栅栏。

于是,一个新的支系从此就在这个新城市里繁衍。这座新城的政治地位和仪式地位都要比王都要低一等。按照这个过程,未来还会再分化出第三级、第四级的支系和城市。我把这个过程复述得这么详细,是不是已经唤醒了你的文化记忆:我们中国人的宗族生活观念,是从文明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

中国古代城市从出现起,就和西方城市不同。它不是人口、资本或生产设备自然集中的结果,而是行政网络上的一个结,是领主和他的下属官僚们的据点。在历史考古发现中,商代遗址有几十座,出土的甲骨文中提到的城邑有上千个。千百个点缀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城邑,是一张层次分明的宗族政治权力网。城邑间的互动行为有政治结盟,贸易往来,攻伐交战,婚配结亲,这些互动的总体趋势,是国家和城市的总数在不断减少。

政治推动力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教、法律、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帝王想要维持政治统治,不仅要有血统,还得建立符合天命认可的权威身份,具体方案就是垄断文化、道德、宗教等社会稀有资源。这在古代文明里有很多表现,比如,三代王族的祖先,都被神话描述成了文化英雄,各自建立过像大禹治水这样的伟大功业。

最重要的一环是,统治者独占了天地人神的沟通手段。在上古时期,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师的帮助和天沟通。在某些古代典籍里,五帝中的颛顼,也有的记载是周穆王,断绝了这种普遍的联系方式,这被称为“绝地天通”,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我们前面说了,在连续性文明的宇宙观里,人的知识来自上天。谁能控制和上天沟通的手段,谁就拥有了关于统治的能力,也就是权力。所以,这种手段必须由帝王亲自掌管。

在夏商周三代,帝王就是巫师的首领。夏禹、商汤这些有名的帝王,都有关于巫术和超自然色彩的传说,他们亲自主持重要的祭天、祈雨仪式。考古学家分析甲骨文上的占卜卦辞,发现商朝的重要占卜活动,都有明确政治目的,一般都在宫廷里举行。当时,商王密切监管着做出政治预言的巫术活动,他还能和神灵、去世的祖先相会。至于其他巫师,都是他的助手,在他的管辖下活动。

除了宗教文化,古代社会秩序也是围绕政治建立起来的。帝王当然是本氏族的族长。而“族”字,在甲骨文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是一面旗帜,下面是一支箭,代表着是家庭氏族的本意,就是一个军事单位。来自氏族的军事力量支持,为统治集团提供了武力支持。族长是它的军事首领,“王”字是由刑具和武器上的图案演变而来。另外,古代的法律,就来自于氏族内的规范和礼仪,这种规范带有军事纪律色彩。

像掌握沟通上天的能力一样,族长还独占了家族内的祭祀权。在各大氏族之上,王要定期巡守,监督各地贵族领主们主持祭祀是否符合规范。《礼记》规定,祭祖不符合规矩,领主就要被贬黜。一个国家的彻底灭亡,也以宗庙被捣毁、祭器被夺取为标志。

我们看出来了,中国古代的皇族宗室制度、天子祭天这些最高规格的宗法和礼仪,是在文明初期就确立起来的。

 

第三部分

这本书认为,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下面,我们接着来观察一下:在金属工艺、社会财富、艺术、文字这些最重要的文明标志中,这个观察视角又是怎样显现的。

这几个文明标志,可以找到一个共同载体,那就是青铜器。

先来看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对以技术革新来推动的破裂式文明来说,合金技术发明,被首先用在了制造农业工具上。这表明在这个形态中,技术对财富的生产和积累起到了主要作用。

然而,在中国古代遗址的挖掘中,青铜农具寥寥无几。当时的农具还是以木头、石头、动物的骨头和角制造的为主。铜都干什么用了?你肯定熟悉,都用来铸造那些在仪式上用的装食物、装酒的器皿和乐器了,每个器皿还都有个对应的字,但是咱们基本上都不会写,是吧?

我们前面说了,王是最大的巫师,掌管着祭祀礼仪。青铜器是了祭祀礼仪的主要道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是鼎,这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的九鼎,代表他可以使用天下各地方国的金属资源,掌握各个国家的沟通天地的工具。我们知道,到春秋中期,周天子的实力已经很弱了,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时候,新兴国家楚国的楚庄王就公然地向周王的使臣的王孙满询问,这些鼎到底有多大、多重——这就是“问鼎”这个词的起源,代表着不臣之心。王孙满的回答很得体:他说:周王仍然能用这些鼎,和上天保持密切的沟通。相当于说:别看我们家的军事实力不行了,但是道德权威还在,你还不能轻举妄动。你看,围绕青铜器的一切,都关乎当时的政治。

青铜器的另一类主要用场,就是做兵器。即便做工具,也是做木工工具,因为造战车要用到。

《左传》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祭祀和打仗,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所以要把稀有的金属资源用在武器和祭祀上。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政治文化在古代文明里的地位。

青铜器既体现古代的科技,也代表着当时的财富。统治者们获得政治权力,树立了权威之后,财富自然就聚集在了他们手中。聚集完成以后,他们就要开始炫耀和展示了。在学术上讨论早期文明的动力问题,其实就是在讨论古代社会积累、集中、炫示财富的行为,具有什么特征。

对王族来说,青铜器是最主要的财富象征,其他的象征还有旗帜和斧钺,就是礼仪性、装饰性的青铜武器。

在当时的财富构成里,除了青铜器,还有玉器和贝壳制作的钱币。为什么统治者要选青铜器作为代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制作起来非常困难,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考古学界已经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矿井深入地下达到了五十多米,中间有竖井接通。商代都城安阳附近的铜矿和锡矿,当时已经差不多被开采尽了。这可能是导致商朝的王都经常搬迁的原因。像动用民夫和军队开采运输矿石、铸造青铜器,乃至迁都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只有王族才能做到的,所以是最值得炫耀和展示的。

另外,青铜器还是艺术的载体。除了体现工艺水平,上面的图案也代表着当时的艺术成就。这些图案的典型是动物花纹:一类是写实的,像犀牛、虎、鱼、鸟;一类是神话中的造型,像龙、有头无身的饕餮。这些动物花纹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它们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这在先秦古籍里,已经解释过了。先民沟通天地之间,沟通人和神灵祖先,需要巫师施法,在这些巫术仪式上,礼器和献祭的动物是必需品。你看,又是祭祀。或者说,又是政治。政治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就是这样深刻和全面。

说到文明,还有一个必须要谈的,就是文字。我们都听说过这个来自《淮南子》的故事: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就是出现粮食从天而降,鬼在夜里哭泣的怪异现象。

文字出现,为什么闹到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文字的力量,在于它和知识的联系。媒介也是信息的一部分,文字一旦形成,一些东西就没那么神秘了。我们已经提到两次了:古代文明认为,知识是由另一个世界所掌握的,这些智慧通过文字显示给活着的人。所以,文字本身就包含沟通天地的工具作用。在殷商文化里,最早掌握文字的人,是巫师和记录历史的史官。根据考证,最早的史官,也担负着巫师身份。另外,古代文字的形成,有一部分来自各大家族的族徽标志。说到这儿,就很清楚了,文字的形成和传播,也是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

在当代社会,没人会忽视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原来在文明初期,它更加重要。张光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已经问世了三十多年。除了部分考古发现被刷新,大的架构还没有动摇。他不幸于2001年因帕金森氏症去世。在晚年,他一直怀抱开放态度。他说:人类能认识的真理只是相对真理,这个理论仍然只是假说。科学家所做的,只能是向着绝对真理的目标而去,目前还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给历史搭架子,不能用钢筋水泥,而应该用塑胶。做一个硬邦邦的钢筋水泥般的结论,就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他希望,2050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和这本书大不相同,会有新的材料和理论出来。中国的考古和历史研究,能够对世界历史法则做出更新的贡献。

 

总结

除了我马上要提醒你记住的要点,张光直的这种科学精神,同样值得铭记。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要点。

第一,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分为村落社会、村群社会和国家社会这三个阶段。文明产生于国家社会阶段,也就是夏商周三代文明。从社会形态来说,这个时期出现了经济阶层、城市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三个重要的文明标志。张光直认为,中国的文明形态是连续性的,这很可能是世界古代文明的主要形态。

第二,中国文明的主要推动力是政治。各种资源分配,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决定。城市的出现,也不是由于人口、资本或生产的自然集中,而是出于政治结构的需要。文明中的宗教、法律、社会文化发展,都是在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

第三,中国古代的社会财富、金属工艺、艺术、文字这些标志性文明产物,也都是围绕政治运转而产生发展的。讨论早期文明的动力,其实就是讨论一个社会积累、集中、炫示财富具有什么特征。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个特征,就是各种资源都由政治权力独占和支配。

当然,以上这些观点,是张光直的研究结论,他自己也不认为这就等于定论,他甚至期待这些观点,有被更确凿的考古发现颠覆的一天。

读书心得
阅读《美术、神话与祭祀》,深感政治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城市、文字、青铜器皆政治之产物,体现了文明的政治属性。张光直的见解拓宽了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知,启示我思考政治与文明之深刻关联。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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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先后去世,各家媒体纷纷表示了对他们的悼念,有的媒体还评价他们是“最后的士大夫”。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最后的士大夫”,会发现有很多前辈学者都获得过这个称号。

那你可能就会问了,“士大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们把学者比喻成士大夫,那么士大夫应该就是古代的文人学者吧?这种想法看上去很有道理,比如中国传统绘画当中有一种形式叫“文人画”,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正式的名字,叫“士大夫写意画”。它的主要特点,是用绘画来表现士大夫的内心世界。所以它并不追求绘画的形似,只看重画中的意境,这个意境就是士大夫个人才情的体现。你看,从文人画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文人和士大夫之间好像是可以画等号的。

但我再给你说个故事,这个问题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皇帝宋神宗曾经和老臣文彦博吵了起来。宋神宗说,王安石的新法对于士大夫或许有些不利,但对于百姓又有什么不利呢?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新法呢?结果文彦博说了一句特别露骨的话:你是和我们士大夫一同治理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啊!意思就是说,你敢侵犯士大夫的利益,士大夫就不支持你了,那可就危险了。

你看,文彦博在这里说的“士大夫”,好像又不是说文人,而是说朝廷上的官员。因为只有官员,才可能和皇帝一起治理天下嘛。

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了,那士大夫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员呢?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书里就解答了“士大夫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作者是当代史学大家阎步克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书名里的“演生”两个字是演出的演,生活的生,“演生”在这里就是演化的意思。这本书讲的是士大夫在古代中国的演化过程。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士大夫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大的特点叫作“一人分饰两角”:他们既是官员,又是文人;既是日常行政工作的承担者,又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在古代中国,这两种角色先是由同一种人扮演,后来一度由两种人分别扮演,最后又变成由同一种人扮演。这也就是士大夫群体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历史过程。

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有点神秘,不要紧,我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你拆解这本书。第一,“士大夫”的内涵是什么?这个群体是怎样产生的?第二,“士大夫”这个群体是怎样在历史中演化的?第三,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士大夫”这个群体具有怎样的特色?这种特色对中华文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士大夫”的内涵是什么?这个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士大夫”其实是两个词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词是“士”,另一个词是“大夫”。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士”和“大夫”分别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士”,最初就是指成年男子。所以“士”经常和“女”成对出现,士就是成年男子,女就是成年女子。《诗经》里有一句诗,叫“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这句诗是一对夫妻的对话,女的说:“你听,鸡开始打鸣啦。”男的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接了一句:“天还没亮呐。”你看,这里的“士”和“女”就是成对出现的。

在上古时期,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是氏族公社,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在氏族公社当中,一个男人成年以后,就要举行“士冠礼”的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由长辈为这个小伙子戴上一顶头冠,表明他正式成为了“士”,也就是这个氏族公社的正式成员,以后就要参加劳动,还要一起参加对外的战斗。

虽然“士”最初是泛指成年男子,但后来这个词的范围渐渐缩小,变成了贵族阶级的通称,这其实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决定的。氏族公社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某些公社征服了其他公社,把他们变成自己的附庸。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征服者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享受相对高质量的生活,被征服者就只好住在郊区和野外,辛苦地劳动,然后定期向城市里的征服者缴纳劳动果实。

到了西周的时候,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叫作“国人”,居住在郊区野外的人叫作“野人”。“国人”中的成年男子仍然可以举行士冠礼,获得“士”的称号,“野人”已经失去了举行士冠礼的权利,也就不配被称作“士”了。你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士”这个名称已经具有统治阶级的色彩了。

与此同时,征服者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征服者的人口渐渐繁衍,一部分人就成了统治者,也就是贵族阶级;另一部分人就成了被统治者,也就是平民阶级。“士”这个名称,就成为贵族阶级的专属。比如儒家的经典《礼记》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是怎么判断你家孩子是不是长大了,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士之子”也就是贵族家的孩子,那你就看他会不会接待客人,如果他会接待客人,和客人聊聊天,就说明他已经长大了。但如果是“庶人之子”,也就是平民家的孩子,那就看他能不能背柴火,如果能背,那就说明他已经长大了。你看,这是赤裸裸的歧视,这说明“士”这个名称已经变成了贵族阶级的特权了。

那“大夫”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夫”也是贵族阶级内部使用的一个名称。在《左传》《国语》等周代文献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等级化的表述,贵族阶级内部从高到低分别叫作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说明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由高到低分化出了不同的层次。其中“大夫”和“士”都是低等级的贵族,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也比较模糊,所以“士大夫”也就变成了对于整个贵族阶级的通称。

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比如在古代日本,“武士”就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也经常被用来称呼日本的整个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信奉的共同价值观就叫作“武士道”。

总结一下,所谓的“士大夫”其实就是早期中国社会中对于贵族阶级的通称。那么士大夫平时都做些什么呢?他们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项叫作“事”,做事的事,就是处理公务,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这意味着士大夫一般都是具有一定行政职务的。东汉的《白虎通义》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意思是士大夫的这个“士”字和做事的“事”字其实是相通的,一个人要担负起行政事务,才配被称作是“士”。

士大夫的另一项任务叫作“学”。就是要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前面说的《白虎通义》里还有一句话,叫作“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就是一个人要能博古通今,辨别是非,才配被称作是“士”。想要做到这些,那当然要通过学习。

根据周朝的礼法,贵族家的子弟必须从小就进入学校学习,这时他们有个特殊称谓叫作“学士”,就是正在学习知识的士。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学士”这个词来翻译西方传进来的大学本科学位,今天在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拿到的学位也叫“学士”。

有一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周朝的“学校”不仅是教育场所,贵族们平常还会在这里集体行礼、奏乐、集会、聚餐以及练武。所以当时的学校其实和我们现在说的“沙龙”或者“俱乐部”其实有点相似,是贵族们进行社交的重要场所。贵族子弟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结交人脉,这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

你看,在士大夫这个群体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是两种角色的混合:一方面负责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传承知识和文化。作者把这个时期的士大夫叫作“封建士大夫”,这里的“封建”和我们平常说的“封建残余”那个封建不太一样,用的是“封建”这个词的本意,也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各自建国,共同保卫周朝王室。所以作者把周朝看成是一个“封建时代”,把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称作“封建士大夫”,这就是士大夫的最初形态。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完了“士大夫”这个群体的内涵与起源。在进入第二部分之前,我想提示你注意一个问题。作者指出,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其实还有另一种形态,就是汉朝开始出现的士大夫。因为中国在秦汉时期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作者就把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的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帝国时代”,把这个时期的士大夫称为“帝国士大夫”,以区别于周朝的“封建士大夫”。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作者要对士大夫做出这样的区分呢?从“封建士大夫”到“帝国士大夫”,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内容。

 

第二部分

无论是封建士大夫还是帝国士大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同时担负两种角色:行政事务和文化传承。但在封建士大夫和帝国士大夫之间还有一个时期,也就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朝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行政事务和文化传承是由两种人分别承担的。负责行政事务的叫“官吏”,也就是政府里的各级办事人员;负责文化传承的叫“儒生”,也就是儒家的弟子。官吏和儒生之间的关系曾经非常糟糕,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那么封建士大夫怎么就消失了呢?他们的两种角色又是怎么被官吏和儒生分别取代了呢?这其实是因为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了。

西周的时候,政府主要通过周公制定的“礼”来治国。这个“礼”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礼”就是西周时期制定的一套成系统的仪式规范,它包含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比如朝见天子、祭祀祖先、男女婚配,甚至社会上的各个阶级该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都有详细的规定。在西周时期,这套规范基本都得到了遵守,于是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太平。

但到了东周时期,这套规范渐渐就失灵了,没人还会把它当回事,这就是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为什么周礼会失灵呢?

这是因为,周礼能够实施的前提,是当时的社会结构还比较简单。但社会是终究要往前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就像鸡蛋一样,它本来只有蛋清和蛋黄,但在孵化过程中,就会慢慢长出小鸡身体的各个部分。新的社会分工产生以后,就会突破周礼的框架。于是周礼就慢慢失灵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东周时期频繁爆发战争,战争讲究的是效率,是尽可能杀伤敌人,保全自己,也就没人会遵守周礼了。比如宋国和楚国打过一仗,宋国的君主宋襄公就仍然坚持周礼,拒绝在楚国军队渡河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重伤,不久以后就死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宋襄公的哥哥子鱼,都觉得宋襄公是个笨蛋,打仗还讲什么周礼。可见,残酷的战争也是导致礼崩乐坏的重要原因。

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之下,贵族阶级逐渐解体,封建士大夫这个群体也就逐渐消失了。很多贵族流落到民间,开始向平民传授学问。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个贵族,曾经在鲁国当过大夫。孔子和儒家的主要思想是重新实行以礼治国,所以儒家其实是西周礼治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同时,孔子并不是要求机械地恢复周礼,他对周礼做出了新的解释。在孔子看来,周礼的核心精神就是仁义的“仁”。什么是“仁”呢?“仁者,爱人”。也就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作为政治的基础。这种情感中最为核心的又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所以儒家主张以家的模式来安排政治:臣民服侍君主,应该像服侍父亲那样;同样君主也应该“爱民如子”,也就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对待臣民。所以,儒家认为国家法律不能完全排斥人情,如果法律和人情有冲突,那么就应该以人情为优先。

基于这种观念,儒家认为理想的治国角色应该是“君子”,君子并不是只会听从上级命令,专门处理行政事务的人,他们具有完美的人格和精神感召力。儒家的这种想法,更多是一种社会理想,他们对于政治中的技术性层面并不关注。这就和另一个人群,也就是“官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官吏这个人群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呢?在西周时期,治理国家的主要是贵族。当时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行政事务也不是很繁琐,贵族只要恪守周礼就可以治理国家。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比如收税、刑罚等等,贵族就会找几个人来做帮手,这些人就是官吏的前身。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导致“礼崩乐坏”。同时,具体的行政工作也越来越复杂,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官吏的地位也就有了相应的提高。

对于君主来说,官吏比贵族更听话,更好控制,因为贵族拥有自己的封地和收入,可以对君主构成威胁;官吏没有自己的封地,只能靠君主给他们发薪水。所以君主就想用官吏去取代贵族,这样君主就可以直接控制全社会,不需要再让贵族这个中间商去“赚差价”。战国时兴起的变法运动,目的就是用官吏取代贵族,建立官僚制政府。当时积极主张变法的人群,就是所谓的“法家”。法家的立场,基本代表了官吏的立场。

法家的基本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依靠各级官吏去管理国家,官吏们的最高领袖就是君主本人;第二条,官吏依照系统的成文法规去管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要以法规为准绳。至于儒家所强调的人情,在法家看来都是不可计算,也不可控制的东西,考虑这些东西会影响行政效率,所以应该对这些统统加以排斥。总之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家追求的是效率优先。

你看,儒生和官吏这两种角色,刚好代表了封建士大夫身上的两面:儒生代表文化传承的那一面,官吏代表日常行政那一面。同时,儒生追求社会理想,官吏追求效率优先,这两种人之间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这种矛盾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为了解决这组矛盾,有两个人分别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

第一个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把效率优先这个导向发挥到了极致。表现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那就是完全用官吏来治理国家,利用官吏去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结果激起了民变,秦朝二世而亡。

第二个人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是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他把社会理想这个导向发挥到了极致,任用了一大批儒生,想要恢复西周的制度。结果儒生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空有治国理想,完全不懂治国的技术。比如儒生说要恢复井田制,王莽就真的下令,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多的要自觉把土地分给乡亲们,不然就抓起来。结果当时的监狱里就住满了人,最后各地的豪族就起来反抗,把王莽政权推翻了。

历史就像是一个钟摆,从秦始皇到王莽之间这200年间,在两个极端中间走了一个来回,最后证明儒生和官吏这两种人还是应该合二为一,才能把中国治理好。这背后不仅仅是兼顾理想和效率那么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秦朝的官僚制政府确实具有高效的优势,但也正因如此,国家对社会资源的获取有时会超过社会负担的限度。官吏们又只会听从上级的命令,无法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儒生们的议论虽然非常理想主义,但很多时候能够反映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及时向君主传递出危险的信号,起到一个“报警器”的作用。

其次,当时的中国虽然形成了高效的官僚制政府,但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乡村。乡村地区有很多原生性的人际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姻亲关系、邻里关系等等。长期以来,为了维持稳定,乡村地区形成了一套自发的伦理秩序,比如家庭内部要讲“孝悌”,邻里之间要和睦友爱,地方父老要负责调解纠纷。而国家的法律和这些自发秩序往往是不兼容的。

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基层百姓就曾经对法律叫苦连天,但因为秦国的规模比较小,还不至于产生大问题。等到秦国变成了秦朝,把这套法律向全国推行,问题就大了。本来基层老百姓讲的是互助友爱,但秦国法律要求邻里之间要互相监视,发现犯罪要相互举报,这就让老百姓很难适应。国家法律和基层秩序之间的不兼容,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只有把儒生和官吏这两个角色重新结合在一起。汉武帝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既任用公孙弘这样的儒生,也任用张汤这样的官吏。他的儿子汉昭帝、孙子汉宣帝继承了这条路线。汉宣帝还给这条路线做了个总结,叫作“霸王道杂之”,就是把霸道、王道混合在一起,霸道就是要用吏,王道就是要用儒。

这样做比秦始皇和王莽要好一点,但还是有问题。因为这只是机械地混合,不是有机的结合。儒生和官吏的三观仍然不合,勉强在一起共事,难免要起摩擦。汉宣帝时有一个大臣叫盖宽饶,他是儒生出身,上书议论政治,结果遭到官吏的羞辱。他的性格很刚烈,就在皇宫北门用一把匕首自尽了。

这个历史性的难题最后在东汉被光武帝刘秀解决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刘秀做了两件事,让儒生和官吏发生了化学反应。

第一件事叫作“尊儒”。刘秀特别尊崇儒家,即位后不久,他就建造了太学,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和儒生们在一起辩论,当时有几万人围观,盛况空前。刘秀对儒生这么亲近,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对儒生不屑一顾的官吏。于是吏也开始学习儒家的经典,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这就让吏主动向儒靠拢了。

第二件事叫作“吏化”,所谓吏化就是把让儒生具备官吏的技能。在当时,想要做官主要是通过察举制度,就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通过察举当上官的人里,儒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刘秀建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个人才,必须先让他做一个小官,让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确定他能够胜任了,再向中央推荐。

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所以当了官还满脑子理想主义,弄出了许多乱子。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要想顺利通过试用,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技能。这就让儒生主动向官吏靠拢了。

你看,刘秀做的这两件事,让斗了几百年的儒和吏在东汉开始主动相互接近。到了东汉中期以后,儒和吏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得清了。

东汉末年,有一个叫王粲的名士,写了一篇文章叫《儒吏论》,里面有一句话叫“吏服训雅,儒通文法”,就是官吏也懂得儒家的学问,儒也精通官僚的技能。儒和吏就这样融合到了一起,成为新型的“士大夫”,也就是“帝国士大夫”。这个群体从此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完了士大夫群体的演化过程。下面我想谈谈,士大夫这个群体有什么特色,这种特色对中华文明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三部分

作者指出,“士大夫”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群体,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同时担负文化和政治的双重角色。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文化和政治一般是两种人分别承担的。

比如在中世纪欧洲,负责文化传承的是基督教的教士,负责行政工作的是封建贵族;在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之下,负责文化传承的是第一等级也就是僧侣贵族“婆罗门”,负责日常行政的是第二等级也就是武士贵族“刹帝利”。

但在古代中国,这两种角色是由同一种人也就是“士大夫”来承担的。这导致了在中国文化当中出现了这么几种现象。

首先,士大夫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它赋予了文化阶级以特权。士大夫面对民众时,具有一种“文化贵族”的心态,也就是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这也使士大夫拉开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变得“不接地气”。

前面我给你讲过宋神宗和文彦博的那段对话,文彦博的那句“你是和我们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就是这种优越感的体现,士大夫觉得自己要比百姓高出一头。这种现象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所影响。“文化人”在今天往往不仅意味着智识上的优越,也意味着身份上的高人一等。

其次,士大夫政治让中国文化产生了“学以致用”的传统。因为士大夫不仅要传承文化,还要处理行政事务,他们对学问的追求,就难免要服务于政治的目标。这往好了说,是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实用主义精神,往坏了说,是使士大夫把当官作为最大的人生目标,缺乏进行纯粹思考的精神。在士大夫的视野中,只有狭隘的政治,其他的都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从而压制了纯粹科学和纯粹艺术的独立发展。

此外,士大夫政治还让文人们面对着“做官”和“归隐”的两难局面。对士大夫而言,最大的人生选择就是出来做官还是归隐田园。做官的尊贵固然很吸引人,但繁琐的公务、服从权威的压抑感,也让许多士大夫最终选择“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所以,诸葛亮和陶渊明,就变成了中国文人的两种终极想象。诸葛亮是做官最成功的,能够让君主三顾茅庐,邀请出山,陶渊明是归隐最成功的,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符号,“隐士”的代名词。这种两难局面,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仍然可以观察得到。中国知识分子有时会充满公共精神,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甚至尝试出来做官;有时又会向往个人自由,想要摆脱束缚,过上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士大夫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继承关系,以至于我们经常用“士大夫精神”来称赞知识分子。而某些学识特别丰富,又特别具有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被称作“最后的士大夫”。

最后,士大夫政治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甚至世界有所启示。士大夫政治的核心精神,叫作“和而不同”。面对不断深入的社会分工,古代中国并没有不断创造新的角色去适应这种分工,而是创造出了士大夫这个群体,把各种角色都统一到高尚的道德理想之中。

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曾经撰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传统中国的士大夫追求的“事事关心”,并不意味着他们事事都在行,只是在他们看来,事事都可以统一在一个更为高远的道德理想之中。所以在中国士大夫当中,确实经常出现那些既能建功立业,又有出色的学问文章传世的人。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将知识、道德和责任视为一体,并以此作为人格升华的目标,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将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经指出,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其实就是在说人不应该成为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以人格的升华为目标。

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入的现代世界,我们可能经常会感到,自己好像变成了社会分工链条上的一环,越来越被工具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妨去重新感受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从中去寻找对于我们生活的启示。

 

总结

好的,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知识点。

第一,士大夫是一个古代中国特有的群体,这个群体起源于西周时期,主要特点是同时担负文化传承和行政事务两种角色。

第二,士大夫群体经历了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发展过程。西周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成了儒生和官吏这两种人,到了东汉初期,这两种人又融合成了士大夫的新形态,也就是帝国士大夫。

第三,士大夫政治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学以致用的传统,以及在做官还是归隐问题上的困惑,都受到了来自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士大夫精神当中“和而不同”的元素,以及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态度,都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启示。

读书心得
阅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我认识到士大夫政治是儒生与官吏的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士大夫将知识、道德、责任融为一体,追求高尚人格,这对当代中国仍有启示,提醒我们应注重道德与责任,追求全面发展。

《国之枭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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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国之枭雄:曹操传》,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张磊夫。张磊夫是英文世界非常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汉学家。汉末三国这一段历史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这本书是他的新作之一,同时也是英文世界最新和最全面的曹操传记。

历史上关于曹操的评价,可以说两极分化。传统的史书说曹操是奸贼、奸雄。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曹操能力过人,功勋卓著,甚至堪称英雄。这本书的中文版,把曹操定位为“枭雄”,但“枭雄”这个词其实不是作者的原意。英文版的书名用了一个词“Warlord”,直译是“军阀”。换句话说,在汉学家张磊夫看来,曹操是那个时代的军阀,只是这个军阀和其他的军阀很不一样。这就得说说,这本书对曹操的一个全新的评价。

张磊夫认为,曹操生于秩序倾颓的汉末乱世,他凭借着高超的谋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秩序。从这一点上说,曹操是乱世之中,国家秩序的恢复者和北方中国秩序的重建者。

我们今天的解读会在这个基础上铺陈开,并进行拓展。透过这本书中丰富的史料和平实的叙述,希望带你去看一看,曹操和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我们不仅要了解曹操是秩序的重建者,还要了解他究竟是在什么处境下,实现了他的这个恢复国家秩序的使命。

下面我就通过三个部分来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东汉王朝的秩序到底是怎么崩坏的?也就是曹操所处的乱世究竟是怎么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在恢复国家秩序的过程中,曹操都做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最后,我们再从恢复国家秩序的视角中,带你重新认识曹操统一中国南方的一系列努力。以及这些努力最终是如何碰壁的,他的目标又是如何调整的。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内容,东汉的秩序究竟是怎么崩坏的?

关于这个问题,《三国演义》一开篇就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说的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也就是说,造成天下大乱的直接责任人是汉桓帝和汉灵帝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亲小人,远贤臣”,崇信宦官,而禁锢贤臣。

你看,“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这是过去对天下大乱原因的习惯性理解。这当然没有错,但这种习惯性的理解,并不能解释当时所有的现象。比如,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是怎么突然崛起的?大家都知道董卓,他废立皇帝的举动,引起了十几个地方军阀对他联合讨伐,董卓也成了造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董卓本人,还是讨伐董卓的人,他们本质上都是军阀,手里是有兵权的。

但问题是,依照古代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没有军事调度权。这一权力只能由中央掌控,然后再在特殊时期临时授予。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虎符”,就是临时授予调度权。虎符分成两半,一半在官员或将领手中,一半在中央。只有两个拼起来,才能调度军队。

所以,按理来说无论是董卓,还是讨伐董卓的郡守、州牧们,都是没有兵权的。更不要说如此大规模的调度军队,针对董卓所在的洛阳了。那这些人手里的兵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整个三国就是一段军阀混战的历史。要理解三国,就要先解释,东汉末年的军阀是怎么崛起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也很让人想不到,就是“黄巾起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巾起义”前后的董卓。在“黄巾起义”之前,董卓就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政府可以对他随意调遣,甚至免职。但在“黄巾起义”之后,董卓就迅速崛起为一个军阀,拥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已经到了和朝廷的调令公然对抗的地步,甚至私自调动军队。

大家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大将军何进要诛杀宦官,招董卓来洛阳,酿成了后来洛阳被董卓控制的结果。但其实,早在何进征召董卓之前,董卓就已经陈兵在洛阳附近了。这等于是董卓私自调兵,在洛阳附近观望局势,可见朝廷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控制力了。

董卓只是当时的一个典型而已,这个时候,袁绍、袁术、陶谦这些人也都成为军阀了。不然也不会在讨伐董卓的时候,一下子冒出那么多诸侯和军队。那么,为什么一个“黄巾起义”,一下子就会让东汉末年出现那么多的军阀呢?这就要稍微从头说起了。

“黄巾起义”的规模非常大,光起义军就有三十多万,间接的参与者更是高达几百万。过去,我们认为“黄巾起义”就是一场由政治腐败导致的农民起义。但这本书认为,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之外,直接引发“黄巾起义”的,是瘟疫,而且不是一场瘟疫,是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性瘟疫。

要想知道瘟疫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人口记录就可以了。在公元160年前后,中国人口总数是5500万。但仅仅100年后,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居然还不到800万。人口损失超过85%。人口的急速减少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战乱、饥荒和户口隐匿等等。但在这其中,瘟疫的影响是最大的,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大量死亡,就连当时很多的名人都死于瘟疫。比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玚、陈琳、刘桢。

另外,之所以说“瘟疫”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是因为它不仅会带来死亡,还会造成恐慌和逃亡。这很好理解,当瘟疫在一个地区造成大规模死亡,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活着的人就会想办法逃离死亡地带。而这就正好可以被当时宣扬“太平道”的张角所利用。简单来说,张角先用“巫术”安定和整合人心,最后以此来煽动和蛊惑人群。具体的做法是,让身患瘟疫的人进行忏悔,然后喝下符水。过段时间如果此人痊愈,就证明他是真心忏悔。如果依然病发身亡,则说这个人没有真心忏悔,或者罪孽不可原谅。

我们都知道,符水和忏悔并不能真的治疗疾病,痊愈与否其实全凭患者的身体素质,但当时的人并不理解这一层。在他们眼中,张角让原本不可捉摸的瘟疫,变得看上去有迹可循,有理可依。虽然,张角的措施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平息瘟疫的效果,但在安定人心、抑制恐慌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张角的作用不都是正向的。通过忏悔来免除瘟疫之灾,这等于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天在惩罚人间,这就演化出了一种“末世论”。

随着瘟疫的连续爆发,“末世”的理念被迅速的传播和广泛的接受。张角的组织也在这期间发展到了百万人的规模。这个时候,张角就想利用“末世论”和百万教众,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了。他想推翻和取代东汉政权。公元184年农历2月,张角正式起兵,他的三十万军队集中在洛阳附近的三个地区,“黄巾起义”正式爆发。起义的过程和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也不是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重点。

这场起义虽然没有达到它本身的目的,却直接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东汉政府的军权下放。这是什么意思呢?

“黄巾起义”发生后,三十万起义军在洛阳附近同时发难,而且这还只是主力军。同一时间,几乎全国范围都有不同规模的起义,这种遍地开花的起义活动,让东汉政府措手不及。东汉政府之所以会措手不及,这和当时朝廷废除地方军有很大的关系。

汉代的军队,曾经一度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中央军负责大型军事,比如征伐和平叛,而地方军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和紧急军事。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将军叛乱,就废除了地方军,一切军事活动都由中央军负责。

但问题是,这一次“黄巾起义”的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了中央军的应对能力。所以,为了平息“黄巾起义”,东汉政府把军权彻底开放,允许各级地方官员,甚至地主豪强都可以自行招募军队,抵抗黄巾军。这等于是说,只要有条件,人人都可以拥有军队。这样就能理解,连刘备这样一个“织席贩履”的人,也可以拥有一支私人武装了。不过,这样一来,虽然“黄巾起义”被快速的平定了,但军权开放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拥有军权的地方势力却越来越不受控制。军阀割据的局面,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当然,也不是说天下从此就大乱了。“黄巾起义”是184年被平定的,而真正的天下大乱是从190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东汉政府还有一定的权威,所有的军阀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割据。因此整个国家在表面上还是统一的。

但董卓做了一件极其伤害政府权威的事情,就是废掉了汉灵帝的长子刘辩,改立次子刘协为帝。这样一来,不仅董卓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被军阀联合讨伐,而且刘协本身的合法性也大打折扣。天下的军阀都以此为借口,公然起兵,然后割据一方,互相兼并。乱世的局面被彻底引爆了。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你看,瘟疫引发起义,起义催生军阀,军阀造成战争和乱世。这就是东汉政权崩溃的完整逻辑,也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曹操,出场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

现在知道了导致东汉王朝崩溃的原因,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恢复和重建秩序。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曹操是怎么样重整河山、重建秩序的?

总的来说,曹操在社会、军事和政治三个方面对当时的秩序进行了恢复。下面我们就分别详细说一说这三个方面。

先说社会方面的恢复。前面说到,瘟疫引发了死亡和恐慌,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出现大规模流民。这些流民一度被张角的“太平道”所安置,但在“黄巾起义”被平定之后,流民问题又再次出现。公元192年,30万黄巾起义残余,大肆进攻当时的兖州,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南部以及安徽的北部这一片地区。当然,这三十万人究竟是不是真的“黄巾余孽”,很难说清楚,本质上应该就是打着黄巾旗号的流民。因为这三十万人并不是纯军事化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拖家带口。算上非战斗人员,总数应该超过一百万。

当时,这些人大举进攻兖州。兖州抵挡不住,朝廷只好让曹操来当兖州牧,负责抵抗这一伙“黄巾军”。和他的前任兖州牧不同,曹操没有单纯地对抗,而是剿灭和安抚两手并用。最终降服了这一百多万人,并把其中的精锐战斗力整编成一支6万人的军队,这就是后来的“青州兵”。但问题是,除了这6万人之外,剩下的人如何安置,总不能光养着他们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设计了“屯田制”。

当时兖州的情况是,一方面有一百多万流民需要安置。另一方面又因为瘟疫、饥荒和战乱,当地有很多被废弃的荒地。要知道,恢复农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说有地有人就可以恢复的,还需要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所以,曹操一方面把荒地分配给流民,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提供耕牛、农具等生产工具。这等于是把这一百多万人都变成佃户,而兖州政府是承包方,最终的出产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这就是“屯田制”。屯田制等于一次性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安置流民,第二是经济开发。这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就在曹操搞屯田制,发展和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袁绍和袁术的军队只能以桑葚和河蚌为口粮,而那些没有桑葚与河蚌吃的军队就只能靠抢劫来维持军队。所以,屯田制也为后来曹操的军事征服奠定了经济基础。

你看,屯田制既安置了流民,又恢复了经济,这是曹操在社会层面所做的恢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政治方面的恢复。

我们前面说到,导致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权威的丧失。当时,董卓废立皇帝之后,就激起了关东诸侯的联合讨伐。关东诸侯就是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面对这种情况,董卓干脆放弃洛阳,把汉献帝劫持到长安。而关东诸侯就开始各自为战,互相兼并。国家完全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后来,董卓集团发生内乱,献帝趁机逃出了长安。一路向东,颠沛流离想回到洛阳。这个时候的献帝,完全没有一点君主的样子,最惨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当时的军阀,包括很多汉室宗亲,比如荆州的刘表,都不在意汉献帝的生死。只有曹操,迎接献帝并把他安置在许昌,这个举动客观上保全了东汉中央政府的存在。

至于曹操这个举动究竟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本书认为,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当时的事实是,没有曹操,汉献帝很有可能死于非命,天下彻底丧失中央权威。所有的军阀都会毫无顾忌,天下彻底大乱。而相比于曹操,其他大多数军阀,没有野心的,想安安稳稳的独霸一方,把基业传给子孙,比如,刘焉和刘表。而野心大的,就想自己当皇帝,比如袁绍和袁术。曹操虽然后来也在向称帝的方向发展,但此时此刻,他对中央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局势进一步恶化。这就是曹操对当时政治秩序的恢复。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事。简单来说,就是曹操清除北方的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袁术、袁绍、吕布这三个。军阀遍地的结果,一定是战乱频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只能当作支持,主要还得靠纯军事对抗。所以,我们能看到,在这段时期内,曹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其中还有几次危机,比如吕布趁着曹操攻打徐州的机会,偷袭兖州。“官渡”战场上,面对袁绍的军事压力,曹操差一点放弃等等。最终,曹操用了十几年时间,南征北战,先后平定了袁术、吕布、袁绍和一些小军阀。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消弭了战乱。

当然,也不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曹操没有做过负面的事情。在第一次攻打徐州的时候,他就曾经屠过城,杀了十万左右的百姓。这是曹操在“人道主义”方面最大的污点。但另一方面,曹操对当时的秩序进行了政治、社会和军事三个方面的恢复,使当时的北方社会的总体秩序得以恢复。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部分内容。

 

第三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作为秩序的恢复者,仅仅完成北方的秩序重建,这是不完整的。完成全境的统一,这一点对曹操而言,诱惑很大。但是,为什么曹操完成不了全天下的统一呢?在统一天下的进程受阻之后,曹操的政治理念又有怎样改变的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

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格局和历史的走向。战争过程大家都很熟悉。公元208年年初,曹操彻底平定了北方的乌桓,之后就准备南下。当年7月,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8月刘表病逝,9月荆州投降。10月,曹操军队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12月周瑜火攻成功,曹操退走。周瑜追到南郡城下和曹仁对峙一年之后,曹仁退走,荆州被瓜分。

如果单看这场战争,它就是一个纯军事领域的胜负。表面上看,曹操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天下就可以重新统一。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赤壁之战的深层原因是南方的综合实力足以抗衡北方。在东汉末年以前,北方一直是经济和政治中心,经济和人口水平都远远高于南方。所以,从社会实力上来说,南方无法同北方抗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当时,东南方的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还无法对抗北方的西汉政府。

不过,这种情况在东汉末年时发生了改变。从当时的数据记载就可以看出,南方的经济和人口都迅速超过了北方。比如,当时关中地区的人口,从原先的200万锐减到了50万。而南方荆州和扬州的人口都激增了50%以上。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危机,比如瘟疫、战乱和饥荒,都主要在北方发生。因此,北方的很多人口都逃到南方避难。甚至很多名人,都是这个时期从北方迁到南方的。比如,诸葛亮一家就是从徐州迁往荆州的。所以,虽然当时的南方人口和经济在总量上比不上北方,但是北方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这就为“南北对峙”局面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对南方的几次进攻都没有成果。例如,211年的濡须之战。曹操和孙权相持几个月,互有胜负,最后只能相约撤军。而217年的汉中之战,更是让曹操经历了“赤壁”以后的最大失败。不仅损兵折将,还丢失了汉中地区。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北方要统一南方,已经没有了优势。曹操想短时间内统一天下,已经不可能了,他必须接受南北对峙的现实。

这本书说,在认清这些现实之后,曹操的政治理念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他一心希望恢复统一的秩序,但当他意识到,统一南方已经变得不可能以后,这个时候曹操就必须要想另外一件事情了,这就是如何将现有的成果稳定下来。

首先,北方的秩序是曹操一手恢复的。在个人心理上,曹操不可能把这个成果拱手让给汉献帝。其次,此时的汉献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单凭汉献帝的个人能力和权威,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独自将这个局面维持下去了。所以,在当时的局势下,要巩固北方已有的社会秩序,除了曹操,再没有第二个人了。这也是为什么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注意,这里说的是“设使国家无有孤”,而不是“设使国家无有献帝”。所以,这本书认为,在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开始着手要把“刘氏天下”彻底变成“曹氏天下”了。那么,曹操是怎么一步一步做下去的呢?

“赤壁之战”是公元208年的事,这个时候曹操仅仅是丞相,身份还是汉朝臣子。而在“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对自己政治地位的提升明显加快了。到了212年的时候,曹操就获得了“剑履上殿”的待遇,也就是觐见皇帝的时候,可以佩带宝剑,这可是当年开国元老萧何才有的待遇。一年之后,曹操又加封“公爵”,正式成立了魏国。到了216年,他又从公爵升为王爵,并且享受皇帝规格的礼仪和服饰。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是实际上的“无冕之皇”了,距离“称帝”仅有半步之遥。

在曹操为称帝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和很多人都产生了矛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荀彧。荀彧是世家大族出身,家族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在恢复汉家秩序这一点上,荀彧和曹操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为此,荀彧不仅舍袁绍而投奔曹操,而且还为曹操引荐了很多人才,比如钟繇、陈群、郭嘉。同时,在曹操征战的过程中,荀彧也起到了很多关键的作用。比如,在官渡之战中,荀彧镇守许昌,还有,帮助曹操渡过兖州危机等等。可以说荀彧之于曹操,就像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但是,荀彧的理想是帮曹操恢复秩序,而不是帮曹操实现野心。因此,当曹操的政治理念发生变化,称帝的野心暴露之后,二人之间就有了分歧。在曹操要晋封为魏公这件事上,荀彧坚决反对,最后郁郁而终。

在明白这个过程之后,我们才能看懂曹操最著名的那篇文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述志令》,意思是讲述自己的志向。这篇文章算得上是曹操的半个自传。在文章里,曹操说,年轻的时候,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最大的志向就是当一个郡守,能做到保境安民就可以了。后来,志向变大了,想征讨四方,建功立业,做个征西将军。可现在我的地位和权力都超过了征西将军,可以比肩齐桓公、晋文公,甚至周文王了。很多人都希望我放开权力,但这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意思是,你们只看到了我的野心,却没有看到全天下还有很多比我野心更大的人。没有我,天下只会比现在更乱。

所以,这本书就认为,曹操政治理念的改变和他野心的扩大,既是曹操自己政治欲望膨胀的结果,也是他的处境变化的结果。他的这个处境,就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经无法改变,以及天下不能在短时间内统一的形势。因此,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的发展的重心是对外征服和扩张。而在赤壁战败以后,曹操开始转向内在的政治发展了。这才有了,一路从魏公到魏王,最后由曹丕称帝的过程。这就是今天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

 

总结

到这里,张磊夫教授的这本书《国之枭雄:曹操传》的主要内容,我已经为你讲述完了。最后我再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再读曹操,并不仅仅是读他这个人,去分辨他究竟是奸雄、枭雄还是英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简单的词汇描述清楚,现实中也一样。由于时代久远造成的信息缺失,我们印象中的曹操其实都是抽象化的曹操。而很难了解他所面临的环境、实际和他的抉择。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权威衰弱的时代。而曹操一直在试图对秩序进行恢复。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所能做到的就仅仅是恢复北方的秩序而已。而在统一无望的情况下,曹操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野心的扩大,另一方面又是迫于现实,最终的结果就是曹操以“魏政权”取代了“汉政权”。

因此,从这本书中,我们能感受到,读历史,重要的不是读结果,读知识,而是看清时代给每个人的机会和限制。这种处境和感受是旁人无法真正理解的。我们只能通过一本书、一段记载,或一篇解读的方式,窥见一二。我相信,在听完本期音频之后,你再去读曹操的诗歌和文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龟虽寿》里的那四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读书心得
阅读《国之枭雄:曹操传》,我深刻理解了曹操作为军阀的独特之处。他剿抚并用、屯田安民,展现卓越领导力。同时,赤壁之战后南北对峙局面奠定,曹操的自述更体现其复杂心境与历史地位。

《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读书笔记

admin阅读(31)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书名很长,说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皇权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

近代以来,皇权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再受到批判。甚至《水浒传》这样充满抗争精神的文学作品,也被指责成“反贪官不反皇帝”。你看,梁山好汉对贪官污吏确实痛恨,但他们对皇帝宋徽宗却经常很尊敬。阮氏三兄弟中的阮小五唱过一支歌,歌词的最后两句是“贪官污吏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里的“赵官家”就是皇帝。阮小五居然也会歌颂皇帝,可见皇权思想有多么深入人心。

那问题就来了,皇权思想是怎样深入人心的呢?皇帝高高在上,老百姓平时又见不着,皇帝怎样让老百姓时刻知道头上有个皇帝呢?今天这本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皇权思想的核心是皇帝的权力和责任。皇帝为了维护权力,履行责任,还创造了一套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统称为“皇帝制度”。你看,皇帝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套制度。有了这些制度,皇权思想才能深入人心。这些制度并不神秘,有一些你早就听说过。

举个例子,有一个词叫“大赦天下”,简称“大赦”,就是皇帝亲自宣布,赦免罪犯。《水浒传》里面,宋江怒杀阎婆惜,被发配江州,就一直念叨,要等待皇帝大赦天下。后来皇帝果然宣布大赦,但宋江却不在大赦名单上,他很失落,就去浔阳楼喝酒,醉酒以后题了反诗,被抓起来要问斩,于是引出了梁山好汉闹江州的戏码。这里的“大赦天下”,其实就是关于皇帝的一项制度。皇帝亲自宣布大赦,可以向全天下显示自己的恩德,有利于塑造皇帝的形象,维护皇帝的权威。你看,这样说,你对皇帝制度是不是就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其实,不只是大赦,还有一些你很熟悉的事物,也是皇帝制度的一部分。比如皇帝的宗庙、皇帝使用的年号、居住的宫殿,以及皇帝上朝的仪式,都具有制度上的意义。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写作特点,那就是注重细节。有许多看似平常的细节,在作者眼中都是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雷戈,“枕戈待旦”的那个戈,他是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师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刘泽华教授。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你把皇权思想给彻底讲清楚:第一,皇权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皇帝的权力和责任分别是怎样的?第二,皇帝创造了哪些制度,才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第三,皇权思想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皇帝的权力和责任分别是怎样的?

皇帝的权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逐渐被塑造出来的。当时的变法运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取消世袭贵族的权力,用君主派出的官僚去替代。君主指挥官僚,就像大脑指挥四肢一样,于是君主的权力就得到了扩大。

在变法运动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又把变法的成果推向全国,他也由此成为一位权力空前的统治者。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大臣们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号。他原来被称作“秦王”,现在他富有四海,不甘心继续沿用旧名号,想要破旧立新。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秦始皇的诏书中明确说让大臣们讨论“帝号”,而不是讨论“王号”,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王”,而与“帝”并肩而立。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古代中国有三皇、五帝、三王的说法。三皇五帝我们都听说过,那是上古神话中的几位领袖。因为是神话,所以具体是哪几位,说法不一。而“三王”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夏朝的开创者大禹、商朝的开创者商汤,以及周朝的开创者周武王。当时普遍认为,三皇高于五帝,五帝又高于三王。秦始皇已经不屑于和三王并立,而要与五帝同辉。

大臣们心领神会,既然秦始皇自比五帝,那干脆就给他再抬高一级,直接和三皇并立。于是李斯代表大臣们向秦始皇建议,以后您就叫“泰皇”吧,泰山的泰,皇帝的皇。理由是上古时期有所谓的“三皇”,分别是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但没想到这个建议被秦始皇否决了,他说保留这个“皇”字,再加上一个“帝”字,以后我就叫“皇帝”了。

他的这个决定,背后大有深意。秦始皇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意思是自己不仅高过五帝,甚至也高过三皇,堪称古今第一人。秦始皇给自己取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名号,那么只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才配得上它。作者认为,自从皇帝诞生以来,皇权就近乎无限。皇帝就是国家,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制约皇帝的权力。有时臣子可以通过进谏等手段使皇帝“收回成命”,那也只是改变了皇帝的想法,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权力。同时,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责任,皇帝对百姓所负的责任也近于无限。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登上琅琊台,让李斯写了一篇文章,刻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著名的《琅琊台刻石》。这篇文章歌颂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也指出了皇帝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皇帝应该兢兢业业,勤于政务;应该尽力了解各种情况,做到兼听则明,办事公正;应该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维护国家的公平与正义。你看,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秦始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又自认为对百姓具有绝对的责任,也就热衷于标榜自己的全知全能。秦代歌颂皇帝的文章里面,充斥着“皇帝之功”“皇帝之明”“皇帝之德”这样的字眼。

汉朝的皇帝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与秦始皇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但由于秦朝的迅速灭亡,西汉前期奉行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皇帝不再标榜自己全知全能,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比如汉文帝面对匈奴的侵扰,就曾经下罪己诏,说自己治理国家不够尽心。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汉代儒家提倡的“天人感应”思想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这种思想认为,上天一直在监督皇帝的行为,如果皇帝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就会发生日食、地震之类的灾异,这是来自上天的警告。这套理论在汉朝的庙堂上站稳脚跟以后,士大夫们如果想要规劝皇帝,就经常会拿灾异来说事。

举个例子,西汉汉元帝在位时期,著名的大臣匡衡,就是那个小时候凿壁偷光的匡衡,就向汉元帝上疏,希望他能节制奢侈享乐,多用儒家士人。他在文章里各种弯弯绕,先是说天人之间存在感应,最近经常发生水旱灾荒,这是上天在示警,您可要当心啊,然后才敢提出建议。这种说话方式在当时的大臣中非常普遍,这说明汉朝的皇帝已经开始接受儒家的政治伦理,那就是要在上天的监督下,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汉朝的皇帝怎么会自愿钻进儒家的口袋里面呢?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其实这样做是很高明的,这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秦朝只知道依靠暴力和法律来统治,却不知道利用社会伦理,最后民众不堪忍受,秦朝就灭亡了。汉朝皇帝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标榜自己敬畏上天,爱民如子,表面上多了一些条条框框,实际上自己的权力反而增强了。皇帝敬畏上天,这意味着皇帝是代表上天在进行统治。皇帝爱民如子,这意味着皇帝变成了百姓的父母,百姓对皇帝就必须像对父母那样尊敬。所以皇帝当然愿意接受儒家伦理了。在汉代以后,皇帝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但戴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完了皇帝的权力和责任,这是皇权思想的核心。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让皇权思想深入人心,又创造了一系列的制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制度?

 

第二部分

韩非子曾经说过,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主要依靠“刑赏二柄”:“刑”就是刑罚。君主制定了严密的法律,设立了执法机构,还设计出各种恐怖的刑罚,用来震慑臣民。“赏”就是赏赐。皇帝对于有功之人,会给予各种形式的赏赐,比如爵位、金钱、土地。开头我们说到的“大赦天下”,也是赏赐的一种形式。刑罚和赏赐都很容易理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不过还有一些制度,看似不起眼,目的其实也是维护皇权,这些可能更值得你来了解。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立宗庙。宗庙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场所。商朝就已经有了建造宗庙的传统。到了周朝,对于宗庙的规格开始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建造七座宗庙,供奉七代祖先;诸侯以下建造宗庙的数量逐级递减。立宗庙的传统在秦始皇那里一度中断,后来秦二世又恢复了这个传统,重修了七代祖先的宗庙,并把父亲秦始皇的宗庙称为“极庙”,意思是规格最高的宗庙。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位皇帝,后世所有皇帝都要奉他为始祖。到了汉朝的时候,皇帝开始大规模增加宗庙的数量。汉景帝曾经要求全国各郡都要为汉高祖和汉文帝立庙。同时,汉朝皇帝在生前还会为自己立庙。比如汉文帝就曾经为自己建立了“顾成庙”,回顾的顾,成功的成。

皇帝建立宗庙,是为了给自己树立权威。前面曾经提到,汉代的皇帝把自己打扮成天下人的父母,那皇帝当然要以身作则,显示自己的孝道。为祖先立庙就是孝道的一种表现。汉景帝还把为皇帝立庙的行为推向全国,这是为了让各地的百姓都产生一种皇帝与我同在的感觉。在那个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这对于皇帝控制全国是有重大意义的。

说完宗庙制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项巧妙的制度设计,这两项设计使皇权融入了时间和空间。针对时间的设计就是年号制度,针对空间的设计就是宫殿形制。

先说年号。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皇帝大多都有自己的年号,有的甚至还不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换年号的是女皇武则天,她在位只有十五年,前后却用过十四个年号,几乎一年一个。那么年号制度是谁创立的呢?答案是汉武帝。他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意思是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年号制度。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从此以后,新皇帝上台就要更改国号。很多皇帝还在任期内,也会经常更改国号,这背后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有时是因为“天降祥瑞”,比如在公元前49年,据说有黄龙出现,于是当时在位的汉宣帝就把年号改为“黄龙”。有时候是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比如北宋的宋哲宗,刚即位的时候年纪还小,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的年号叫“元祐”。后来宋哲宗长大了,宣布亲政,就把年号改为“绍圣”。

皇帝频繁更改年号,容易造成纪年的混乱,很不方便。于是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就宣布实行“一世一元制”,意思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两代的年号看上去就整齐多了。而且只有明清两代的皇帝可以用年号来称呼,什么嘉靖皇帝、康熙皇帝之类的。

年号制度意味着由权力来塑造时间观念。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操纵着看不见的时间流逝,使时间可以直接显现,成为从属于皇帝个人的创造物。每一次改元都寄托着皇帝个人的激情与想象,都象征着权力对岁月河流的一次重新改道。皇权对于时间观念的塑造,又使皇权看上去是那么正当、合理,从而能够深入人心。当人民用类似“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字眼来记录时间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认同了万历皇帝,接受了明朝的统治。所以年号也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多个政权同时存在的时候,使用谁的年号,就意味着认同谁的统治。

清朝康熙年间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文字狱,叫作“明史案”。起因是浙江一个姓庄的富户,想要编一部明史,于是就延揽了一大批读书人来共同编写。结果编成的书里对于后金政权建立以后的历史,并没有使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年号,仍然使用崇祯年号。这件事后来被人告发,清朝政府对这件事进行严查。当时参与编写的人全部被杀,甚至负责刻字、印刷的工人和卖书的老板也难逃一死。这个案子是说明年号政治意义的最佳例证。

如果说年号是皇权与时间的融合,那么宫殿形制就是皇权与空间的融合。所谓“形制”,就是关于外形和结构的规定。宫殿是皇家的住所,在形制上是非常讲究的。秦始皇在统一以后建造了咸阳宫,这座宫殿背靠咸阳北陵,四面都有宫门出入,这是在模仿传说中天上的紫微宫,也就是天帝的住所。渭水从中间贯穿咸阳宫,仿佛银河。渭水上建了一座横桥,仿佛鹊桥。咸阳宫的建设,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征着君权神授,代表皇帝在人间的无上权力。汉代的宫殿也是如此,甚至皇帝居住的未央宫还有一个别名就叫“紫微宫”。

皇帝建造规模宏大的宫殿,除了标榜天人合一,也在炫耀皇家的气势,让天下人懂得敬畏。汉高祖七年,在丞相萧何的主持下,未央宫建造完毕。当时各地异姓诸侯王的势力还没有完全平定,刘邦看到这恢宏壮丽的宫殿,非常生气,责问萧何:“天下还没有平定,为什么要把宫殿修得这么铺张?”萧何回答:“就是因为天下还没有平定,才要把宫殿修得宏伟壮丽,不然不能体现皇帝的威严。”萧何这番话,其实指出了宫殿的政治功能。宫殿是皇权在空间上的具象化,它使皇权的不可侵犯变成了肉眼可见的现实存在。然而,宫殿总会朽坏,如同王朝终将灭亡。古代中国的最后一处宫殿也就是故宫,也已经成为人民的旅游胜地。这就是历史变迁的缩影。

宗庙、年号制度和宫殿形制,目的都是让皇权思想在百姓心里扎根。那么,皇帝是怎样在大臣面前树立权威的呢?主要通过“廷议”制度。所谓廷议,就是皇帝和大臣们一起在朝廷上讨论国事。我们看历史剧,经常会看到皇帝上早朝,太监扯着嗓子喊:“有本奏来,无本退朝。”大臣们就陆续向皇帝上奏,有时他们还会在宫廷上辩论。这其实就是廷议制度的一种形式。

廷议制度也是秦始皇在位期间正式确立的。秦朝统一天下以后的第一次廷议,讨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皇帝名号问题。从这次廷议,我们可以看出秦朝廷议制度的基本程序。首先,皇帝制定议题,也就是讨论皇帝的称号,交付给大臣去讨论。然后,大臣们进行讨论,并将结果汇报给皇帝。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裁定结果立刻转化为国家意志。

那廷议制度是怎样树立皇帝权威的呢?秦朝的廷议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大臣们在表达主张的时候,落点一定是对皇帝的忠诚。当时有一位名叫淳于越的儒家学者,反对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主张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他在向秦始皇慷慨陈词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些主张推行郡县制的人,都是在故意讨好您,这其实是对您不忠啊。”这句话表明了廷议制度背后的基本逻辑,那就是皇帝才是廷议的中心,大臣们提出建议,归根结底都是在向皇帝效忠,帮助皇帝实现他的意志。一旦皇帝做出了决定,那就叫“金口玉言”,不容更改。如果皇帝的决定权被架空,那往往意味着皇权的旁落。比如秦二世在位时期,曾经发生过“指鹿为马”的典故。赵高故意在朝廷上指鹿为马,看到大臣们宁肯欺骗皇帝,也不敢违抗自己,就知道皇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移,以下犯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廷议制度在汉朝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开国功臣大多是汉高祖的老哥们,在朝廷上很没规矩,经常狂呼乱叫,甚至拔出佩剑去砍柱子,无奇不有。刘邦对这很不满。有一位叫叔孙通的儒生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就帮刘邦设计了一套朝廷礼仪,这套礼仪被刘邦认可并执行了。后来在一次朝会上,还专门有个负责监察的御史站在旁边,看到有谁不合礼仪,就把他轰出去。于是在这次朝会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臣违反规矩。刘邦非常满意,由衷地感叹:“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

作者指出,这句话其实体现了秦汉两朝皇帝的区别。秦朝的皇帝注重的是“皇帝之威”,汉朝的皇帝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皇帝之贵”。“皇帝之威”看重的是不可侵犯的威严,这是要靠宏大的排场去维护的。刘邦还在当亭长的时候,曾经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不由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他通过秦始皇的排场,感受到了皇帝的威严。“皇帝之贵”强调的则是皇帝的身份,这种身份又和复杂的礼法联系在一起,意味着皇帝的职责增加了新的内容:他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礼法的维护者。廷议不仅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场合,也是皇帝宣扬礼法的时刻。这也是“外儒内法”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廷议制度,皇帝在臣子面前的权威得到了建立和维护。

 

第三部分

好的,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述了皇帝为了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创造出了哪些制度。下面我再为你讲讲最后一个问题:皇帝制度对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自然有很多,不过今天我要为你讲的是一个最重要也最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天高皇帝近”。你可能会说,“天高皇帝远”我听说过,“天高皇帝近”是什么意思?其实,“天高皇帝近”才是皇权思想的初衷,“天高皇帝远”其实违背了皇帝的本意。而且为了恢复“天高皇帝近”的状态,皇帝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都与此有关。

所谓“天高皇帝近”,就是皇帝和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阶层,皇帝的权力可以控制每一个人。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以前,国君和百姓之间有很多中间阶层,也就是大大小小的贵族。这些中间阶层在变法运动中被消灭,国君的权力可以接触到每一个人。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这种秩序又覆盖了整个天下。在皇帝看来,官员不过是皇帝的代理人,他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授予。如果没有皇帝的任命,官员也和百姓一个样。而且,官员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只能执行皇帝的意志。对百姓来说,皇帝仿佛近在眼前,他的意志可以传达到每个人的身边,主宰每个人的命运,这个就叫“天高皇帝近”。

“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意味着皇帝创造了平等。你可能会奇怪,皇帝怎么会创造平等呢?原因很简单,普天之下除了皇帝高高在上,其他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皇权之下的平等。所以,秦汉时期把百姓称为“编户齐民”。“编户”就是国家编制和管理下的人口,“齐民”就是地位平齐的老百姓。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平头百姓”,这里的“平头”可不是说发型,而是说大家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西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不过西方历史上创造平等的不是皇权,而是宗教。西方讲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讲的是“皇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观念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观,那就是打着“平等”的旗号来追求皇权。陈胜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平等的旗号,一直到洪秀全打出的“天下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仍然是平等的旗号。这些都说明古代中国的皇权和平等是联系在一起的。

“天高皇帝近”的观念还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一组基本矛盾,那就是皇帝和中间阶层之间的矛盾。虽然皇帝本人追求的是“天高皇帝近”,那为什么我们对于“天高皇帝远”的说法更为熟悉呢?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会逐渐出现贫富分化,那些富人就会驱使穷人来为自己做事,成为新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在秦汉叫“豪强”,在魏晋到隋唐时期叫“士族”,在宋代以后,逐渐被称为“士绅”。他们的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兼并土地,壮大自己的势力。

新的中间阶层对皇权造成了严重挑战,所以皇帝经常采取手段,严厉打击。汉武帝时期曾经设立过“刺史”制度,刺史就是皇帝派到地方负责监察的官员。他们重点监察六件事,第一件就是地方豪强有没有兼并土地,横行乡里。除此以外,汉武帝还任用了一大批酷吏,直接对豪强进行镇压。当时有个叫王温舒的人,曾经在广平这个地方做官,杀了当地豪强上千家,流血十几里。

但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无法消灭。西汉的豪强在东汉以后逐渐获得了合法身份,皇帝允许他们的子弟通过读书出来做官,于是豪强就变成了魏晋时期的“士族”。魏晋时期的皇权没有秦汉时期那么威风,根源就在于士族势力强大。唐朝末年,士族在农民战争中被彻底消灭,宋代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没有士族的“平民社会”。但是,民间的富人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在地方上组织宗族,领导乡村自治,还供族里的子弟读书做官,逐渐成为所谓的“士绅”阶层。士绅也是一种中间阶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对江南士绅进行残酷镇压。

不过,暴力镇压毕竟是一种非常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还是会选择遏制而不是消灭。遏制中间阶层的根本手段就是阻止他们兼并土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者,他们的改革措施中都有一条,就是重新丈量土地。王安石变法有一条叫“方田均税法”,就是重新丈量土地,平均赋税,这一条显然是针对富人的。清朝的雍正皇帝,他实行过一项政策叫“摊丁入亩”,就是把原来的人头税摊入土地税,不再针对人口征税,而是增加土地税,为此他也重新丈量了土地。这个政策针对的是当时的士绅阶层,因为士绅阶层有很多土地,普通农民是没多少地的。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推行这些改革的人,名声都不太好。王安石在近代以前一直被骂成奸臣,雍正皇帝也被说成是暴君。这是因为,这些中间阶层有很多都是读书人,而读书人是掌握话语权的。他们当时不敢反抗,但可以在史书中抹黑这些改革者。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些改革者的时候,需要明白,改革背后的根源其实是皇帝和中间阶层之间的矛盾。

 

总结

好的,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皇权思想的核心是皇帝的权威与责任。秦朝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和无微不至的绝对责任,汉朝的皇帝仍然如此,但利用儒学给皇帝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第二,皇帝为了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设计了很多制度。为了在百姓心中确立皇帝的权威,皇帝建立了宗庙制度、年号制度和宫殿形制。为了使官员畏惧皇帝的权威,皇帝设计了廷议制度。在汉代,廷议不仅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场合,也是皇帝宣扬礼法的时刻,这也是“外儒内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皇权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天高皇帝近”,也就是皇帝消灭中间阶层,直接控制每一个人。这创造了“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后世的起义军领袖总是打着平等的旗号来追求皇权。同时这也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一组基本矛盾:皇帝和中间阶层之间的矛盾。皇帝离百姓是近还是远,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背后的根源。

读书心得
阅读皇权思想相关书籍,我深刻体会到皇权思想的核心是皇帝的权力与责任。秦朝确立皇权至高无上,汉朝“外儒内法”加强统治。皇权思想对社会影响深远,消灭中间阶层,追求直接控制,体现了古代政治的独特性。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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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清华大学历史博士李硕的著作《南北战争三百年》,这是一本还原中国古代秦、汉、魏、晋之际的战争场景和技术的书。书里中的内容十分精彩,我看完之后跟罗胖交流,他也说这是一本奇书。那么这本书到底奇在哪儿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真实的古代战争场景,和我们印象中的战争场景完全不一样。

当然,因为篇幅的原因,作者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把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古代军事形势全部说清楚,于是就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魏晋南北朝”。为什么这段历史在军事上最具代表性,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是一段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前后长达三四个世纪,而且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和草原两种文明的对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胡乱华”。第二,因为这段时期,是中国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也是军事技术和战术发展、变革最快的时期。就像我们后面要说到的那样,从先秦时期开始变革的骑兵战术,到“南北朝”时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在之后的历史中,没有再发生过大的变革。

过去,关于中国军事方面的著作,要么以军事制度为主,要么以兵器变迁为主,具体的战争场景和技术很少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在古代,写史书的都是文官,对于战争,文官既不懂,也不重视,因此对于战争记载往往也就寥寥几笔,这就对后来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作者是经过多年研究,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之后,才写就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次完整且深度地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的真实战争图景。

那么,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对古代的战争的印象,就是小说和影视剧里描述的样子:两军遭遇,双方大将先来一场对话,紧接着就是马上单挑,大战几十上百回合,等到分出胜负之后,胜利的一方大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双方混战到一起,打一场群架。但实际上,真实的古代战争,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真实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观赏性。戚继光就曾经说过,打仗就是:乱刀砍来,乱刀还他,个人武艺的高低,对战争胜败的影响不大。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真正能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战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的技术和战术变迁,不仅会影响战争的形势,还会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反向的塑造作用。

下面,我就通过三个部分,来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战争形式究竟受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而技术条件的改变,又对战争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在战术层面上,中原军队面对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三部分,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在政治层面上,军事变迁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条件对战争的影响。

前面说到,这本书的叙述主体是秦、汉、魏、晋时期的中国,但是为了总体性的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

很多人都知道,在春秋中期以前,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是以战车为主。就是两匹或四匹马拉一辆两个轮子的青铜车,车上站三个人,一人驾车,一人持戈,一人持弓。具体的作战方式是,双方战车之间进行一对一对冲,距离远的时候通过弓箭来攻击,等到两车相错的时候,互相用戈攻击对方,这是一个回合。在一个回合中,如果有一方受伤,则对决结束。如果不分胜负,就再来一个回合,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就是战车作战的主要方式和过程。

这种作战方式有两个特点。第一,战争规模有限,通常也就几百辆战车直接参与战斗。第二,需要很大的战争场地,如果地形非常狭小的话,战车根本施展不开。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战车的作战效率非常低,所以当时一场战争的伤亡,可能也就几十人,甚至比这还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率的战争模式?原因有很多,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都可以对其进行解释。但是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技术条件是限制当时军事模式的主要原因。所谓的技术条件主要指两个,一个是兵器,一个是马匹。

先来说兵器,当时的兵器的材料以青铜为主,因为在纯铜中加入锡,可以把熔点从1033度降低到800度,容易冶炼。所以,青铜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属。但用青铜做兵器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铜的数量比较稀少,因此贵重。虽然赶不上现在的黄金,但也有白银的价值。正因为青铜贵重,所以大多数都被用来做祭祀用的礼器,比如重达八百多公斤的“后母戊鼎”。这就注定了,青铜兵器无法大规模普及,根本不可能组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同样,马匹的数量也是一大限制因素。马匹的限制决定了战车的规模,青铜器的限制,让几千几万个人的集团步兵无法组建。

而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中国的冶铁技术已经可以支撑大规模的军事组建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从春秋早期到春秋末期,战争形势发生了一次巨变。春秋早期,郑庄公和周桓王对战的时候,还只是几百人的车战。而到了春秋末期,吴国和齐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十几万人的步兵大战了。也就是说,铁器的普及,是战车衰落,步兵崛起的主要原因。到战国末年,步兵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兵种。

骑兵的出现比步兵晚一两百年,限制骑兵的主要因素是马。虽然在中国,马的出现和驯化很早,否则就不会有战车了。但是当时的马匹十分矮小,所以即使拉一辆3人战车,也得2到4匹马,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骑乘作战。所以西周、春秋时期,中国虽然有战车,却没有骑兵。中国公认最早的骑兵,是战国中期的赵国骑兵。因为赵国与草原接壤,要经常与匈奴作战,所以,他们不仅学习了匈奴的骑兵模式,比如衣着和弓箭,还用草原的马来组建骑兵部队。这是先秦时期,社会技术的变化对军事的影响,铁器的出现让步兵得以崛起,马种的更新让骑兵得以出现。

从这之后,步兵的形态基本上没有因为技术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骑兵却又经历了一次技术变革。虽然在战国中期,中国在匈奴的影响下出现了骑兵,但是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原的骑兵,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马鞍,而没有马镫。虽然马镫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的有无对骑兵的影响非常大。简单来说,在有马镫的情况下,人坐在马上双腿是可以着力的,他甚至可以站在马上。没有马镫,坐在上面的人无处着力,是坐不稳的。为了不让自己掉下来,他必须做两个动作,第一是用两条腿紧紧夹住马肚子,第二是至少用一只手紧紧拽住缰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骑手的作战方式,第一,他没办法使用重武器,流星锤之类武器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惯性太大,很容易摔下来。第二,他没有办法使用双手武器,因为他始终要用一只手抓住缰绳。所以,《三国演义》中说关羽用八十二斤青龙刀,是不可能的。青龙刀既是重武器,又是双手武器,根本没办法在没有马镫的马上使用。三国时期,马镫还没有出现呢。

在没有马镫之前,骑兵的作战方式是以骑射为主,也就是在机动性强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攻击。弓箭的好处是,第一它很轻,第二需要同时使用双手的时间短,第三,因为是远距离攻击,所以即使摔下马,最多受伤,没有生命危险。除了弓箭之外,骑兵用得最多的就是环首刀,就是短而细的单手刀,主要用于追击和“陷阵”的时候使用。追击就不用解释了,所谓“陷阵”就是小股骑兵冲入敌方阵营,目的不是砍杀,而是冲散敌方的阵形。当然,从汉朝中后期,骑兵也逐渐开始用长矛,详细内容我们会在第二部分中讲到,这里只解释一点,长矛虽长,但它仍然是单手武器。在具体使用中,长矛是被反手拿着,然后夹在腋下冲锋,另一只手仍然要紧抓缰绳。

那么,马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肯定是在东晋时期。而且,马镫也不是一下就被发明的,是有一个演变过程。马镫最早的作用不是让骑手在骑马的过程中维持重心的,而是协助骑手上马用的,所以最开始的马镫只有一侧,后来才逐渐变成两侧都有的形式。

对于骑兵来说,马镫出现的影响,不亚于马匹的出现。刚才说过,在没有马镫的时候,骑兵作战是以骑射为主,而有了马镫之后,骑射就逐渐成为辅助的作战手段,冲锋和短兵相接成了主要作战方式。同时,马镫的出现,开启了重骑兵的时代。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骑手只能尽可能减轻自身的重量,否则就会重心不稳。而马镫出现之后,重心的问题解决了,骑手就可以增加自身武器和铠甲的重量,甚至可以为马披上铠甲。所以,到金朝的时候,就出现了“铁浮屠”,也就是人马皆身披重甲的重装骑兵。冲锋的时候无人能挡,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坦克。这些基本上,就是中国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技术演变,到魏晋南北朝为止,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军事兵种都已经齐备了,但这不是说军事技术演化到此为止了,后来的时期也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不断诞生新兵种。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部分内容。在真实的古代军事中,技术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强军队威力那么简单,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带来整个军事形式的大反转。这个过程,不仅仅发展在“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中,也发生在漫长的冷兵器历史中。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部分内容,技术的变迁带来兵种的变革,而兵种的变革又会引发战术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为了讲述的透彻性,所以从比较早的车兵开始讲起。而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就略过车兵的内容,因为它的战术十分简单,就是两车对阵,然后打上几个回合而已。战术变迁的冲突,在于骑兵和步兵之间。

对于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兵种,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就是在具体的战争中,骑兵比步兵有优势。原因也很明显,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步兵既追不上,也挡不住。所以,在中原和草原的军事冲突中,中原往往是劣势的一方。这样的印象不能算错,但是并不全面。在整个历史中,骑兵的优势期确实很长,但这仅限于东晋之后。在这之前,骑兵对步兵不仅没有那么大优势,甚至还有劣势。

刚才说到,在没有马镫的时期,骑兵是以远距离骑射的作战方式为主。虽然有环首刀作为近身格斗之用,但杀伤力有限。而同一时期的步兵,虽然在机动性和单兵对抗能力上不如骑兵,但是一旦结成严密的阵列,就足以对抗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骑兵。具体情境是这样的。在与骑兵对抗的时候,首先步兵结成紧密的方阵,方阵最前面是盾牌兵组成的盾墙,盾墙之后伸出无数长枪或者长戈,枪尖或戈尖的高度刚好是马脖子的高度。在长枪之后又有长弓手,可以远距离地攻击骑兵。如果阵形两旁有合适的高低或谷地,就还会在这安排弓弩手。最后,在阵形之前,还有拒马阵地,拒马上一般会配有抢尖,用于杀伤或阻挡骑兵。

在这样一套严密的阵形面前,以弓箭和环首刀为主要作战方式的骑兵是没有战争优势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冲击,将步兵阵形冲散,只要阵形一散,步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是第一,在杀伤力有限的情况下,步兵阵形很难冲散。第二,试想,骑着马直冲向枪尖,这个动作是急需心理素质的,因为那就等于去送死。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游牧骑兵入侵中原的目的是抢劫,而不是拼命,所以普遍缺乏军事心理素养。因此,面对结成方队的步兵,骑兵其实是处在劣势。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有很多步兵战胜骑兵的现象。比如,公元前99年,汉朝将领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塞,在遭遇匈奴主力的情况下且战且退,虽然最终兵败被俘,但死在李陵箭下的匈奴骑兵,接近两万。而最典型的就是公元191年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界桥之战。公孙瓒的三万骑兵,被袁绍的步兵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可见,这一时期骑兵和步兵的军事优劣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既然在战争过程中,步兵对骑兵有优势,为什么汉武帝打匈奴还那么费劲?

道理非常简单,在战争过程中,骑兵虽然在正面战场上有劣势,但它在机动性上还是有优势的。刚才说到,步兵只有在集团战术的模式下才能战胜骑兵,也就是说步兵只有结成方阵才能和骑兵对抗。这样就注定了,面对骑兵,步兵只能被动防守,而不能主动进攻,这是第一。第二,骑兵即使在战争过程中失利,也可以很轻松地逃离步兵的追击。因此,汉武帝如果想彻底深入草原,击败匈奴,靠步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组建自己的骑兵才行。

但是,这里又有个问题。汉武帝之前,中国虽然也有骑兵,但大多时候他们是以配合步兵作战为主,而不是单独面对匈奴骑兵。但如果要深入草原击溃匈奴,步兵的机动性根本就不够用,只能完全依靠骑兵。而在论骑射能力,匈奴又普遍强过汉朝骑兵,用相同的方式作战,汉朝很难有胜算。请问,怎么办?

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步兵的战术思路用在骑兵上。刚才说过,步兵对骑兵的优势在于集团作战,而劣势是机动性不足。现在中原骑兵已经有了机动性,那么只要设计一套适用于骑兵的集团作战的战术,就可以胜过匈奴骑兵了。骑兵当然不能用盾牌、拒马之类的东西,但是长枪、长戈却可以在骑兵手里发挥巨大作用。于是,中原骑兵一改以环首刀和弓箭为主的作战方式,全部用长枪、长戈。

具体战术就是骑兵组成方阵,每个人都单手持长戈夹在腋下,对敌人发起集团冲锋。这就跟前面说到的战车作战方式相似,双方对冲,错马之际,中枪者当场毙命,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骑射的功夫在高,也没有作用。匈奴骑兵虽然也可以改用长枪,但就像刚才说的,匈奴骑兵大多习惯散兵作战,没有很强的军纪,和临战的心理素质。既组成不了有纪律的方阵,大多数人也不敢进行送死式的冲锋。卫青、霍去病就是利用这种战术优势击败匈奴骑兵,一直打到“漠南无王庭”的。后来,为了增加杀伤力,骑兵的武器更是从长枪变为了长戟,然后又从长戟改为了长槊。槊就是达四米的矛。这种集团冲锋的战术,在马镫出现之后实战威力就更大了。

就这样,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可以一直保持对草原的军事优势,要一直到魏晋之际,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迁入中原之后,才渐渐地学会了这种战术,而且这一时期马镫也出现了。所以,面对拥有马镫,而且可以同样进行集团作战的游牧骑兵,中原军事就再也没有优势了。这才在军事上,让后来的“五胡乱华”成为可能。

你看,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兵种之间的优劣势对比,并不能只看兵种自身的条件,还要看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采用。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骑兵的战术是以游散骑射为主,在面对严阵以待的步兵阵列的时候,除了机动性,没有战术优势。但是步兵的优势偏向于被动防守,通常情况下无法主动进攻和追击。在这种战术限制下,汉朝根本无法深入草原攻击匈奴,因此只有组建骑兵。而为了增加骑兵的战术优势,汉朝骑兵发明集团冲锋的战术,这才在正面战场上击溃了匈奴。这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我们说了在真实的古代战争中的技术和战术的场景和变迁,这其实也是军事变迁。而在古代,战争或者说军事,还有一个特点,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事变迁,就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部分,在战争技术和战术的变化过程中,又带来了哪些政治影响?

 

第三部分

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春秋时期说起。

刚才说过,当时因为金属冶炼技术的限制,兵器不能普及,战争规模很小,军队规模也很小。诸侯国拥有的战车平均只有三五百辆,也就是平均一千到一千五百个人,再加上一千到一千五匹马。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的数量也在急剧的攀升,春秋早期那种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所以从春秋到战国之间,中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兼并过程,从最开始的几百个诸侯国,变成后来的战国七雄。在兼并之后,每一个诸侯国都至少拥有几十万的军队规模。国与国之间继续兼并,并引发了像长平之战这样的接近百万级战役。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实体不断地扩大,从最开始的小诸侯国,一直到后来的秦朝大一统。不过,内部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只是主要因素之一,还有一个主要军事因素是来自于北方的军事危险,准确得说是来自匈奴。这一块就不展开说了,只举一个例子。战国时期的赵国大将李牧,就曾经在一场战役中击败十几万的匈奴骑兵。所以,草原军事威胁的不断扩大,也是导致中国走向政治统一的关键。这是先秦时期的政治影响。

汉朝时期,军事给政治带来的影响则主要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前面说到,汉武帝为了对匈奴进行集中军事打击,不仅组建了大规模的骑兵,还屡次的深入漠北,进行长距离进攻。这种大型的战术改变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具体来说,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汉朝光战马就损失了十四万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军粮的运输成本极高,运送六十四石粮食到前线,有六十多石会在路上损耗掉。这样一来,汉朝对匈奴的作战成本实际上非常高,过去六七十年的国家积蓄都不足以支撑整个战争过程。汉武帝因此需要拓展财路。具体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打压商人和进行新式货币的推广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盐、铁、酒的国营政策。也就是说,盐、铁、酒的贸易买卖,全部由国家垄断,私人不得经营。这样一来,汉朝才勉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支撑下来,没有发生社会危机。

从此以后,盐铁的国营政策,成了一种固定政策,是历代王朝除了农业税之外,最大的一块财政收入。而汉武帝的其他经济政策,也时不时地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比如南朝的梁武帝,也因为战争成本的巨大,只好像汉武帝那样,推行新式货币。不过,比汉武帝更过分的是,梁武帝直接废除铜币,而推行铁币,等于是有意识的加剧货币的通胀和贬值。

这是军事对汉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就是对于中国来说,军事的社会地位和其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在西周春秋的时候,那种战车一对一的战争形势,与其说那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竞技。参与者不过几百人,伤亡也只有几十人。而到了汉朝,整个社会,从皇帝到平民全部要为战争付出,甚至国家经济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而到了西晋的时候,战争对社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又进一步扩大。

刚才我们说过,汉朝为了对付匈奴,发明了集团冲锋式的骑兵战术,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这种战术前面也说过了,从技术层面来说,它非常简单,就是骑兵拿着枪向对手直冲而去。它的难度在于,如何将众多的骑兵组成一个有效的方阵,所有人动作协调一致,而且骑手在冲锋的过程中能克服心理的恐惧和障碍。这一切都源于中原几百年的步兵传统,游牧骑兵很长时间都学不会。但是到了汉朝末年以及西晋的时候,游牧部落纷纷迁入中原地区,在中原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他们也掌握了中原地区的军事训练方法,也能运用相同的骑兵战术。这样一来,无论中原的步兵,还是中原的骑兵都失去了原有的战术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游牧部落纷纷在中原地区得以通过军事建立政权,这就出现了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西晋灭亡,南北朝时代出现。也就是说,战术形式的转变,不仅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冲击,还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不过,我们都知道,战术和地理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的军事转变,让游牧文明得以占据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长江以南的地区仍然无法进行军事突破。因为到了长江边上,骑兵就不管用了,过了长江,骑兵也什么用武之地。原因很简单,江南地区,水域山岭众多,骑兵施展不开。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都处在南北对峙的局面。游牧政权屡次尝试渡过长江都不成功。因为,要想占领南方,就要依靠水军和步兵。而游牧民族没有水军和步军的传统,自身也不适应水战、步战。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游牧民族自身的力量就不行了,必须要依靠中原本土的力量。但是,作为统治者你通过武力可以强制征税,却很难强制征兵,就算能征上来,战斗力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文化改制,让中原人对游牧政权产生身份认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的文化改革,孝文帝曾下令,全面放弃鲜卑文化,以融入中原。这么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组建多元的军事力量,对南方地区进行军事占领。

以上,就是秦、汉、魏、晋之际,军事对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其实,这些都不只是影响,而是军事对社会的一种反向塑造。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塑造成适应军事的样子。其实,军事所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但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已经能看清,军事和国家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了。因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外部军事压力,还是内部军事冲突,都让政权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注重和依赖军事,从而要调动和集中相当程度的社会资源服务于军事,像社会权力、财政权力等等。这就让中国古代社会从政治分权,向政治集权发展,从春秋时期的列国纷争,变成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这就是这一时期,军事对社会影响和塑造的总体趋势。

 

总结

好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过去,我们对古代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样子,通常情况下战争都没有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和原则都很简单,简单到残酷的程度。就像我们说的,真实的战争就是井然有序的冲锋、送死。

其次,古代战争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战术和技术上都保持着一定速度的演化。这种演化的剧烈程度,并不亚于我们通常知道的,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的变化。

第三,战术的演化和变迁,并不都是自身决定的,而是很有可能因为偶然因素而变化。比如前面说到,冶铁技术的改善。

第四,在真实的历史中,不仅是社会需求决定着军事的形式,军事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反向塑造社会。

《南北战争三百年》读书心得:本书揭示了古代战争的真实面貌,技术、战术变革对军事的深远影响,以及军事对社会政治的反向塑造。战争残酷且演化快速,技术、战术的偶然变迁能改变历史进程,军事集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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