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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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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要我说,这就是一本玩转宋朝生活指南。

在这本书里,作者侯印国带我们深入两宋时期的繁华市井,并用一种探店博主的眼光,为我们发掘历史烟尘当中那个属于芸芸众生的精彩世界。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时代的聚光灯总是打在那些帝王将相身上,我们聊到一个朝代,往往率先想到的也是关于他们的故事,不管是英雄霸业,还是文士风流。相比之下,市民阶层的生活总是显得暗淡无光。我们不了解他们,甚至会误以为他们的生活都是无趣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

但是,在这本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其实,早在两宋时期,中国的普通民众就已经过上了类似于今天的生活。当然,作者并不是说宋朝民众就能够和我们一样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种种福利,他的意思是,我们当今用以享受生活的各种事物,在宋代大都能找到对应的“平替”。

换句话说,工具虽然在不断迭代,但人们体验生活的方式在那会儿就已经初步成型。

因此,了解宋朝人的生活方式和市民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还能让我们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去照见当下。我们可以一边围观宋朝人的生活日常,一边回过头来思考,“何为普通人的美好生活”。

好,那接下来,就请你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走进宋朝人的世界。

美食篇

请你想象一下自己穿越到了宋朝的街头,此刻,我就站在你的身前。我的身份是时空旅行的导游,接下来的时间,我将带你玩转宋朝。咱们的安排是,先吃,后逛,最后去撸猫。

走吧,咱现在先去找吃的。

说到吃,我就不得不给你狠狠推荐一波这边的夜市了。在宋代市民的眼里,夜市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在宋以前,夜市可是一个很罕见的存在。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宵禁”。讲白了,就是大晚上不许你上街。这是从先秦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下来的规定。

如果你熟悉三国,你可能还会记得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当官,曾乱棍打死了一个权宦的叔叔,以此树立自己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人设。那这个权宦的叔叔犯了什么罪呢?原来,人家就是无视宵禁,大晚上了还跑出来晃悠。

到了唐朝,宵禁依然是很严的,到点了,大街上就会出现一批巡逻人员,专门抓捕那些夜里跑出来溜达的人。市民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被允许在夜里外出,比如说特定节假日,或者遇到一些特殊且急需处理的事情。

不过,请你放心,没人会来抓你,因为你穿越到的是宋朝。

在宋朝,宵禁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很宽松的,而且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东京梦华录》里就记载,在东京汴梁,那些最繁华的闹市区,夜市是彻夜不休的,而就算是相对偏僻的地方,那儿的夜市也得到三更才会打烊。当然,夜市并不是汴梁的“专利”,像北宋时期有个日本僧人去了杭州游学,他也记录下了杭州当时大路小路上都有夜市的盛况。

那么,为什么宋朝的夜市可以那么繁华呢?书里告诉我们,这跟当时坊市制度的瓦解有关。所谓坊指的是居民区,市就是商业区。唐朝的时候是坊市分开,你人住一个地儿,要消费就得去另外一个区域。但宋朝就不一样了,在宋朝,坊市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我在我住的地方就可以开个店面。于是,夜市就突破了空间的限制,等于说是全面铺开,到处开花了。

哎,对不起,咱这都光顾着跟你介绍历史了,聊了这么久还没吃上东西。咱马上来看吃的哈。

说起吃的,夜市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就是性价比高。它这儿东西不贵,但门类非常齐全,从面点、卤味、腌菜、小吃、冷饮到水果,你要吃什么基本都有。

我随口给你报一下菜名,你可以感受一下。光一个普普通通的州桥夜市,就有:

獾儿/脯鸡/野狐肉,鲊脯/旋煎羊白肠,

爊肉/滴酥水晶鲙,批切羊头/鸡头穰,

姜辣萝卜/辣脚子,夏月麻腐/梅子姜,

细粉素签/煎夹子,金丝党梅/香橙元,

沙糖冰雪冷元子,刀紫苏膏/荔枝膏……

当然,我报的这些只是夜市美食的冰山一角。总的来说,宋朝的夜市在吃这方面真的是应有尽有,你可以慢慢挑,慢慢品。

如果你要让我给你推荐,我会强烈推荐你去吃一下一种叫“水饭”的特色小吃。什么是水饭呢?它有点像我们现在喝的粥,但它经过了发酵处理,口感偏酸甜,而且往往会在冰水中过凉,比较适合夏天吃。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这玩意儿听着平平无奇,但人家可是宋代的全民美食,就连那些士大夫也会在摆席的时候把水饭当作一道餐后的必备甜点。所以,不妨体验一下。

毕竟,咱来宋朝一趟,除了“逛吃逛吃”之外,最要紧的,就是要感受一下人家宋朝人的市井文化。像夜市这种地方就是最能感受宋朝普通市民生活的场所之一了。在这儿消费的主要就是普通老百姓。书里说,很多市民经常光顾夜市,也习惯了在外头用餐,因此,他们也就不怎么在自己家里做饭了。

当然,夜市里也不是只有这些平价的小店小摊。如果你身上带的盘缠比较足,咱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边的酒楼。

酒楼的服务会更加周到,但人家的价格确实要贵上不少。

北宋时期,酒楼的人均消费在两百文上下;而到了南宋,由于物价上涨,人均消费也相应提高,需要五六百文。乡村酒店的价格会比较亲民,但是,即使在价格最低的时候,你要在一个乡村酒店里吃饱喝足,预计也需要准备个一百文左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宋代,普通打工人一天的收入往往也就是一百文左右。也就是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在很多时候,吃一顿酒楼,就得花掉你好几天的收入。

除了贵之外,酒楼的讲究也非常多。你都还没开吃呢,一大堆的规矩就摆在你面前了。

首先,是称呼上的讲究。

对于酒楼里负责迎客接待、为客人送茶送酒的服务人员,咱得尊称人家为“茶饭量酒博士”。这可不是说人家拿了个博士学位,在古代,博士是个官名。宋元时期的劳动者们之间喜欢用“博士”来互相称呼,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像茶坊、酒坊、染坊等场所的师傅们,也统统会被称为“博士”。

其次,是点菜环节的讲究。

一般来说,大酒楼里的菜单就是个摆设,因为如果真让你自己拿着菜单来点菜,估计你会非常抓狂。像南宋《梦粱录》里就罗列了一份当时酒楼里的菜单,足足有240多道菜,单是一味羹就有数十种之多。

那会儿没有什么点评软件,你也很难知道点什么菜是合适的。这个时候,“茶饭量酒博士”们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会依靠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来判断客人的身份和财力,然后有选择地给客人报菜名。这样的话,就能帮助客人简化点菜的流程。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毕竟,这似乎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看人下菜碟”。

需要注意的是,在你还在点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前已经端上来一些菜了。但你不能急着动筷,因为这些菜叫“看菜”。没错,这些菜就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吃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设计,但毕竟这些菜也确实不是你点的,不给吃也合理。如果这个时候你贸然动筷,身边的人就会看你笑话。

总之,就是规矩很多。如果你嫌烦,咱也可以换个地方吃。

哦对了,还有一点得提醒你。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喜欢吃肉的人,那我得跟你简要说说宋朝的肉价情况。

整体来看,在宋朝,最贵的是羊肉,其次是猪肉,最便宜的是牛肉。你没听错,牛肉是最便宜的,那是属于底层民众的美食。

那为什么牛肉可以这么便宜呢?原来,这是宋朝官府拼命压价的结果。其实一开始,官府是禁止屠杀耕牛的,但无奈效果不明显。于是就有人支了这么一招,说可以把牛肉价格压低,让那些卖牛肉的人赚不到钱。这样一来,耕牛就可以得到保护了。这个办法最终并没能完全阻止民间宰杀耕牛,但客观上导致了牛肉的价格被压得很低。

所以,如果你看《水浒传》,你会发现梁山好汉们大部分时候吃的都是牛肉。毕竟,在当时,买一斤羊肉的钱,差不多都可以买十斤牛肉了。

《水浒传》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宋江、戴宗、李逵三个人来到一个叫琵琶亭酒馆的地方喝酒吃饭,宋江看李逵吃得快,就跟酒保说,我这兄弟看来是饿坏了,你再给我们上两斤肉。酒保回答说,我们这边只卖羊肉,没有牛肉,要肥羊倒是有。结果李逵勃然大怒,拿起手中的碗就朝酒保泼过去,淋了酒保一身汤。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情节设计得莫名其妙。实际上,李逵之所以暴怒,就是因为羊肉在当时是“贵族”食品,酒保这句话,让他觉得对方在讽刺自己吃不起羊肉,只能吃牛肉。所以李逵才会跟戴宗抱怨说:“叵耐这厮无礼,欺负我只吃牛肉,不卖羊肉与我吃!”

游玩篇

好,关于吃的部分,我就为你介绍到这儿了。

一顿饱足的美食之后,咱们的旅程也将转向下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所——瓦子。

所谓瓦子,也叫勾栏瓦肆。我知道你可能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说“勾栏”指的是风月场所。但我必须跟你澄清一下,咱要去的绝对是个正经的地儿。将“勾栏”与风月场所画上等号,这得是到明清时候的事儿了。在宋代,瓦子指的就是一些面向市民的娱乐场所。而勾栏跟瓦子的关系,就有点像咱现在的门店跟商场的关系一样。一般来说,一个瓦子内部会分布有多个勾栏,而所谓勾栏,讲白了就是棚子,它的结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大剧院,是一种固定的演出场所。

在那些规模比较大的瓦子当中,各个勾栏的分工会非常明确,比如说,这个勾栏是专门说书的,那个勾栏是专门唱戏的。当然,除了说书、唱戏之外,勾栏里面的娱乐活动还有很多种,比如猜谜、演杂技、讲段子、表演魔术等等,如果你要往下细分,那么唱戏这个大类又可以细分出十多种表演形式。

宋代的瓦子拥有如此丰富的娱乐形式,这无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竞争。为了吸引观众,有些勾栏会依靠知名艺人来增加吸引力。比如说南宋临安的北瓦里面,就有两个专门说书的勾栏,坐镇这两个勾栏的知名说书人有三位,分别叫乔万卷、许贵士和张解元。乔万卷估计取的是“读书破万卷”的意思;许贵士呢,则是“尊贵”的“贵”、“士大夫”的“士”;张解元,古代科举考试当中乡试环节的第一名就叫“解元”。你听听这三个名号,一个比一个直白,反正意思就一个:我有文化,我专业对口,主打一个浅显易懂好传播。

早期的瓦子是不收门票的,但到了南宋晚期,想要进入瓦子就得交门票钱了。当时形成了一个规矩,看表演必须付钱,在你观看表演的时候,会有专人过来负责收取赏钱。从这个角度上看,瓦子还有点像今天的线上直播间,因为在那会儿,有不少人会去为自己喜欢的艺人疯狂打赏。

总的来说,瓦子在宋朝的民众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都不会影响人们前来这儿游玩的热情。在很多大城市里,瓦子几乎是昼夜开放、全天候营业的。也正因如此,不少商贩从中嗅到了商机,纷纷跑到瓦子里头做起了买卖。于是,瓦子又变成了热闹的开放百货集市。

所以,跟夜市一样,瓦子也是一个体验宋朝市井文化的绝佳场所。

当然,如果你还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宋代民众的生活日常,那除了瓦子之外,还有两类地方我非常推荐你去:一是茶肆,二是寺庙。

咱先来看茶肆。茶肆也叫茶坊或茶楼,是宋代街头最常见的公共空间。

你可能会说,茶肆不就是个喝茶的地方吗?有什么好看的。欸,你可别这么想,宋代的茶肆可远远不只是一个喝茶的去处。

首先,不少茶肆的店家在卖茶之外还搞了很多“副业”。

事实上,单靠卖茶水是很难支撑起一家茶肆的日常运营的。因此,很多茶肆在卖茶的同时,也会售卖一些其他品类的饮料,比如盐豉汤、雪泡梅花酒等等。当然,如果只是到这一步,那证明这位茶肆老板的思路还没有完全打开。你想想,茶肆最大的优势在哪?就在它巨大的人流量上。所以,那个年代的很多茶肆老板也都思考起了“流量变现”的问题。他们有的会自己卖货,兼职销售一些商品;有的会把场地提供给商人使用,帮他们组织一些临时的售卖活动,比如组织一场拍卖;还有些茶肆老板会利用自己的场地和人脉优势来提供各种市场中介服务。

其次,对于市民来讲,茶肆最主要的功能不在于卖茶,而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

当时,很多行业协会把茶肆当作进行商业交流的场所,士大夫们也会将茶肆视作跟朋友相聚的去处。因此,想要去探听来自各行各业的八卦,茶肆就是一个很合适的地点。毕竟,这里会有各色人员往来,消息非常灵通。有人会利用茶肆的这个特点来进行消息的搜集,比如说秦桧他们家的猫走丢了,寻猫启事在哪儿贴的?就在各家茶肆那儿贴的。还有人会利用茶肆来进行消息的扩散,挑起舆论,比如南宋的时候就有人为了对付政敌,跑到茶肆里去恶意诋毁政敌,结果呢,这些话还真的很快就扩散了出去。

可见,在宋朝人的公共生活当中,茶肆扮演的是一个何其独特的角色。与其说它是个卖茶的,不如说它是一个集休闲、娱乐、社交和商业于一体的场域。

好,说完了茶肆,咱再来说说寺庙。

跟茶肆一样,宋代的寺庙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复杂。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寺庙就是一个信仰的空间,或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但在宋代,寺庙更像是一种社会服务中心,它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公共事务,是非常世俗化和生活化的。

比如,我猜你可能不会想到,寺庙里会提供洗澡服务。

在当时,不少澡堂是开在寺庙里面的。我们都知道北宋的著名宰相王安石,相传他老人家比较不讲卫生,所以有一次,他的同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硬是拉着他去洗了个澡。在哪里洗呢?就在寺庙里洗的。像陕西有个很有名的寺庙叫法门寺,在当时也是有提供洗澡服务的,澡堂的地点就在寺庙的东南角,每天来这儿洗澡的人可多达千余人。

除了洗澡服务之外,很多寺庙还会提供住宿服务。著名诗人陆游就曾在寒山寺住过。

寺庙的住宿是要收费的,它们收费的标准跟当时的旅馆差不多,像北宋的话,住一晚一般不会超过十文钱。南宋贵点,作者推测应该得十几文。咱必须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不过,以上只能代表大多数情况,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说,有些寺庙本身地理位置就极其优越,同时又是个著名景点,再加上遇到特殊时期住宿需求增加,几层buff叠下来,整个住宿的费用就会变得高到离谱。像南宋临安有个报恩光孝寺,每到科举考试的时候,考生们都非常愿意住在这儿,于是,这个寺的住宿价格也就水涨船高,最高可以冲到一晚上十贯,换算成文的话,也就是一万文。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然,宋代寺庙所提供的社会服务远不止这些,我还可以给你列举出很多。比如,有些人会选择在寺庙中养老,有些人会去寺庙里看病,还有些人去世之后就葬在了寺庙。在重要的节日庆典期间,寺庙也会为活动提供场地和设施。例如,元宵节时,佛教寺庙就是观赏花灯的最佳场所;而在重阳节,一些寺庙还会组织舞狮表演。

所以,茶肆和寺庙,这两个地方你可千万不能错过。等会儿逛完瓦子,咱就去找个附近的茶肆和寺庙,去分别体验和感受一下。

萌宠篇

好,关于游玩的部分,大体也就是这些内容了。在逛完这几个地方之后,你可能会感到有些疲惫。那接下来的行程,我们就去朋友家里休息休息,顺便撸撸猫,放松一下身心。

这里多说一句,你不用担心说,自己对猫表示出了过分的亲近,会导致宋朝人把你看作异类。可能跟我们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宋朝人自己也撸猫,而且还会把猫当成儿子养,所谓“养猫如养儿”。在古代,很多人养猫就是为了抓老鼠,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把猫当成纯纯的捕鼠工具。

比如说,在宋朝,人们就非常重视与猫的关系。在市集上,你可以买到专门的猫粮、猫窝,甚至还有逗猫棒、猫薄荷。除此之外,你还能找到一些专门为猫提供美容服务的宠物美容店。由此可见,宋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猫的颜值了。

当然,在我看来,宋朝人养猫,要说最夸张的,还得是他们那个把猫迎进家门的充满仪式感的过程。

首先,他们要为此选定一个良辰吉日。

其次,他们要签订一份正式的纳猫契约。这份契约会写明纳猫的日期、猫的样貌外形,甚至还会罗列对猫的各项要求,比如说,“无息鼠辈从兹捕,不害投牲并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东畔与西边”,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要积极抓老鼠、不得伤害牲畜、不得偷盗食物等等。

最后,宋朝人还会让东王公和西王母来共同为他们的纳猫契约做个见证。

不过,你别看这个契约写的,对猫的要求一条条的可严格了。但实际上,宋朝人与猫的关系远比这些要求要来得复杂。有些人看重猫的捕鼠能力,希望它们能积极消灭家中的老鼠;有些人则更在意猫所带来的精神陪伴,他们享受与猫相处的时间,并不要求猫一定要抓老鼠,如果自家的猫不怎么抓老鼠,他们顶多也就抱怨几句;还有些人对猫抓老鼠这件事并不抱有任何期待,他们就是将猫当作纯粹的家庭宠物来养。

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的两个例子,虽然都是文人的故事,但其实很能代表宋朝人对猫的态度。

第一个例子,是北宋诗人、初级猫奴黄庭坚。

黄庭坚对自家猫是真的爱,他专门为小猫写过一首诗,说:“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这里的“狸奴”说的就是猫,在这首诗里,他把自家小猫狠狠地夸了一遍,说这个小家伙把老鼠都赶尽杀绝了,真的是大大的有功。当然,黄庭坚的爱是建立在这猫能抓老鼠的前提下的,所以只能说他是初级猫奴。

有初级猫奴,自然就有顶级猫奴。咱要聊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位顶级猫奴。他是谁呢?他就是南宋诗人陆游。

陆游也喜欢给猫写诗,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这是在说,我家里比较贫困,导致小猫也要跟着受苦受累,惭愧啊,我既没能让它有毛毡坐,又没能让它有鱼吃。他还写过:“问渠何似朱门里,日饱鱼飧睡锦茵。”这大概是在说,要不是自己把小猫带回家养,小猫现在应该睡在大户人家华丽的锦茵上,并且有着吃不完的鱼餐。这口吻,你听听,简直就是一位在自责和心疼自己孩子的老父亲。

除此之外,陆游还写过很多其他的诗,从多个角度记录了猫给予他的陪伴以及他对猫的喜爱。“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说的是外头很冷,家里很暖,我就躲在家里跟我的猫一起,不出门了;“昼眠共藉床敷暖,夜坐同闻漏鼓长”,则描绘的是小猫不离不弃日夜陪在他身边的温馨画面。

不过,在我看来,最能表现陆游对猫的宠溺的,还得是这一句:“执鼠无功元不劾,一箪鱼饭以时来”,这是在说,就算你不抓老鼠了,我又能拿你怎么办呢,我这不也是得按时来给你投喂鱼饭吗?这简直就是一句充满爱意的牢骚。

所以,假如你生活在宋朝,你会不会选择养猫呢?如果养的话,你觉得你会更像陆游,还是更像黄庭坚呢?

星座篇

好,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吃完、逛完且撸完猫了,那么,咱这段旅程也接近尾声了。在旅程的最后,我还为你藏了一个小彩蛋,我会带你去简单了解一下宋朝人的星座文化。

没错,宋朝人也是聊星座的。在现代,星座作为一种流行文化,是社交场合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都以为,星座文化传入中国,应该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其实不然,早在唐代,十二星座就已经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

早期的星座文化是跟着佛教一块传进来的,佛经中就有将十二星座称为第一羊宫、第二牛宫、第三男女宫、第四蟹宫、第五狮子宫、第六女宫、第七秤宫、第八蝎宫、第九弓宫、第十摩竭宫、第十一瓶宫、第十二鱼宫的记载。

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道教吸收了星座文化,把十二星座变成十二个神,分别叫天秤宫尊神、天蝎宫尊神、人马宫尊神、磨竭宫尊神、双鱼宫尊神、宝瓶宫尊神、白羊宫尊神、金牛宫尊神、阴阳宫尊神、巨蟹宫尊神、狮子宫尊神、双女宫尊神。

不知道听完佛教道教对这些星座的命名,你能不能将它们跟今天我们流行的十二星座的叫法给一一对应上呢?

对了,我还想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那就是苏轼曾经抱怨过,自己命不好,容易招惹口舌,一定是因为自己的命宫是摩羯的缘故。由此可见,在宋朝,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出生时间来将自己与某个星座对应起来。这也算是宋朝的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了。

结语

那聊完了星座,咱这一趟宋朝之旅也就告一段落了。最后,咱们再回到《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这本书本身。

读这种古人生活史,带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历史当中那些不被聚光灯所照到的、原本模糊陌生的面孔,一下子变得亲切可感了起来。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普通百姓是如何有意识地追求休闲、享受生活的。市井小民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们热爱生活的态度却让人感动。

书中有一个小细节,我前面没有来得及与你分享。那就是在宋代,无论男女老少,他们都热衷于簪花,也就是用花朵来装点自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富有,但他们懂得如何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并充满仪式感。

所以,读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在读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在这趟旅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对生活的感悟,那就请把它带回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愿你我永远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读书心得:本文深入探讨了关于学习方法的多个维度,强调了主动学习、有效笔记及定期复习的重要性。通过具体策略如“番茄工作法”提升专注力,利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使我认识到高效学习不仅关乎努力,更在于科学的方法与持续的实践。

《人海之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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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人海之间》。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以往我们谈论中国,常常说是农耕文明,以农为本,所以是陆地文明,会认为中国人亲近土地而疏远大海。甚至当我们提到亚洲,也会想到悠久的文明古国,想到广袤的欧亚大陆,想到奔腾的大河,而海洋则是边缘,并不属于我们熟悉的亚洲。这本书就提出,有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海洋亚洲”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乃至对于全世界来说,“海洋亚洲”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印度洋,我们还会发现古代中国也曾是一个海洋国家,而且还是“海洋亚洲”的重要玩家。

这本书的作者杨斌,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曾经师从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帕特里克·曼宁。杨斌一直在古代中国史、海洋史等领域深耕,特别是在印度洋周边区域历史方面著作颇丰。这本书是他的最新作品,主要汇集了近年在“海洋中国”这个题目上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有古代中国的文献,也结合了古代外国旅行家、学者与古代中国相关的记载,并且还包括了新的考古成果,比如南海一号,为我们讲述了从唐到明,近一千年的中国与印度洋交流史。

为什么是印度洋呢?的确,我们有时候也会读到对古代中国海洋成就的描述,但一般讲的是和中国毗邻的太平洋,特别是在欧洲殖民美洲以后的太平洋贸易,中国的茶叶等商品外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但这本书就提醒我们,中国古代在海洋上的巅峰成就,不是在近在咫尺的太平洋,而是在并不直接相邻的印度洋达成的,古代中国参与最主动、程度最深的海洋活动,都是在印度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印度洋是古代中国航海史中有记载的最遥远目的地,也就是郑和下西洋抵达的最远处,就是印度洋西部的东非,所以作者说印度洋“是海洋中国的最远触角,代表了海洋中国的最高峰”,而且曾经还有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明清之后古代中国人反而不再涉足印度洋,有个说法叫“清船不过马六甲”,所以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也包括现代的我们,印度洋好像特别陌生。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印度洋在历史上没有现在的我们想象得那么遥远。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贵材料“龙涎香”,外国人当成香料,中国还当作药材,源头就是明朝有个酷爱炼丹的皇帝嘉靖,他炼丹就要用到龙涎香,但是当时龙涎香举全中国之力都搜罗不到多少。那龙涎香从哪儿来呢?其实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龙涎香的主要产地,甚至可以说唯一产地,就是印度洋,特别是东非到西亚一带。实际上大多数被明朝皇帝吃到肚子里的龙涎香,都是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转运来中国的。还有很多故事,比如诱惑水手跳海的海妖、只有女人的女儿国、长得像娃娃一样的人参果之类的传说,也都是沿着印度洋航线传入中国的。

以郑和下西洋为分水岭,明清时期和印度洋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很多当朝大臣都批评下西洋劳民伤财,空耗国库,甚至连文献记载都一并焚毁。明朝还有“海禁”政策,打断了海外经济往来。正是因为海禁阻碍了中国和印度洋的贸易,每年只有少量朝贡,所以嘉靖才采购不到龙涎香。我们往往觉得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在海洋上的巅峰,这本书却发现,下西洋后,原有的商贸和文化沟通网络已经被破坏,和当地的关系难以修复,再加上后来的海禁和欧洲开辟新航路等因素影响,导致明朝失去了印度洋的地位,后来才有“清船不过马六甲”。丧失了印度洋之后,明清时代的中国也丧失了远洋贸易的中枢地位和主动权。

说到这,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历史上的中国到底是如何搅动“海洋亚洲”的。我挑选了三段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旅程,这三段故事的主角,分别是唐代的杜环、宋朝的南海一号,以及明朝与郑和一同下西洋的赵旺。他们的经历,展现出古代中国如何从被动到主动,一步一步成为印度洋的主角,又戛然而止。

1.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和遥远的印度洋产生联系?

要说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缘起,有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其实并没有和印度洋相连的海岸线,这二者是如何产生关系的呢?

我先不急着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杜环的旅程来慢慢解释。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杜环这个名字,但你可能听说过大唐和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分居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霸主曾经在中亚打过一场仗,也就是“怛罗斯之战”,杜环正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虽然我们要说的是杜环在印度洋上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开头得从欧亚大陆的中央开始说起。在唐玄宗天宝十载,也就是公元751年,东亚的中国正在盛唐巅峰,势力范围开始从西域向中亚地区深入,而当时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刚刚在不久前改朝换代,开启了阿拔斯王朝。因为他们使用黑色旗帜,所以中国人叫他们黑衣大食。黑衣大食之所以能推翻前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拉拢了靠近中亚的各种势力,所以立国之后也继续往中亚方向经营。如此一来,都在扩张的大唐与大食在中亚必有一战,而原本夹在东西之间的一众小国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原本他们可以朝秦暮楚,随着时势不断转换效忠对象,安安心心做丝绸之路的贸易中间商。然而在两强争霸的局面下,这些八面玲珑的“小聪明”反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正是这一年,中亚一个小国石国,想换一条大腿抱抱,从原本效忠的大唐转到阿拔斯,引来唐朝将领高仙芝率军征讨。起初高仙芝大破石国,石国国君被押送长安斩首,以示对中亚朝贡国的警告。然而石国王子向西逃跑,联合阿拉伯帝国大军准备打回老家,高仙芝率领数万人深入中亚,杜环正是其中一员。两军在怛罗斯展开遭遇战。这是东西两大帝国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场战役。史书记载,这一战高仙芝因联军叛变而大败,杜环在自己的书中记载唐军有7万人伤亡,阿拉伯人记载消灭唐军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而其他文献则说高仙芝手下3万人,仅有数千人幸存。同一年的数千公里外,唐玄宗派军征讨云南的南诏,同样全军覆没。两场向外扩张的战役失败,宣告唐朝已经由盛转衰,而黑衣大食逐渐巩固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影响力,原先兴盛的佛教、拜火教等等都被取代。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从此走上下坡路,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大背景讲完,我们回到杜环。天宝十载的怛罗斯尸横遍野,虽然几万人对盛唐而言只是小意思,但是对每一个在异乡马革裹尸的士兵来说却是灭顶之灾。杜环侥幸逃过一劫,他被阿拉伯军队俘虏后,还随阿拉伯军四处奔波游历了十余年,在762年经印度洋回国。杜环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写成了《经行记》,可惜的是这本书大部分已经遗失,只有他的同族人,后来官至宰相的杜佑转引只言片语。从所剩不多的《经行记》片段中,我们知道杜环游历了十三个国家,详细记载了一路所见的风土人情。他不但访问了大食首都巴格达,目睹了汇集天下能工巧匠的帝国首都,从东罗马帝国的俘虏那里听说了他们的风俗。他还到过叙利亚和埃及,亲眼看过地中海,甚至可能到了北非,见过黑人。杨斌说,杜环是近代之前走得最远的中国人,是不亚于马可·波罗的大旅行家,而且比马可·波罗还要早五百多年。不过很不幸,杜佑对他同胞的回程只写了十个字,“因商贾船舶,自广州而回”,所以我们只知道杜环是坐阿拉伯人的商船回到广州。

但所幸,多年来有不少同时代的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复原出杜环旅程的所见所闻。虽然我们无从知晓杜环回国旅程的起点,但有一本阿拉伯人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记载,阿拉伯到中国的航线起点在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波斯湾盛行西风和北风,但是出了波斯湾,吹的就是著名的印度洋季风。听书之前解读过的《季风帝国》里也介绍过,只有每年5月到9月,印度洋刮西南风,洋流往东北走,这是杜环回国的窗口期,因为其余时间刮的是东北季风,洋流往西南走。有了季风,印度洋的海船就能以年为单位,算好时间顺风航行,形成漫长而稳定的跨印度洋航线。

杜环坐的船也值得一说。在当时,印度洋上的主力是阿拉伯人的“无钉船”。这种船不用钉子。在印尼曾经出土过一艘无钉船,名叫黑石号,船上有数万件长沙窑的瓷器,还有中国乘客的砚台和擀面杖。学者分析船上文物后认为,这是一艘9世纪早期的阿拉伯商船,在广州进货后,返航途中在印尼沉没。黑石号全长大概18米,载重25吨至30吨,船身的木板上打了孔,方便用绳索连接木板,还有填充物堵上木板之间的缝隙,整艘船一根铁钉也不用。无钉船的秘密在于一个重要原料:椰子。这些绳索,都是用椰子外壳的纤维所制成的。这些椰绳吸水膨胀,反而更加坚韧。这种船可以修两三层,不过还是容易漏水,需要专人在底下舀水。你可能会想,这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正是这种船,一直使用了几百年,直到18世纪的广州都有人见过。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解释说,“因为印度洋充满岩礁,铁钉钉成的船只如果碰上岩石就会破碎,而椰绳连接的船只有一定的弹性,即使撞到岩石也不会碎裂”。

因为坐的是这种无钉船,杜环很可能经过了马尔代夫。说到马尔代夫,古代中国人就经常去马尔代夫,不过不是为了花钱度假,而是为了赚钱。当时马尔代夫堪称全亚洲的贸易中心,地理位置刚好在印度洋航线中间,可以作为淡水补充点。马尔代夫的戏份后面还有,这里不多说,先说一点,就是马尔代夫盛产椰子,无钉船可以在当地更换椰绳。马尔代夫的椰绳制作方法复杂,特别强韧,当地人先把椰壳埋在泥里,让海水充分浸泡,几个月后,再把泡透了的椰壳挖出来,去掉硬壳,然后抓住露出来的纤维,用木槌使劲锤椰壳,逐渐把纤维分离出来。接下来再用海水清洗纤维,而后等太阳把纤维完全晒干,才用来纺织。除了食用和做船,更有意思的是,椰子可能还充当了海上时钟。古人在椰子壳的顶部挖一个小孔,然后把椰子放入水中,让水匀速地注入椰子壳里面,通过精巧的设计,使椰子壳每过一个小时,就沉没一次。在泉州出土的一艘宋朝商船上,就有这么一个椰子钟。

除了可能到过的马尔代夫,我们还可以确信杜环途经了斯里兰卡,而且他所记载的斯里兰卡名字还是阿拉伯人的叫法。杜环记载,斯里兰卡南北气候和人种都不同,而且只有南边有佛法寺舍。事实上,他沿途可能在印度洋东部见到不少佛教徒,甚至可能有中国僧人。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就有很多僧人为了求法,而成为印度洋上无钉船的乘客,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年间。有些僧人和杜环一样是陆路去,海路回,也有些僧人往返都走的是海路,但他们大多只对佛法诞生的印度感兴趣,很少有人像杜环一样深入西行。不过,他们和杜环一样,都只能坐外国商人的顺风船,而且不少人的起点和杜环的终点同样在当时的中国第一大港广州。

杜环抵达广州的时候,已经是公元762年,也就是唐肃宗宝应元年。如果从季风风向推测,杜环抵达广州很难早于5月,在海上漂泊可能整整一年,而且还意味着唐玄宗当时驾崩不久。杜环西征时,还是盛唐,回国时,正应了同为京兆杜氏的杜甫那两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不知这位玄宗遗民是何心情?在他回国后,唐朝仍然向阿拔斯派出了不少使节,其中不少都走了海路,很可能参考了杜环的游记。四十年后,和杜佑同朝为官的宰相上报了一条和杜环回国之路高度重合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后世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首次完整记录。

简而言之,唐朝时中国和印度洋的故事,起初是印度洋的一场单恋。由于两个古代超级大国争抢,中亚战事不断,后来唐朝盛极而衰,退回中原,陆上丝绸之路愈发受阻,海路的需求越来越高。长期以来,虽然广州都是首屈一指的贸易枢纽,但唐朝只是被动地在港口等待外商来朝贡和贸易,因此这条海路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并不能成为主角。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洋沿岸文化和宗教从陆路传入中国,吸引了唐朝僧人西去求法,对印度洋有了更多需求,激活了未来经济贸易的通路。杜环的旅程因此具有象征意义,他的起点,象征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阻碍,而他的回归,预兆着印度洋海路的兴起,陆地的衰落,为海洋打开了大门。从这以后,中国船、中国人、中国货,都开始在印度洋上乘风破浪。

2.为什么宋朝即便没有印度洋的海岸线,仍然能成为主要玩家?

从杜环的旅程我们可以发现,唐朝时期,阿拉伯的船只韧性有余而容量不足,而且从黑石号上的货物来看,除去瓷器,还有少量铜镜、金银器,中国对外输出商品也就仅限于此。而且,唐朝人在这条海路上的参与大多与文化、外交目的有关,还都坐的是外国商船。而在宋朝,中国转身向大海走去,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海洋大国,杨斌称之为海洋中国的“唐宋变革”。那么,宋代的中国为什么转被动为主动?又是如何在不直接邻近印度洋的情况下,成功“拿捏”印度洋的?

要更进一步了解“唐宋变革”,我们要来了解第二段航程的主角,南海一号。

不像上一段旅程,这一段的主角是一艘船而不是一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南海一号。比起在宋元时期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挑选一个代表人物,不如挑选一艘普通的中国商船,更能体现这个时期中国对海洋亚洲的习以为常。同时,南海一号对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它的发掘过程刺激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过程,树立了行业模范。1987年在广东台山市上下川岛的海底中发现南海一号之后,1989年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随后又因种种原因停顿,直到2001年才重启水下发掘,之后在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又直到2022年才结束发掘阶段,前后发掘历程历经三十余年,发掘出超过十八万件文物,并且至今仍在研究中。南海一号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保存最好、出水文物品种最丰富、数量最多、文物制作最精美的沉船,也是目前所见保存较为完好的唯一一艘公元12世纪的沉船。杨斌说,南海一号就像一个来自八百多年前的时空胶囊,保存了我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历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打开这个胶囊,还原这艘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同时也能解答,那时中国靠什么成为印度洋的主要玩家。

南海一号是艘什么船?从船的类型来说,南海一号是一艘典型的“福船”,也称“泉舶”,是产于福建泉州的一种中国帆船。在宋朝,中国的远洋海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泉舶,另一种是广州所造的广舶,可见此时泉州已经成为和广州并列的重要海洋枢纽。根据历史记载,泉州港大约崛起于唐末,而后逐渐和唐代第一大港广州并驾齐驱,并在12至13世纪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期世界第一大港。

福船的特点是船只两侧翘,船底尖,船型短而肥,吃水深,稳定性很好,适合远洋航行。以南海一号为例,沉船船体长23.8米,宽约9.6米,船首宽3.8米,乘客能有200到300人,载重量可能达到了200吨,是黑石号的近十倍。特别是福船有一种水密隔舱技术,用隔舱板把船舱内部分隔成彼此独立而互不透水的几个空间,这样不至于漏一个洞就整船沉没,大大加强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而且,分隔出不同舱区,船只就像内置了集装箱,简化了货物的装卸和管理。在南海一号发掘时,就发现不同货物分装在不同货舱中,井井有条。有了福船,海上货运的安全与便捷都大大改善。根据南宋文献记载,当时福船秋冬乘季风从泉州顺风出发,四十余天后抵达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在当地交易之后顺便过冬,第二年再顺风而行六十余天,最终抵达阿拉伯,这种联通两端的直达往返航线,基本上以中国船只为主。泉州也曾出土过一艘南宋的福船,从船上的附着物种来看,这艘船是从阿拉伯附近海域返航的,更加证实了当时中国船的远航能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成为印度洋的主角之一呢?答案就藏在南海一号的所载货物中。以往学界认为,南海一号的目的地只到东南亚,但是在这十八万件文物中,杨斌发现,印度洋同样有南海一号的客户。

在这十八万件文物之中,瓷器当然是占了大头。这些瓷器大多数是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的德化窑、磁灶窑等等民窑瓷器。从这些瓷器产地来看,我们也能进一步确认南海一号的出发地在江西、浙江的外贸商品集散地,也就是福建泉州。我曾经也在广东的博物馆见过这些近千年前的瓷器,和很多人印象中精美绝伦的外销工艺品不同,这些瓷器产品做工虽不能说粗糙,但绝对不算精美,图案大多重复、单一,形制朴素大方,明显是日常生活用品。但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底气:宋代的中国瓷器虽然只有中国能生产,但并非是一小批达官贵人独享的小众单品,而是普罗大众都在使用的常见商品。

此外,南海一号还储存有很多铜钱,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宋朝铜钱从东南亚到印度的印度洋沿岸都有考古出土,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地方自己不会铸币,就直接用宋朝铜钱,另一方面是当地冶炼技术落后,需要用铜钱重铸铜器。出于类似原因,南海一号船上还有大量的铁器,数量仅次于瓷器。这些铁器大多数是刀剑的半成品,也有不少铁锅。之所以不卖兵器成品,是因为宋朝禁止民间大量锻造和外销兵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岛社会普遍缺乏铁矿,或者冶炼技术落后,中国铁器是“高科技”的紧缺用品,唐代就有僧人记载孟加拉湾的海岛上有土著人拿着椰子来换铁器的故事。

船上当然也有金银珠宝,而且更能证实宋朝福船在印度洋通航。和其他商品不同,这些珠宝不少都充满异域风情,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金器以阿拉伯风格和宋代风格为主,间有北方的辽国风格。特别是有一条阿拉伯风格的三重顶链犀角形牌饰金项链,做工精美,还可能镶嵌了宝石。无论这些阿拉伯金器是外销商品,还是乘客佩戴的饰品,都说明南海一号出海之后的目的地,很可能就是阿拉伯。

我们可以总结说,宋朝丧失陆地霸权后,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不得不主动变革,加大了对海洋亚洲的参与,无数的中国海商乘坐南海一号同款中国海船远航海外,销售中国货物,为元朝成为海洋亚洲东部中枢奠定了基础。而这时期的中国之所以能接住“泼天富贵”,成功把握主动,就是四个字,因势利导,凭借中国技术和中国货品在当地的稀缺性和普遍适用,解决这个阶段印度洋的“痛点”,不费一枪一弹就牢牢把握住了印度洋,让中国在印度洋的强势维持到了明朝中叶。

3.第三段旅程: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朝,中国突然丢失了印度洋?是印度洋不行了吗?事实上,印度洋仍然热闹非凡。

比如《西游记》之中提到过一种长得像娃娃的人参果,吃下以后能长生不老。根据阿拉伯人所著的《〈印度珍异记〉述要》,印度有一种叫瓦克瓦克的树,据称果实似人头,落地就会消失,和《西游记》中的人参果一模一样,不过瓦克瓦克不能长生不老。但《〈印度珍异记〉述要》中还记载了一种长生不老的果子,来自于印度洋上的法尔斯岛,就叫法尔斯果,吃了既不得病,也不衰老,还能返老还童。这些传说大概沿着印度洋航路传入中国,逐渐合二为一,变成了传说中阿拉伯产的小儿果,在两国贸易兴盛的宋元时期渗透进入中国流传的《西游记》传奇故事之中。

又比如之前提过的马尔代夫,明朝初年还有一位大航海家汪大渊曾经详细描述过马尔代夫,还提到过当地的椰绳和无钉船。而且明清时期,马尔代夫的国际意义甚至已经超过了印度洋。因为马尔代夫除了龙涎香、椰子之类的货物,还是海贝生产中心,他们出产的海贝在印度洋周边都是通用货币,汪大渊就记载了马尔代夫用海贝向孟加拉换取大米,中国内陆的云南地区也曾经流行用海贝作为货币。但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开辟直通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之后,大家突然发现马尔代夫所产的贝币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买家:西非国家。

这些被欧洲和阿拉伯人当作压舱物的海贝,在西非竟然成为了最流行的货币。欧洲人在马尔代夫采购了数以万吨计的海贝到非洲交换黑奴,据估计,西非贝宁湾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奴隶是用贝币交换的。从1818年到1850年,英国将1000万磅的马尔代夫海贝运到西非,估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用以购买黑奴,以200磅换一个黑奴计算,仅英国一国就在几十年内用马尔代夫海贝换了一万七千多黑奴,更别提还有其他欧洲国家了。

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甚至也不断试图加强对印度洋的权力投射,巅峰活动就是郑和七下西洋。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奉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之命七次下西洋,造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了印度洋西部的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沿岸,我们只讲最重要的最后一次中的一艘船,主角是船上的赵旺。

就在1431年底,郑和乘冬季的西北季风再次出航,结果因为郑和在印度意外病逝而戛然而止。这最后一次的下西洋,有一支船队行驶到了孟加拉湾安达曼海时,忽遇狂风暴雨,一艘载有三百多人的护卫船触礁受损,一直漂流到卜剌哇国,只剩下了一百人,于是“随其国俗为僧”。这个卜剌哇国,就是索马里城邦布拉瓦,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这个“僧”,说的是他们在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在海外漂泊整整十八年,一直没有明船来救。

原来,自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就再没有船只渡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之后朝臣们纷纷抨击下西洋劳民伤财,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后来在兵部任职的刘大夏痛斥“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在刘大夏的主张下,郑和下西洋的大多数文献档案被焚毁,“以拔其根”,避免后世模仿,以至于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郑和的宝船到底所用什么工艺。郑和下西洋,原本是因为朱棣政变之后向各国宣示合法性,创造了万国来朝的气象,但日常商业却被打断,只有朝贡。杨斌评论说,“从经济而言,下西洋得不偿失,失远大于得,不得不骤然终止。”更可悲的是,明朝此后加强海禁,彻底扰乱了本有数百年历史的海洋中国。

可以想象,当时赵旺等一百余人孤悬海外,苦苦等待中国来使搭救,整整十多年。最后他们意外听说,有办法能回到云南八百大甸。这个八百大甸,现在属于泰国清迈,是明朝陆地扩张最远的一个领地之一,不少云南穆斯林从这里出发前往阿拉伯的麦加朝觐。我们无从知道赵旺回程走的陆路还是海路,只知道他们最后回来时只剩三人,还给朝廷献上紫檀香、交章叶扇、失敕勒叶纸等宝物。但这正是中国和印度洋缘分的结局——杜环因政治从陆路出发,为经济交流而乘商船沿海路回国,而赵旺为了政治从海路出发,却没有人送他回程,苦等十八年。

杨斌评论,“从那时起,唐宋元以来海洋亚洲的贸易网络出现骤变,即印度洋和中国的直接往来中断,两个经济实体和海洋世界各奔东西。”

但其实,印度洋航线留了一个尾巴,那就是经过中国南海通往东南亚的一段航路。尽管有海禁,但东南沿海的潮州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阳奉阴违地维持着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航线,留存了古代海洋中国的最后一脉,有些人被叫做海盗,还有些人占地为王,给后来的“下南洋”奠定了基础。

结语

但无论如何,明清朝廷在海洋上的霸权一去不复返。清朝康雍年间的水师将领陈伦炯很熟悉当时的中国海事,他曾经写过一本《海国闻见录》,提到过马六甲海峡的柔佛和马六甲,他写道:“往西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而止。”他的“从未经历”这四个字,说明当时的清朝已经遗忘了印度洋。

然而印度洋并没有变得落寞,欧洲人、欧洲船很快填补了明清留下的海洋真空,更是串联起了印度洋和大西洋、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夺去了全世界的海洋霸权,也把古代中国甩在身后。古代中国海权兴起的秘诀在于因势利导,衰亡则在于强行宣示天威,又过犹不及地斩断了海路。失去了海洋的清朝,将对各地区物质流转的重组权拱手让给西方,逐渐沦为了西方侵略、瓜分的对象。

《人海之间》读书心得:本书揭示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深厚联系,通过丰富历史细节,展现了海洋亚洲的历史地位。唐宋时期中国成为印度洋的主角,明清海禁后逐渐衰落,凸显了海洋对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及其历史变迁。

《李白来到旧金山》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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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李白来到旧金山》。

这可不是什么穿越文学或同人小说。它讲的是什么呢?咱来翻译翻译,李白是谁,咱们中国的大诗人;旧金山呢,是现代西方的大都市。所以,这本书讲的,其实是咱中国的古诗词如何传播到西方的故事。

本书一共介绍了九位诗人和词人的“出海”情况,他们分别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寒山、苏轼、李清照、陶渊明和谢灵运。

这一众著名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寒山”,寒山是谁?这位仁兄好像不是很有名的样子,可他又为什么能跟其他八位并列呢?

确实,寒山在咱国内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你要知道,刚刚我念这九位诗人词人的名字的时候,可是按照他们在海外的知名度从高到低依次做了排序的。也就是说,在海外,人家寒山名列第五,知名度比苏轼还高,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咱到后面会具体展开。

本书的主题关乎诗词,而这本书的作者谭夏阳也正好是一位诗人。由诗人来介绍诗词,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

在原书中,作者为每位诗人和词人都安排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以详细讲述他们的“出海”情况。为了方便理解,我为你将这九个章节的内容做了一个打包处理。在我看来,中国古诗词在西方的传播,这个过程像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旅行。在这个旅程中,诗人词人们都需要经历远渡重洋和融入异国两个阶段。

所以,今天这期听书,我将按照这个思路,分为两个部分为你讲述。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诗人词人们在“前往”西方的过程中,到底遭遇了哪些典型的阻碍;第二部分,我们来聊聊,“抵达”西方后,诗人词人们又是如何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和身份。

1. 第一重障碍:诗人词人人设的崩坏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部分,诗人词人们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到底遇到了哪些典型的阻碍。

我归纳了一下,有三重。

第一重障碍,是诗人词人人设的崩坏。

比如说李白。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李白斗酒诗百篇”,他的人设一直都是一个浪漫不羁的天才。但你猜猜,在过去,李白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人面前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西方学者韦利曾给李白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自吹自擂、冷酷无情、挥霍放荡、不负责任、胡言乱语。”你听听这些词,这完全就是在人格上把李白给全方位地批判了一番。

在韦利看来,李白这人,不但在生活作风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而且还有过很恶劣的犯罪记录。李白喜欢喝酒,韦利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喜欢喝酒,还老是喝醉呢?这是堕落,是对理性的抛弃。李白写过这样的诗,什么“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韦利就觉得,你怎么还杀人呢?这简直目无王法,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当然,韦利是承认李白的才华的,他觉得李白人虽然不怎么样,但诗写得好,要把人和作品分开来看。但不管怎么说,以这种方式来对李白进行解读,多少还是会影响人们对李白的观感。

类似的,杜甫和陶渊明也都曾遭受过这种颇为挑剔的审视。

咱先说杜甫。在最开始被介绍到西方的时候,杜甫的形象是这样的:有趣,但没用,老是表态自己忠君爱国,却在行动上选择了遁世逃名。你品品这形象,虽然没有李白崩得厉害,但显然谈不上有多正面。

除此之外,当时西方关于杜甫的介绍还出现了很多离谱的错误,比如,有汉学家说,读杜甫的诗,能够治疗疟疾,这显然是把宋代小说家的想象当成了事实;再比如,还是这位汉学家,他把诗人韦应物的那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硬是塞给了杜甫,说是杜甫写的,这可就“张冠李戴”了。

至于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他“不为五斗米折腰”,选择去当一个隐士。有西方学者却怀疑他的隐士身份,并且觉得陶渊明有地有房,应该是个不愁吃穿的地主,不是什么真正的贫寒之人。作者说,这位学者显然是大大低估了陶渊明的贫困程度。

听完前面这几个案例,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咱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到了西方就得遭受这样一番挑剔的审视呢?是不是这些西方学者心里憋了一股坏劲就想诋毁咱,好凸显他们自身的文化优越性?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事实上,早期那些主动将中国诗词介绍到西方的汉学家,很多都是对中国文化抱有极高的热情的。

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不了解上。由于缺乏系统全面的资料,那会儿西方人认识中国诗人词人的方式有点像盲人摸象。盲人看不到大象的全貌,摸到了耳朵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把扇子,摸到了大腿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根柱子。同样的,西方学者看到李白爱喝酒就说,这哥们真是个生活堕落的酒鬼;看到像“杀人如剪草”这样的诗句就说,这哥们儿真是个十恶不赦的连环杀人犯。

资料的缺失导致早期的这些西方学者在理解中国诗人词人的时候需要进行大量的脑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势必会受制于自身的生活经验而在不知不觉中戴上了厚厚的有色眼镜。

所以本书作者替李白“申冤”,他说,你们用你们西方当时的道德观来审视李白,是不公允的。

你说李白酗酒,你代入的可能是你们那儿大马路上发酒疯的酒鬼,但在古代中国,喝酒吟诗向来被当作一种狂放不羁、潇洒浪漫的行为,是偏正面的。

另外,你说李白杀人了犯法了,但人家在诗里头喊打喊杀并不能直接作为他草菅人命的证据啊。李白的那些“夸口”,本质上是一种写作手法,是在通过一种极端的口吻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就像中国人说“万箭穿心”,这是一种形象的表达,而不是说真的有一万支箭穿过了心脏。

最后,作者还“反将了一军”,他说,你们欧洲中世纪最喜欢搞决斗,那才是真杀人,按照你的标准,你是不是也得一视同仁,把当时所有参加过决斗的人都给扣个犯罪分子的帽子呢?

当然啦,前面这些话是经过了我的一番夸张演绎的,在本书原文里,作者为李白“申冤”的语气是非常平和且冷静的。毕竟,大多数的汉学家并没有恶意。相反,中国的诗词能够传播到西方,像李白这样早期经历过人设崩坏的诗人词人最终能够“沉冤得雪”,这都离不开西方汉学家的辛劳工作。对此,作者是抱有敬意的。

文化的交流与相互理解需要时间的沉淀。正如书中所说,“在漫长的译介过程中,人们才慢慢辨认出李白的伟大来”。时间最终给了李白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逐渐从具有负面色彩的酒鬼诗人转变成了失意的饮者、忧愁的仁者和伟大的歌者,可以说是完成了一番人设的逆转。

近代以来,中国的诗人词人们在“前往”西方的旅程中大都经历了这么一个从被误解到正名的漫长过程,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这是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西方所必须突破的第一重障碍。

不过,人各有命。有的人因为获得了关键助力,所以在突破这重障碍时显得特别轻松,比如说苏轼。

相比较李白,苏轼的运气可以说是好到爆棚。他之所以能有这般好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颇具影响力的粉丝——林语堂。事实证明,一位有影响力的粉丝是能够带火自己的偶像的。1937年,林语堂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乐天知命的天才:苏东坡传》,一举将苏轼送入了美国学术界的视野。从那以后,西方关于苏轼的译介和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而林语堂的这本书也在后来成了西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苏东坡传。

在书中,林语堂为苏轼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标签,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乐观天才”的人设。咱来听听林语堂是怎么往苏轼身上贴标签的吧。林语堂说,苏轼是诗人、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佛教徒、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假道家的反对派;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饮酒成癖者;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是月下的漫步者。

这么一长串的标签,它们起到的效果就是帮助苏轼建立起了一个丰满且颇具魅力的形象。结果,苏轼在西方一出场就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借由苏轼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你诗人词人的人设如何,是会直接影响到你在西方的被接受度,以及你的作品的传播度的。

2. 第二重障碍:让西方人感到云里雾里的“文化梗”

当然,人设只是诗人词人们跨越国界、漂洋过海所要面临的第一道坎。更深层次的障碍其实是来自他们的作品,也就是古诗词本身。

这点其实不难理解,毕竟咱不少人在学生时代都被语文卷子里的诗词鉴赏题给“虐”过。我小时候就老在想:“怎么这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把它们搁一块我就看不懂了呢?”中国人尚且如此,那就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中国诗词最让人头疼的地方莫过于里头充斥着的各种典故,这些典故不仅不好理解,还不好翻译。于是,这一个个让西方人感到云里雾里的“文化梗”,就成了横亘在西方人与中国诗词中间的第二重障碍。

事实上,用典并不是中国古人的独特偏好。不少西方诗人也热衷于用典。不过,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自己那些诗歌里的典故,理解起来可一点都不费劲。说白了,用典本身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真正构成理解障碍的,是这些典故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

就比如说,我之前读到一首词叫《念奴娇·赤壁舟中咏雪》,词的结尾特简单,就6个字,“坡翁无此赤壁”。这里的“坡翁”指的是苏东坡,也就是苏轼。这个典故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我们都知道,苏轼曾经泛舟赤壁,并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传世佳作。

但是,请你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个外国人,你不了解所谓“东坡赤壁”背后的文化传统,那么,就算你读懂了这首词的字面意思,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这“坡翁”是谁,为什么他会在结尾的时候突兀地冒出来?

这还没完,如果你很好学,想去攻克这个问题,去了解何为“东坡赤壁”,那么你马上就会发现下一个问题,原来,这“东坡赤壁”实际上是个“典中典”,这个典故里头还套着别的典故。想要了解“东坡赤壁”,你就得了解一下什么是“三国赤壁”。不然的话,你对“东坡赤壁”的了解很可能就仅限于苏轼曾经到此一游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你是那些西方学者,尤其是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没那么深的学者,你能不感到抓狂吗?不仅西方学者抓狂,倘若你是个中国学者,你想要把中国的诗词翻译成外文,介绍给其他文化圈的人,面对这些典故,你同样很可能会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尴尬。

所以,很多学者本着惹不起但躲得起的态度,每次碰到这类典故都选择绕着走。但这样做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有学者在翻译杜甫的诗的时候就选择大量丢弃诗中的典故和意象,结果招致了其他学者的批评,认为他这么做会把杜诗当中的重要内容都给丢没了。还有学者则对中国诗词中大量的典故感到厌烦,直接炮轰说这些典故是“弊病”、是“造作”,“毁坏”了中国的诗歌。

不过,跟前面提到的“人设崩坏”那重障碍一样,在这第二重障碍面前,并不是所有的诗人和词人都需要经历艰难的突围。有些诗人词人就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这重障碍,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说大白话。比如说咱们白居易白乐天老师。

我们知道,白居易写诗,主打的就是一个平实易懂、直截了当,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你读他的诗,通篇下来可能连一个典故都找不到。而且,他选的题材也很接地气,都是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比如写写卖炭的老人,或者聊聊自己的白头发等等。他不碰那些让人头疼的抽象话题,就围绕着我们生活里的小细节来写。所以,他的诗翻译起来相对容易,西方人读着也不费劲,一下子就能明白他的意思。

白诗的接地气、好理解为白居易在西方博得了不少好感,甚至有人依此认为他的水准超越了李白和杜甫,应该坐上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

你瞧瞧,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接地气、好理解是个大加分项。不难想象,那些“不接地气”的典故给西方学者们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

3. 第三重障碍:中文表达背后所蕴含的世界观

当然,像用典所造成的理解上的障碍还是比较显性的。对于西方人而言,理解、翻译中国诗词还必须面对一种更为隐性的障碍,那就是中文表达背后所蕴含的世界观。正所谓,“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不过没关系,咱们结合一首王维的诗来具体聊聊。

这首诗叫《鹿柴》,还蛮有名的一首诗,全诗总共就20个字: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听上去是不是很简单?好像没什么典故,也都是大白话,整首诗所呈现的全部景象也不过就是山、森林以及被落日所照耀到的苔藓。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西方诗人帕斯告诉我们,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这是一首让他极度头疼的诗,他说:“这首诗特别难译,因为它将中国诗的一些特性推至极端。”

那这首诗难在哪呢?

首先这首诗没有主语。对西方人来说,没主语那还了得。

诗里写道“但闻人语响”,也就是说,听到了人的声音。那谁在听呢?肯定是“我”在听嘛。于是,有西方学者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专门给它补了个“我”作为主语。结果,他的这个行为被同行狠狠地嘲笑了一番。“明明这么有意境的一首诗,怎么就被你硬生生翻译出一种家庭郊游的感觉呢?”可见,没主语这事儿,很多西方人是不习惯的。

这件事其实反映出了中西世界观的一个巨大差异。西方诗歌强调人称和主语,作为主体的人总是无处不在,出现在诗歌中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西方诗人在描写自然的时候,会倾向于把人和自然区分为主体和客体。对于人来说,自然要么是被探索的对象,要么是被征服的对象。

但是,在中文世界的传统里,天和人向来是合一的。中国诗人喜欢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分子,通过自然来诉说自己的精神理念,常常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

就像在这首诗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山的孤独如此浩大,以至于诗人自身也被空无了。那么,要如何用西方的语言来翻译出这种“无我”的境界,就是西方学者们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呢,则是关于时态。

西方人非常看重时态,他们习惯于线性地看待时间。但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的古诗词里你很难捕捉到确切的时态。这属于中文表达当中自带的属性。在时间问题上,中国人具有一种全局观,并不拘泥于某个时间点,当一个事物被诗句记录下来,它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存在的,所谓“当下即永恒”。

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咱可以借用中国画的例子来辅助理解。书中是这么说的,我们看到一幅唐太宗的画像,一般不会去琢磨这个唐太宗是早上的唐太宗还是下午的唐太宗。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画下唐太宗像的那一刻,画师所期待呈现的就是一个永恒的唐太宗。

类似的,很多时候中国诗词所描绘的场景也不是一个某时某刻的场景,而是一个能够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场景。就拿《鹿柴》里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来说,虽然听上去像是某个特定时刻的瞬间景象,但实际上,这一瞬间也代表了永恒。

为什么当下的这一瞬,可以被用来代表永恒呢?

因为中国的诗人词人们特别关注时间的回环往复,他们抱持着的,是一种环形的、循环的时间观。也就是说,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会发生变化,但由于时间是不断循环的,一天之后、一年之后,很多事物还是会回到现在的状态。因此,在诗人词人们的眼里,这些变化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必须说,中国诗人词人这种对时间的独特理解与表达,给西方学者造成的心理阴影一点也不比前面提到的典故少。有位美国诗人甚至因为搞不定中国诗歌的时态问题而心态爆炸,于是把他的复杂心情写成一首诗,诗名就叫《为中国古典诗人所羞辱的沮丧》。你听听这诗名,就还怪让人同情的。

4. 中国诗词的异域新生

好,通过前面的叙述,咱大致也了解了中国的诗人词人们在“前往”西方的过程中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当然,除了前面介绍的三重典型障碍之外,在这个过程中,诗人词人们还各自遇到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小困难。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成功“抵达”了大洋彼岸。

不过,事情还没完。

在“抵达”西方之后,诗人词人们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要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立足”。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在西方的文化坐标系中,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词文化的传播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它还涉及文化认同与融合的问题。这就好比历史上的佛教传入中原,它必须在新的文化土壤里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地产生影响。

所以,当中国的诗人词人“抵达”西方后,他们同样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这片土地的身份。而他们的作品,在经过翻译之后,也将呈现出一种新的样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些经过翻译之后的诗词既能够保持原有的韵味和意境,又能让西方读者觉得合胃口,符合他们的审美和文化背景。

这其实还挺难做到的。咱们可以先来听一首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诗,感受一下翻译过后诗的气质的变化。当然,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版本,是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后再被回译成中文的版本。你可以一边听,一边猜猜,它的中文原版是哪一首古诗。

经过翻译后的版本是这样的:

帝国已然破败,唯有山河在,
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

艰难时事,泪洒花间,
天上的飞鸟盘旋着人世的别情。

塔楼与垛堞倾诉着火的语言,
家人的书信堪抵万金。

搔首时,才觉细细的别针,
别不住稀疏的头发。

好,听完了翻译版,你能猜出它的原版吗?

没错,它的原版就是杜甫的《春望》,原诗是: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听完这两个版本,不知道你对比出了它们气质上的差别没有。

咱就拿这句“城春草木深”来说,“城”被译成了“街道和广场”。但很显然,古代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的广场的。那这么翻译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呢?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样的翻译恰恰是一种成功的翻译,因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特别留意他的译文在现代听起来是否合适。

作者说,在西班牙语境里,杜甫仍然是位地道的中国诗人。但在经过这样的一番处理之后,杜甫带上了十足的现代感,这会使他能够更好地“接入”到西方读者所熟悉的现代世界。

5. 诗人词人的异域新生

事实上,要让西方人能够更好地认识咱中国的诗人词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诗人词人的传统形象与西方公众的认知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连接点。

咱还是以杜甫为例。2020年,英语广播公司曾经以纪录片的形式为杜甫做过一次推广,这次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他们是怎么推广的呢?

首先,他们强调,杜甫是跟莎士比亚一个级别的东方诗人,并且在片中安排了演员麦克莱恩去朗诵杜甫的诗。麦克莱恩是谁?他是出演过多部莎士比亚剧作的英国国宝级演员。这就是在用各种明示和暗示的办法向西方观众表明杜甫的“咖位”。其次,他们在杜甫的形象和西方的史诗英雄之间找到了内在联结,于是向西方观众介绍杜甫是位“儒家英雄”。这样一来,就算此前西方观众对杜甫完全没有了解,他们也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坐标中去迅速发现杜甫的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是李清照。李清照被介绍到西方的时候,适逢西方女性主义蓬勃发展。于是,在西方,李清照除了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外,渐渐地,还多了这样一个形象:她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全力争取个人的婚姻自由,甚至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凭借自己的作品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不过,在这所有的例子里,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还得是寒山。

我们都知道,寒山在国内的名气跟书里提到的其他八位主角是没法比的。但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却一度在美国成为中国诗人词人群体中的“顶流”,受到年轻人的疯狂追捧。

那么,问题来了,寒山是怎么在美国火起来的呢?

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顾一下寒山这位老兄在咱国内的形象。

寒山生活在唐代,在传统文学中向来是个被边缘化的诗人。

他相貌平平,老穿得破破烂烂的,给人一种疯疯癫癫的感觉。但这并不影响这位老兄自我感觉良好,他老觉得别人应该来朝拜他。

他身上似乎有儒释道三家的影子,但又好像哪哪都不像。你说他像儒生吧,儒家不是说不谈怪力乱神吗,他却深信轮回报应;你说他像僧人吧,他都出家几十年了,但又不正式剃度,不是真正的和尚;你说他像道士吧,他确实在炼丹,但跟当时那些吃外丹的道士又不太一样。

除此之外,他的诗作也很另类,他写诗不怎么用典故,也不讲究格律,基本上就是些大白话。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寒山在国内始终没能跻身一流诗人的行列。但有趣的是,正是这些独特的特质,让寒山在美国大火了一把。

首先是大白话这一点。这从翻译传播的角度来说简直就是个大大的优点,还记得咱们前面提到的第二重障碍和白居易的例子吗?在西方人眼中,讲大白话约等于“说人话”,这就大大降低了美国人理解它、翻译它的难度。

其次,是他在西方获得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新身份。什么身份呢?嬉皮士。

书中提到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华人学者钟玲在美国大学里和学生聊到寒山,她问对方喜不喜欢寒山的诗。对方回答说:“当然喜欢啦!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嬉皮士!”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寒山对“文明社会”不感冒,就爱往山林里钻。这在嬉皮士眼里,就是同道中人啊!而且寒山穿衣服总是奇奇怪怪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嬉皮士也是这样,喜欢穿得稀奇古怪的,长发、不穿鞋、挂耳环,哪管什么世俗规矩。所以寒山的气质和嬉皮士特别搭。

于是,在那个年代,寒山阴差阳错地成了嬉皮士的精神偶像,受到了大批年轻人的追捧。有人还选择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寒山的生活方式,比如著名诗人施奈德。他在山里筑起了一间禅房,一边养蜂、养鸡、种菜,一边品读寒山诗歌、研读佛经,一边打坐修行,俨然就是美国当代的寒山翻版。

就这样,寒山完成了他的华丽转身。虽然他本质上还是原来的那个他,但在这个特定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他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在异国他乡如鱼得水,甚至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文化运动。这样的待遇,恐怕寒山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吧。

结语

到这里,这本《李白来到旧金山》的重点内容,就为你分享完了。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点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诗词在海外”,但透过这些诗词,我们还能窥见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翻译远非简单的语言搬运。尤其是在处理精微之处时,它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重构。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学者们在处理韵律、意境、含义等问题的时候,经常陷入巨大的纠结。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只能做出适当的取舍,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那你说,这会是一种悲哀吗?其实也不见得。因为这种重构,实际上为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当诗词跨越语言的界限时,它们不仅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更形成了一种深远的回声。这并非坏事,反而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

诚如作者所说,“从西方的翻译来阅读中国古诗,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是一种鲜活的感觉,仿佛我们司空见惯的汉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李白来到旧金山》读书心得:本书讲述中国古诗词漂洋过海的故事,展现了诗人词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令人感慨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与独特魅力。

《科举与士林风气》读书笔记

admin阅读(35)

假如你生活在古时候的科举时代,并且拥有读书的机会,那么,你会如何来规划你的人生呢?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做出了属于他们的选择,而最终,这些选择将他们的人生带往了不同的远方。今天,咱们就借着一本书,来聊聊这些古代读书人的百态人生。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科举与士林风气》,它的作者,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炎平教授。从书名你也可以听得出来,咱们今天的话题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科举,第二个就是读书人。

我们知道,科举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它的出现,为古代的普通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人生选项。它许诺,一旦你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把我这个游戏给打通关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是梦。宋朝皇帝更是高调宣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瞧瞧多直白,就怕你不知道读书的好处。

自打有了科举之后,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就被改变了,很多人因为它而出人头地,也有很多人因为它而蹉跎终生。在当时不少人的眼中,参加科举几乎就是读书人的默认选项,甭管最后成没成,你都给我考了再说。

但是,在这看似毋庸置疑的默认选项面前,还是有少数头脑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参加科举,就一定是他们人生的最优解吗?金榜题名真的就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吗?还有,那些落榜了的读书人,他们最后又都过得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很难用一句是与否、好与坏来归纳。古人身在其中,也往往会受到很多的障蔽,从而看不清楚全貌。但是好在,咱们是后人,咱们拥有一个宝贵的上帝视角。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得见读书人们的成败得失,也看得见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看得见他们最初的样子,也看得见他们最后的结局。所以,听完这期书,相信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接下来的内容,我将带你穿越到历史的上空,去俯瞰那个年代的士林群像。我们一起来看看,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命运的牵引下,一步步走向那个莫测的结局的。

好,我们就开始了。

1. 属于读书人的机会,来了

时间来到公元622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五年。

就在前一年,秦王李世民先后攻灭了窦建德和王世充,占领了东都洛阳,唐朝一统天下的大势已然明朗。

这年的三月,唐高祖李渊下诏举行科举考试。十月份,全国各州应举的士人会集长安。十二月,在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的主持下,考试顺利举行。

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秀才1人,进士4人。没了。你没听错,就是这么点人。但是别看人少,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此次考试,是唐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在本次录取的5位考生当中,有一位叫李义琰的“贫困生”。这里咱先开一下“上帝视角”,这位李兄到后来是做到了宰相的。也就是说,这次考试彻底翻转了李义琰的人生。此刻,他正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前途是一片光明。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这次赶考的经历。书中说了,当时李义琰和兄弟李义琛、李上德一同赶考。哎,人名开始多起来了,这儿咱们先插一句,这期听书提到的人名会比较多,但是没有关系,这些名字你都不用记住,就把他们当成是张三李四王五就可以了。咱们重点要了解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事情。

好,话说回来,当时李义琰他们哥仨前往长安考试,路过潼关的时候,刚好就碰上了几天几夜的大雪。那可怎么办呢?只能找旅馆去避一避。结果,人家旅馆老板还不愿意收。有一种说法是说,这家旅馆的老板就是嫌弃他们几个太穷了,看不起他们。最后,狼狈不堪的李家三兄弟还是靠着一位好心的咸阳商人收留,才熬过了那几天。

你看,这是才不久之前发生的事儿,当时他们还落魄成那样。但是现在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李义琰考上了进士之外,其他那两位李家兄弟也都中了进士。换句话说,他们的人生都在这一刻完成了逆袭,“前一秒你还对我爱搭不理,后一秒我就让你高攀不起”。这拿的简直就是爽文的剧本。咱也不知道当时那位拒绝了他们的旅馆老板后来后悔了没有。

类似的剧情,在此后大约一千三百年里还将继续上演。

隋唐以来,科举制开始在东方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规则,它撼动了世家大族的地位,并且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看到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在随之发生着改变。

唐朝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一生享尽富贵,是一名标准的成功人士。但是,成功人士也有成功人士的烦恼,这位老薛这辈子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考过进士,他自己还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人生三大憾事之一。可见,对老薛来说,考进士这事儿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谋求富贵的渠道了,这都上升到人生意义的层面了。

除此之外,科举制也带动了当时全国各地的读书风气。

这其实很好理解。就好比说,大家从小都在一个村子里边一块长大,彼此之间的糗事那都是见过的,也不见得谁就比谁更高贵。但是突然有一天,老李家里那个爱读书的小孩咸鱼翻身了,人家通过了科举考试,变成大人物了。这种现实的冲击,给人带来的劝学效果,肯定是相当直接和有效的。

书中就提到了这么一个例子。话说还是在唐朝,一位叫李恬的少年考中了进士,于是有人写诗祝贺,说“若到清潭畔,儒风遍里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你李恬这样的榜样,你们那边必然会兴起一股崇尚儒学的社会风气。其中难免有吹捧的成分,但这种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科举制的到来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改变,那就是传统世家大族子弟的身份越来越不好使了。你们家族要是想维持你们的社会地位,就同样需要走科举这一条路。换句话说,你得下场跟寒门读书人竞争。赢了,你家的地位就能延续下去;输了,你家就会迅速衰败。

当然,世家大族的“护城河”也不是一夜丧失的。

一开始,科举只是选拔官员的一种辅助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就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到了后来,整个朝廷的官员几乎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所以,才有了那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科举的时代到了,属于读书人的机会,来了。

2. 黎明的前夜,无尽的拼杀

好,聊完了时代背景,咱们现在准备深入到古代读书人的人生里头去看看了。前面我们说过,借由科举实现人生逆袭,在古代,是摆在读书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诱惑。

隋唐的时候,科举还处于草创阶段,它的名目还很杂,也存在着很多舞弊的空间。但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它有一套非常清晰的规则,就像那种打怪升级的游戏,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每过一关,就会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待遇。而考上进士了,就意味着把这个游戏给打通关了。

当然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读书人都有通关的野心。比如说,在明清时期,有些人就只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比如说考它一个秀才。我们知道,光是秀才是没有办法当官的。但他们觉得足够了,有这么一个身份,然后获得一些小小的优待,这辈子也就挺好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把这个游戏打通关的诱惑可太大了。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不管是单纯地想出人头地,还是有更高的追求,比如说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想要追求儒家的理想,那么通关这个游戏,都能把他们的目标方向大大地推进一把。也正是因如此,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前仆后继,立志要在这科考的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早送举人入试》,诗里头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们的辛勤、紧张还有兴奋。不过,白居易此个时候对科举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说,“营营何所求,无非利与名”,这是在说,这些人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无非就是为了名跟利;“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这是在说,这有什么好的,我老想离开了。

但是作者说,这会儿的白居易,处境跟心境已经跟那些年轻人很不一样了,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话说回来,老白啊老白,你还记得你当初来参加考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要不要我们帮你回忆一下呢?

诶,我们就来帮白居易回忆一下,咱们继续开一下“上帝视角”。其实白居易当时跟这些举子并无二致,他惴惴不安,缺乏自信,彷徨无助。他还写信给了一位姓陈的官员,希望人家能来肯定肯定他,给他提高提高信心。与此同时,他还希望人家的表扬能够提高他的声望,增加他考中的概率。可见,此时白居易所感叹的读书人为名利所困的情态,其实正是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

而且,很多时候,读书人参加科举也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肩负着改变家族命运的责任而来的。他们希望借由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要再被别人欺负。

唐朝时成都有位读书人叫陈会,家里是卖酒的。在当时,这种做买卖的家庭,社会地位都是不高的,他自己还曾经被当地的官吏给殴打折辱过。所以,他的母亲鼓励他好好读书,要他在外头别回来了,老娘就在家里等着你成名的消息。后来,陈会果然成功登第了。消息传到成都,陈会家的社会地位立刻就尊显了起来。

此外,一些成家了的读书人身上还背负着妻子的殷切期盼。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让妻子感到骄傲的人。

有些颇为自负的才子还会在考试之前跟妻子着拍胸脯保证自己一定会成功,比如说,有一位叫彭伉的读书人,他就写诗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不须化作山头石,待我东堂折桂枝”。这是在说,老婆,你等着,我肯定能行。当然,这位彭伉实力够硬,运气也够好,人家最后确实考上了。

不过,能有这种底气和自信的人终归还是不多的。毕竟,那么低的录取率就摆在那儿。很多考生的心态,其实更像是白居易所描述的那样,紧张,兴奋。“龙门变化人皆望”,他们都知道,自己即将要踏上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书中引用了荆州读书人刘蜕的自述,咱们时隔千年来读这些话,都能感受到人家当时的不容易。

他怎么说的呢?“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这是说,我老家离考试地点长安有四千里之远,我来回一趟,路上就需要花掉半年时间。此外,我还得留两个月的时间来筹措资费,“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是一岁之中,独留一月在长安,王侯听尊,媒妁声深”,这是在说,我没有亲人能帮衬,到了长安之后,我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我要去拜见显达极难,要得到人家的赏识就更难了。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唐朝的科举除了考试以外,考前的这些拜访也是很重要的。

从刘蜕的例子可以看出,普通读书人参加一次考试的成本是极高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更重要的是,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功夫,能不能考上,这都是不好说的。

所以,对很多读书人来说,这种进京赶考的经历,都是人生当中刻骨铭心的回忆。

诗人翁承赞就曾写诗回忆过当初赴举路上终日奔波的情景:“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对诗人来说,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那黄色的槐花、声声的蝉鸣,以及风雨中马蹄的嘚嘚声,都还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回响在他的耳边。

3.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好,聊完了读书人们赶考时候的情景,接下来,咱们跳过他们考场的纵情挥毫和考后的煎熬等待,我们直接来看一看,放榜之后,读书人们的处境都发生了哪些改变。

既然是考试,其结果自然是有人金榜题名,有人名落孙山。在这一刻,读书人们的命运发生了分流。

考上了的人春风得意,正所谓“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无尽的拼杀之后,我终于等来了这属于我的黎明。

在这批考上的人当中,最得意的,还得是那些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及第的年轻人。

咱们这里又得提到白居易他老人家了。白居易27岁初举及第后,就写下了这样一句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哎,你听听这多得意。但人家也确实有这得意的资本,头一次考就考上了,而且人家还是同期上榜当中年纪最小的。

当然,榜上有名这件事情,还不是最让考生们感到得意的事情。最让他们感到得意的,是随之而来的身边人的夸赞与艳羡。白居易自己就说:“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

及第以后的读书人,他们很快就会被世人的殷勤所包围,所谓“到家拜亲时,入门有光荣,乡人尽来贺,置酒相邀迎”。听听这场面,都不用我再翻译一遍了,说得已经很直白了。正如书中所说,“世人的殷勤,把周边的气氛都变得滚烫了”。

所以,有些及第之后的读书人难免得意过头,甚至会表现得有些失态。那你说这是年轻人,年少气盛导致的吗?也不一定。不信你来看一看那些中年甚至老年及第的读书人的表现。

我们都听过孟郊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感受感受这种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得意劲儿,或者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叫“癫狂情态”。你能想象得出,写这句诗的孟郊当时已经年过五十了吗?

咱们再来看另一位大龄考生,也就是考上的时候都已经“白发纷纷”了的刘沧。刘沧是这么写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这首诗讲的是刘沧及第之后曲江宴游的盛况,咱们也不用去深入剖析了,就光凭听这一遍的感受,什么“归时不省花间醉”,也能体会到人家那会儿要多快活有多快活了。

毕竟,考上的人从此就可以平步青云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通往仕途的康庄大道。所以,人家高兴点、兴奋点,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边都在狂欢庆祝了,另一边呢,还有一群极度落寞的人。这群人只会觉得那群人吵闹。

元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有一位叫李廓的读书人落榜了。他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中有这么一句,读着让人感觉蛮心疼的,他说“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这是在说,他挤在人群当中,试图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在确认了自己确实没有考上以后,他差点就当场哭出来了。

咱们也不能说是人家心理素质差,毕竟前面也说了,一个普通读书人来参加一次科举是多么的不容易。辛辛苦苦了这么久,结果白忙活了一场,尤其是如果这时候还想起了家人的期盼、社会的压力之类的,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情绪。

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最让人心疼的点,在于这位李廓可能觉得,在这大庭广众的,直接掉眼泪是不是不太体面,所以哥们就强忍着泪水,害怕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在这一刻,他突然对自己生出了一种厌恶感,所谓“众里独嫌身”。

所以说,落榜的考生们要面对的现实其实还是蛮残酷的。

首先,落榜考生需要面对那些考上的人在那几天进行的大肆庆祝。全世界好像把鲜花和掌声全给了那些幸运儿了,而他们只会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所谓“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

其次,他们可能还会面对自己朋辈当中有人考上了的现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礼貌,都得给朋友写贺诗。写着写着,想想,可能又会想起自己的失落。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些贺诗,名义上是在祝贺,但内容上还是掩盖不住自己的伤感,比如“得水蛟龙失水鱼,此心相对两何如”,这是在说,你已经是蛟龙了,但是我还是条鱼。

当然,也有些人的心态是比较好的,毕竟没考上的还是占大多数嘛,这么一想,心里就宽慰了许多。很多年轻人也相对没有那么难过,尤其是第一次来参加考试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就是抱着一种刷经验的心态来的。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的朋友考上了,可能反而会因此而看到希望,所谓“不有同人达,兼疑此道穷”。要不是兄弟你考上了,我可能都不太确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既然你能行,那哥们我将来肯定也能行。

不过,年轻人心态好,主要是他们有的是机会。对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落榜生来讲,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

在书里头,我读到了好几首十分凄凉的诗,我随便摘几句,咱们来感受一下,比如“鬓毛如雪心如死,尤作长安下第人”,再比如“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后面这句,是一位考了很多次都没考上的人写的,写这句诗的时候,他即将参加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科举考试,结果,还是没考上。接着一语成谶,不久以后,他就死了,很可能就是伤心失意而死的。

书中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读书人,一生为了追求富贵,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屡屡落榜,最后在贫病当中客死他乡。这件事情是被一位叫廖有方的人记录下来的。廖有方说,他在宝鸡西界遇到了这个人,当时,这个人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向廖有方叩头,请求廖有方在他死后帮忙掩埋他的遗体。廖有方答应了。在帮这名陌生人办完丧事之后,廖有方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奋斗一生,最终换得一个客死异乡。如果他知道自己人生的终局如此,不知道他还会不会选择踏上这样一条道路呢?

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内心突然有了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科举考试像极了一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它会把大量的读书人卷入其中。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有少部分的人会化身为龙,他们腾飞到了空中,在阳光的照耀下炫耀着他们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而更多的人,则变成了被留在沙滩上的鱼,他们不甘心就此退回深海,他们不是不能走,而是不想走。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等着,忍受着那烈日的蒸烤,期待着下一次潮水的涌来。

4. 狂欢之后

不过,这个比喻准确么?也许在科考放榜之时,它暂时是准确的。但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放到人的一生呢?考上了,人生就走向了巅峰吗?或者反过来说,没考上,或者干脆就没考,人生就会沉入谷底吗?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开启“上帝视角”,看看在科举考试之后,这些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演进状态。

我们都知道,古代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往往都是人中龙凤。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仁人志士,这些人读圣贤书,就是为了干大事儿的。还有一部分,则是为了谋求富贵。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更多的人很有可能是同时怀揣着两种愿望。

毋庸置疑,科举确实能够助力他们实现这些愿望。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通过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就已经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了。到了唐玄宗时期,那些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尤其是进士出身的,他们的前途就已经明显地好过那些通过其他途径入仕的人了。而到了宋代以后,能够做到宰相的,基本上都得有个进士出身。

所以说,由科举而通往显达,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要说举例子的话,你可能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大堆名字。这里咱们就不赘述了。

但是,你要说,成功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人生就一定能够顺风顺水吗?那也不是绝对的。要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登幽州台歌》了。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代诗人陈子昂写这首《登幽州台歌》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悲慨的。他没有遇到他的伯乐。就算你有远大的志向,没有遇到欣赏你的伯乐,考上进士也是白搭。

陈子昂同学,就是一个通过了科举考试但仍然没过好这一生的人。他这辈子做官只做到了右拾遗,结果辞官返乡以后,还被县官迫害。

在古代,科举考试终究也只是一场考试。从科场到朝堂,这条道路走到后面,还会出现无数的分岔口。

同样不幸的,还有李商隐。

大诗人李商隐年纪轻轻就登了进士第,但就是命不好,仕途不顺,一辈子也就只做过像校书郎、县尉这样的小官,并且长期在各地漂泊,沉沦幕府,最后在穷愁当中死去,年仅46岁。

像这样通过了科举考试,但人生依然不得志或者不幸福的例子同样数不胜数。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想一下白居易的例子,他初次赴举时的惶恐、年少及第时的得意以及晚年对仕途的厌倦,咱们好像也就能多了几分理解。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古人又何尝不懂呢?只是当他们还没有考上的时候,很多人会把通过科举考试当作是一件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并且不惜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这场游戏当中。

但是,通过了科举考试之后,人生还会面临诸多的挑战。那么,为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投入了一辈子,就算最终考上了,真的有那么值得吗?

其实,有的人刚考上了进士,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书中说,有些考了很多年才考上进士的读书人,在考上的那一刻,“回思二十年屡试不第之苦,不觉悲上心来”。有人会在及第欢游的时候,悲伤自己搭进去了很多宝贵的时光,往事不堪回首,来日又已无多。

还有一个叫费冠卿的人,为了好好备考,多年不回家,就待在京城。这其实也很好理解,那些家远的读书人,老是一来一回那就太折腾了,所以就不如暂居京城好好学习。元和二年,费冠卿终于进士及第,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母亲去世了。他伤心地说:“千禄养亲耳,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我挣钱就是为了养我的老母亲的,今天钱到手了,母亲却去世了,你说我还要这钱干什么呢。于是他就跑去隐居了。

可见,参加科举考试,未见得是一件值得投入所有资源的事情。那么,咱们反过来讲,那些没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他们的人生就真的都完蛋了吗?

显然不是。书中也讲述了很多不同的案例。

比如说,北宋的程颐。程颐一生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主要的事业在教育上。他对读书人受困于名利场这件事情进行了反思,希望通过教育,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扭转这种风气。最终,他成了从祀孔庙的儒学宗师。

再比如李时珍。他13岁就考上了秀才,但是很快就放弃了举业,专心从医,写出了《本草纲目》这样的大作。

还有清朝的吴敬梓。在厌弃了科举之后,吴敬梓用十年的时间,写出了《儒林外史》这本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描写科举与士林风气的长篇小说。换句话说,吴敬梓他换赛道了,靠着他多年参加科举的经验,积累了大量吐槽科举的心得,从而在小说这条赛道上做出了自己的成就。

《儒林外史》第一回开篇就写道:“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你听听这吐槽,是不是就很直戳要害。

当然,前面说的这些,都还是在各个领域做出了自己成绩的人,这些人终归还是少数。那我们要问,那些没有做出成就的人呢?他们落榜之后,又能如何安顿自己的人生呢?

书中给我们讲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沈千运。沈千运就是考了好几次,都没考上。但人家也就此看开了。他说,“人生老大须恣意”,功名就是个困人精神的陷阱,他决定放下了,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还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有薄田园,儿稼女织。偃仰今古,自足此生。”也就是说,他选择了满足于他现有的生活。

再比如说徐凝。徐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本来就对功名不太感兴趣,但是亲友老是劝他,要不去考考啊,就跟催婚似的。结果,他禁不住劝,就跑去长安晃悠了一阵子,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他这个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世俗这些东西,他这辈子注定跟富贵是无缘了。但是人家接受得很坦然,就此跑去隐居了,也不以贫病为苦,书中说,他最后是“优悠自终”了。

可见,除了科举之外,古代的那些读书人们其实还有多种多样的选择的。就像书里所说的,“仕宦的官场固然热闹,幽栖的山林也并不真正寂寞。”

结语

到这儿,这本《科举与士林风气》的重点内容,就为你分享完了。

此前,咱们站内解读过两本跟科举有关的书,都把解读的重心放在科举制度本身上。其中,《科举史》的解读侧重于介绍科举的演变历程和通关程序,有点像是一份“游戏介绍”;《唐代科举与文学》的解读则侧重于介绍唐代科举的备考过程,类似于一份“通关指南”。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去进一步了解。

今天咱们这期听书,开的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视角。我把解读的重心,放在那些读书人的人生上面。咱们也可以说,今天的内容,是一份“玩家故事集”。

在这期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玩家”在赶考时所背负的期待与压力,看到了放榜时他们的喜悦与悲伤,也看到了他们在科举之外更为广阔和多样的人生。

回顾前人演绎过的这些人生剧本,不知道你是否会和我一样,对某些常见的道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呢?

《科举与士林风气》读书心得:本书细腻描绘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百态人生,从赶考艰辛到及第荣耀,再到落第落寞,展现了科举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反思了功名背后的得失与人生抉择。

《滑铁卢》读书笔记

admin阅读(3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英国历史学家与文学作家伯纳德·康沃尔的《滑铁卢》,副标题叫“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一看这个标题,爱好历史和军事题材的朋友估计就知道,这是一本关于拿破仑生平最后一战,滑铁卢战役的著作。滑铁卢战役是军事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战役之一,它彻底终结了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梦想,欧洲各强国自此进入了一个保守势力复辟,互相制衡,但大体和平的时代。而维持这种制衡与和平的外交政治体系,也来源于欧洲各大国为了反对拿破仑而组织的政治军事联盟,史称“维也纳会议体系”。

甚至,“滑铁卢”这个地名都已经破圈,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当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遭遇了滑铁卢”这样的标题时,就能立刻明白,某个人物、公司或者产品技术等等,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功亏一篑”。

关于滑铁卢之战,拿破仑的军事政治生涯,乃至他创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对于欧洲,以及世界的冲击与影响,相关的研究著作已经不可胜数。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读一本关于拿破仑和这场战役的著作呢?我个人觉得有两个理由:首先,作者康沃尔把历史学家的严谨,资料收集能力,和作家细腻观察,塑造戏剧冲突的天赋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的笔下,从拿破仑、威灵顿公爵这样的历史大人物,到参战的各军将领,乃至普通一兵,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思绪,被康沃尔一一复活,然后摆上舞台,供我们鉴赏。

其次,拿破仑的失败,既要归咎于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双方每一个具体决策和行动积累导致的结果。由于本书的时间跨度,被限定在滑铁卢战役短短的四天之内,所以,我们可以像用放大镜一样,近距离观察拿破仑、威灵顿公爵这样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领袖的每一个“微操作”。这对今天我们提升认知思维能力有什么用处呢?我自己觉得,今天的互联网社会,是一个形势瞬息万变,各种信息数据向我们奔流而来的环境;如何排除信息噪音和自己内心的认知偏差,同时兼顾局部和长期决策最优,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今天需要做出的决断,一点不比二百年前的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简单多少;所谓“以史为鉴”,说白了就是,复盘以往的经典案例,修正我们今天的策略。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誉为百年一遇的天才统帅拿破仑,是如何在极度自信和路径依赖中,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决策失误,最终迎来了毁灭性的失败的。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拿破仑指挥的法军,以及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反法同盟联军,双方在战前的态势、战略考量与决策。其次,我再顺着作者康沃尔的叙述,带大家走进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发生的当天,来目睹拿破仑如何遭遇了一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

拿破仑风云再起,威灵顿临危受命

本书作者康沃尔的叙述,开始于1815年春天:随着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欧洲大陆似乎恢复了和平。此时,一位在欧洲军界享有盛誉的英国贵族,受命出任英国驻法国大使,他叫阿瑟·韦斯利,被封为威灵顿公爵。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中,公爵曾经率领反法同盟的军队,在西班牙和法军交战多年。随着1814年反法同盟联军的胜利,威灵顿公爵也有了解甲归田的心思,不过本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依旧决定前往巴黎上任。

在欧洲大陆登岸后,公爵一行穿越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准备进入法国国境,沿途的地形平缓开阔,风景美不胜收。不过,威灵顿公爵出于职业军人的本能,在行进中,依旧在用军事地理学专业眼光,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在今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约15公里的地方,威灵顿公爵注意到了一片特殊的地形,在法国通向布鲁塞尔的必经之路,尼维尔公路上,横亘着一道山岭,被称为圣约翰山,周围是麦田和风车磨坊。在圣约翰山南边的山脚附近,从西到东,有两座农庄和一个小村落;两个农庄的名字,分别叫乌古蒙和拉艾圣,它们都有坚固高耸的石墙,房屋也是用坚固的条状石头砌成的。于是公爵立刻想到,如果有朝一日,战火再起,法军从南面直扑布鲁塞尔,那么这道山岭就是最好的防御阵地,两个农庄也可以被改造为阵地外围的据点,互相支援,如同一个三角形。在越过圣约翰山之后,威灵顿公爵一行来到了一座繁华的小镇,这里有巍峨的教堂,还有很多家热情好客的客栈,为了记住这个地点,公爵曾打发下人向当地居民询问,得知,这里叫滑铁卢。

写到这里,作者康沃尔充满诗意地说,威灵顿公爵肯定想不到,这个小村庄会把自己送上历史舞台的巅峰,也会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3月1日,不甘心蜗居小岛的拿破仑率领1000名士兵,从法国东南部的儒昂湾悄然登陆,20天后就兵不血刃地顺利抵达了首都巴黎。

拿破仑违背协议,重返欧洲政治舞台,瞬间让所有反对者摒弃前嫌,重组了反法同盟。还在维也纳开会,构思欧洲未来政治秩序的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代表,迅速达成共识,各自出兵十五万,彻底打败拿破仑;而在会议现场列席的威灵顿公爵,则临危受命,迅速前往比利时,指挥那里的英国与荷兰联军。各国政治领袖,都把公爵看作打败拿破仑的绝佳人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直白地对他说:现在,就指望阁下拯救世界了!

拿破仑深刻了解,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否稳固,完全取决于自己能否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法国民众对依靠外国军队复辟的路易十八,没有什么感情,但也不会接受一个打败仗的自己。于是,拿破仑看着地图,迅速开始了评估:自己有内线作战的优势,可以对反法同盟的联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俄国和奥地利两国虽然已经出兵42万,但是动作迟缓,尚在莱茵河地区,距离法国东部边境还远;而且由于通信技术落后,没办法彼此呼应,协调行动。但是,反法同盟,在毗邻法国北部边境的比利时,还有两支大军:在威灵顿公爵麾下,是9万多英国、荷兰、比利时联军;而另外一支,是布吕歇尔元帅统领的12万普鲁士陆军。所以,拿破仑的理想战略,就是兵贵神速,首先北进,杀入比利时境内,先把英国与普鲁士军队分割开,各个击破,再回头慢慢和俄军、奥军周旋。

然而,拿破仑心里也清楚,自己必须胜利,而且要速胜,因为自己的劣势也很明显,毕竟兵力和资源严重不足:虽然拿破仑在回国后,迅速整军备战,恢复了义务征兵制,同时要求在自己麾下服役的老兵重新入伍报到,但能够跟随自己进入比利时作战的士兵,也不过12.5万人。

兵力和物资处于劣势,已经让拿破仑头疼;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随着拿破仑20多年,东征西讨的名帅猛将,许多已经离自己而去;有一些已经战死于沙场,比如忠心耿耿,英勇的拉纳元帅,在1809年的阿斯佩恩·艾斯林会战中牺牲;冷静,擅长指挥骑兵的贝西埃元帅,1813年在吕岑战役前夕阵亡;而另一些拿破仑倚仗的高级指挥官,则因政见不同,拒绝为他效力:例如,还在当打之年的乌迪诺与麦克唐纳元帅,他们认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偷偷潜回法国复辟,是背信弃义之举。

然而,其中最惨痛的损失,当属法军曾经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贝尔蒂埃虽然不是果断的战场指挥官,但他精细、稳妥,能够迅速理解拿破仑的意图,把拿破仑的只言片语,转化为优质而详细的作战计划。拿破仑登陆后,贝尔蒂埃却没有前来投靠,而是选择跟随路易十八一起流亡。随后,这位天才的战术大师,在1815年6月1日,也就是滑铁卢之战开战前17天,在自己的庄园里不慎坠楼,当场去世。有谣言说,贝尔蒂埃当时又起了追随拿破仑的心思,所以被法国保王党狂热分子暗杀,伪装成事故。无论如何,据说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后,曾感叹:如果贝尔蒂埃依旧在自己身边,那么这次惨败就不会发生。

所以,拿破仑在指挥自己的12.5万大军扑向比利时的时候,他发现,为了有效作战,自己需要至少两位独立的军团指挥官,分别对付英军和普鲁士军队,以及一位统筹协调全局的总参谋长。无奈之中,拿破仑任命苏尔特元帅作为总参谋长,内伊和格鲁希元帅,分别为法军左翼和右翼指挥官。很多军事历史学家评论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是由一系列战场内外的错误决策积累而成的,而这个人事任命,首当其冲。

苏尔特元帅,虽然是个一流的战场指挥官,但完全没有参谋经验,直接导致法军内部的情报处理和军令传递,变得混乱而迟缓。而内伊和格鲁希呢,也不合适被提拔到这个位置。内伊因为勇气超群,被誉为“勇士中的勇士”,但他缺乏谋略和判断力,不适合出任独当一面的指挥官;而格鲁希呢,是新近被晋升为元帅的,没有大兵团的指挥经验;在指挥风格上也比较保守,缺乏主动精神。

不过,拿破仑当时虽然缺兵少将,其实还没有沦落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比如,法军元帅里,被认为综合能力排名第一的猛将,达武元帅还在。但是,拿破仑却没有让他加入大军,一起北上,而是任命达武当战争部长,替自己坐镇巴黎。明智的达武曾苦劝拿破仑,说巴黎,乃至法国的局势稳不稳,全看拿破仑在战场上是否能获胜,谁在巴黎坐镇当代理人,其实不太重要。然而,拿破仑并没有接纳达武的意见;另外,法军中还有一位名将,絮歇元帅,他又有参谋和行政管理经验,又曾长期独当一面;但此刻,拿破仑却任命他去当法国东南部地区的军事总指挥,应对俄罗斯、奥地利的威胁。一些军事历史学家说,拿破仑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让絮歇担任总参谋长,再让达武和苏尔特分别担任两翼指挥官,拿破仑自己带着预备队坐镇在后,那么单独一场滑铁卢战役的胜负,真的是还未可知。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回到1815年6月15日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威灵顿公爵和麾下的盟军军官,以及当地的名流显贵,在当天晚上,参加了一场盛大奢华的舞会。军官们笔挺的制服,华丽的勋章和绶带,与女士的珠宝晚礼服,交相辉映。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仅仅24小时后,一场血战就将来临,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将喋血沙场。因为当天早些时候,兵贵神速的拿破仑已经率领大军,渡过了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桑布尔河,直指布鲁塞尔而来。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问,威灵顿公爵怎么还在花天酒地,不认真备战?实际上,由于通信手段落后,法军进入比利时的情报,到了15日下午才送到威灵顿公爵手里。威灵顿公爵之所以没有立刻召集将领开会,集结兵力,是因为他还不能判定,拿破仑的主力,到底剑指何处;另外,继续参加舞会,还有两个好处,首先显得自己胸有成竹,可以稳定军心;其次,大多数高级军官都会参加舞会,所以反而是个向全军直接传达自己最终决定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19世纪初打仗,由于没有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一支军队的行军路线,必须严格沿着现有的道路网前进;毕竟大炮和辎重补给前进,都靠马车,离开了公路可以说寸步难行;所以两军对阵,谁抢占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附近的有利地形,谁的赢面就大。于是,拿破仑、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三位主将摊开地图一看,心里已经对彼此的作战计划有了大概的了解:拿破仑要想打赢,就必须把英普两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反过来呢,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一心想的是赶紧“抱团”,连成一片,这样就可以利用自己总兵力上的优势,把法军聚而歼之。

为了达成各自的目标,小镇滑铁卢和圣约翰山以南的两个小村庄,西边的四臂村和东边的利尼村,就成了双方的必争之地。因为这两个村子,都是几条关键道路的交叉口,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军,要想去支援位于自己东南边的普鲁士军队,必须经过四臂村;同样,如果普鲁士军队失去利尼村,那么再想和滑铁卢一带的英军会师,就必须向东北方向绕一个大圈子,从而暂时远离战场,让英军承受大部分压力。所以,从6月16日到17日这两天,法国军队的左翼和右翼,分别在这两个小村子,与英军普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两场战斗,可以被看作是6月18日滑铁卢之战的序幕。

表面上看,法军在这两场战斗中,都获得了胜利,英普两军遭受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也比法军大。但是,拿破仑作战计划中的一些重要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还为18日的最后决战,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首先,左翼法军指挥官内伊,行动迟缓,没有果断出击,导致英军能够向四臂村不断派出援兵,内伊在这里被拖住了几乎一整天。然而,按照先前的作战计划,内伊如果迅速占领了四臂村,就应该率兵赶紧增援右翼的格鲁希,双方合兵一处,把利尼村的普鲁士军队打垮。所以,内伊拖拉的结果就是,拿破仑苦心设计的“钳形攻势”没有完成,普鲁士军队虽然遭遇重创,但并没有分崩离析,而是从容撤退北上,去和威灵顿公爵的英军会合了。

其次,苏尔特元帅领导的参谋部,本该从战场全局出发,向拿破仑提出合理的建议,调配部队,但他没有做到。在战斗当天,法军一支主力部队,埃尔隆伯爵的第一军,在四臂村和利尼村之间来回折腾,根本没能投入任何一边的战斗;这是因为,埃尔隆伯爵不断接到了来自拿破仑和内伊自相矛盾的命令,都要第一军去支援自己。

最糟糕的是,内伊好不容易占领四臂村之后,居然决定全军休整,眼睁睁地看着打了败仗的威灵顿公爵带领英军从容撤退。作者康沃尔在书中写道:6月17日,当拿破仑赶到四臂村,发现内伊居然按兵不动时,他生气地咆哮说:“你毁掉了法国!”

耽误到这个份上,拿破仑也只能亡羊补牢了,他派出骑兵追击威灵顿公爵,同时命令格鲁希率领3.3万人,也就是自己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去追击普鲁士军,阻止他们和威灵顿公爵会合。然而,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滑铁卢周边地区变成了一片泥泞的海洋。糟糕的天气和道路条件,有效地阻止了法军的追击行动,同时也为滑铁卢战役的胜负,再布下了一枚决定性的棋子。

17日深夜,拿破仑从自己的侦察兵那里得到消息,威灵顿公爵并没有逃往布鲁塞尔,而是在北面远处的圣约翰山重新布阵;于是,拿破仑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在这里打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歼灭英军。毕竟,在反法同盟里,英国是领袖,还是最大的金主;一场战场上的惨败,可能就会让当时的强硬派英国内阁倒台,同意接受外交谈判,直接导致反法同盟土崩瓦解。

一日决战,拿破仑霸业垮塌

当6月18日的太阳冉冉升起时,以圣约翰山为中心,大约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15万大军在此集结,准备决一死战;这是战争史上重大会战中,战场面积最为狭小的一场。拿破仑麾下的法军有大约7.8万人,246门大炮;而威灵顿公爵麾下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德意志联军大约有7.3万人,157门大炮。

对于很多联军士兵来说,法军即使已经屡遭失败,但依旧是那支曾经横扫欧陆的王者之师,而眼前的敌人在进入战场时,更是军容威武,令人恐惧。作者康沃尔在书中,援引了一位英国骑兵迪克森的日记,是这样说的:

透过散乱的树篱和山毛榉树丛,我看到在距离我们不到1英里的地方,法军重兵云集:有雄壮的步兵纵队,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的胸甲骑兵、红色军装的龙骑兵、褐色军装的骠骑兵,以及穿蓝色制服的枪骑兵。阳光照在他们的武器和盔甲上,闪闪发亮,凡是看过的人,都会永生不忘。

为了鼓舞士气,在接近敌人时,法军的军乐团开始集体奏乐,首先是军鼓手密集而响亮的鼓点,然后是《胜利属于我们》等雄壮的进行曲。英军中一些刚刚入伍的新兵,面对这种阵势,吓得脸色苍白,手指颤抖。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一名英军炮兵连长说,身骑白马的拿破仑在将领的簇拥下,正在自己的部队前列奔驰巡视,鼓舞士气,应该在自己的大炮射程之内;所以,他请求威灵顿公爵允许自己开炮,来个“斩首行动”。这个请求被威灵顿公爵客气地拒绝了,威灵顿公爵的意思是,对于拿破仑这个篡夺法国皇位,试图独霸欧洲的罪魁祸首,最好的办法是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打败他,然后让他接受维也纳会议的审判和制裁。

两军阵势摆好之后,拿破仑却迟迟没有开战。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头一天的瓢泼大雨,让地面泥泞无比,从而让炮兵无法展开行动:大炮每发射一次,后坐力就会把它从炮位上向后推;对于炮兵来说,在泥地里不断地把大炮推回原位,可是件苦差事。另外,泥泞的土地,会让炮弹的杀伤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炮兵军官出身,极度依赖大炮的拿破仑,就决定,等土地干燥一点再进攻。为此,苏尔特元帅警告说,时间宝贵,而且对防守的威灵顿公爵有利,因为每拖延一分钟开战,普鲁士军队前来增援的可能性就多一分,但拿破仑不为所动。

终于,到了中午十一点半,拿破仑觉得地面状况差不多了,于是一声令下,法军万炮齐轰,宣告会战开始。根据另一位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金的统计,在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中,拿破仑的炮兵就向英军阵地发射了4000枚炮弹。拿破仑信心百倍地对身边的将领说,到了下午茶时间,这场战斗就能结束。

然而,法军的情况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擅长防守,了解拿破仑战术的威灵顿公爵,没有把自己部队全部部署在圣约翰山的高地上;很大一部分英军士兵,是待在高地后方,敌人看不见的山坡上;在军事专业术语中,这叫“反斜面”。这样,法军的大炮没办法直接瞄准,自己部队的调动,也能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所以,拿破仑一开始的炮轰虽然惊天动地,但是造成的伤亡却十分有限。

另外,按照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法军的左翼,先要猛攻山脚附近,位于英军右翼的据点,乌古蒙农庄,但目的不是占领它,而是吸引威灵顿公爵增兵来救,为自己的主力部队实行中央突破创造条件。没想到,乌古蒙农庄本来就坚固无比,又被英军改造了一天,变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非但不能吸引山顶上的英军主力来救援,反而让法军不断投入更多的兵力,可谓弄巧成拙。当然,这个局面,主要是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亲王的责任。他依靠裙带关系当上了师长,负责攻击农庄,结果一心只想着立功,丝毫没有考虑到全局。

随后,拿破仑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派出了自己手下的生力军,埃尔隆伯爵的第一军,试图占领英军阵地左翼:1.8万名法国步兵,开始缓缓向圣约翰山的山顶移动。由于道路泥泞,还需要爬坡,法军的进攻非常缓慢,导致英军的炮兵和步兵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轮番射击。英国炮兵掌握的一种秘密武器,榴霰弹,发挥了致命的威力。

所谓榴霰弹,就是一种内部中空,同时装填了火药和无数小弹丸的炮弹。炮弹在半空中爆炸后,炮弹外壳碎片和小弹丸会向四面飞溅,杀伤敌人。作者康沃尔说,这些可怕的炮弹,像镰刀割草一样把法军士兵扫倒在地,麦田和草丛里躺满了刚刚死亡,还在抽搐的士兵遗体。

 

当法军的前锋好不容易攀上了圣约翰山的顶峰时,又遭到了处于反斜面位置英军步兵的排枪射击,伤亡惨重;随后,英军事先布置好的骑兵团,又冲进混乱中的法军步兵方阵,由于他们来得太快,法军根本没有时间转换为防御队形,于是战斗变成了屠杀。其中,最为勇猛的是苏格兰高地灰色龙骑兵团:他们统一头戴高耸的熊皮军帽,身穿耀眼的红色制服,手持重剑,坐骑一律为灰色战马,他们一鼓作气,把惊慌失措的法军一直赶回山脚。

看到志在必得的主攻遭遇挫折,拿破仑的心情顿时变得烦躁焦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副官贝尔纳风尘仆仆,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普鲁士人来了!而且比预想得要快。原来,贝尔纳原本带着一群轻骑兵,在战场周边侦察警戒。在距离滑铁卢战场不远,东北方向的拉恩河边,贝尔纳看到了普军前锋部队,头戴普鲁士陆军标准的黑色筒形军帽,身穿深蓝色制服。作者康沃尔说,如果拿破仑是一个谨慎的统帅,那么肯定会收拢部队,向南撤退,寻找下一个分割敌人的机会。但是拿破仑是“艺高人胆大”,还是觉得自己会赢,只要抓紧时间打败眼前的威灵顿公爵就行,他亲口对身边的苏尔特元帅说:“如果早晨我们的胜算是90%,那现在我们还有60%。”

为什么普鲁士军队来得如此之快?作者康沃尔在书中利用获取的各种资料,给读者做了详尽的解释:首先,普鲁士统帅布吕歇尔从利尼村撤退时,就下定决心,坚决和威灵顿公爵会合,再和拿破仑一决雌雄。其次,格鲁希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很多军事历史爱好者都说,滑铁卢战败的第一责任人,是奉命追击普鲁士军的格鲁希,他应该直奔主战场和拿破仑会合。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这一天多来格鲁希收到的命令,都是混乱、自相矛盾的,一会儿说首要任务是追击布吕歇尔,一会儿说希望他见机行事,向滑铁卢主战场靠拢;性格刻板、缺乏主动性的格鲁希压根不会结合瞬息万变的形势,去理解拿破仑的真正意图。当然,这个乌龙事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苏尔特元帅的参谋部,没有把拿破仑断断续续的口头指示翻译为清晰、合理、可执行的命令。

另外,康沃尔告诉我们,格鲁希比普鲁士军队更加远离滑铁卢主战场,所以哪怕是立刻动身,也来不及赶上6月18日的会战。最终,自以为尽职的格鲁希,在滑铁卢主战场以东,和普鲁士军负责断后的部队纠缠在了一起,打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胜仗,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一转眼,时间到了下午四点左右。内伊元帅通过望远镜发现,部分英军官兵似乎正在撤离圣约翰山的顶部,所以他鲁莽地判断说,英军顶不住了。于是,他命令发动一次大规模骑兵冲锋,自己也身先士卒,拔剑上阵。整个滑铁卢之战的高潮到来了,法军投入了包括胸甲骑兵、卡宾枪骑兵等等各兵种在内的骑兵主力,向圣约翰山顶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凶猛的冲击。法国胸甲骑兵和卡宾枪骑兵,头戴闪耀的金属头盔,头盔上耸立着红色或者黑色的马毛装饰,胸前是闪闪发光的金属护甲,看上去仿佛人马合一的怪物,威风凛凛;但是,由于缺乏步兵的配合,法国骑兵虽然来势汹汹,但无法突破英军刺刀林立,不断射击的防御大方阵。

为什么此时没有法军步兵去配合骑兵呢,这并不是拿破仑的疏忽,而是他发现,自己没兵可派了!首先是山下两个据点,乌古蒙和拉艾圣还在英军手里,牵制了大量法国步兵;其次,普鲁士军队的前锋,已经抵达了法军右翼的外围,逼得拿破仑被迫分兵抵挡,手头根本没有富裕的步兵,去支援自己的爱将内伊。

同时,在圣约翰山顶上的威灵顿公爵,日子也不好过,防线上各部队的求援,像雪片一样飞来。晚上六点,坚持了一天的据点拉艾圣,也落入了法军之手,法国炮兵可以把大炮推到山脚下,进行精确的近距离射击,打得英军死伤惨重。根据他身边的副官回忆,一向镇定,喜怒不形于色的威灵顿公爵,也开始在马背上碎碎念,一会儿抱怨“拿破仑快把咱家每根骨头都打碎了”,一会儿又开始绝望地祈祷:“黑夜或者普鲁士人,给我其中一个就行!”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法军的战线已经被正面的英军和不断赶来的普鲁士军压缩成了一个马蹄形。拿破仑终于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一样,坐不住了,他决定孤注一掷:拿出了自己最后的预备队,也是整支法军里,最精锐的帝国近卫军,共计4000人:它的成员,都是拿破仑麾下身经百战的老兵,头戴高耸的熊皮军帽,军帽上有黄铜装饰牌和红色羽毛装饰,身穿特制的蓝色燕尾制服。

 

拿破仑给近卫军的任务简单直接:向圣约翰山上的英军防线做最后的冲击,占领制高点,迫使威灵顿公爵撤退,好让自己腾出手来对付普鲁士人。法国近卫军在血红的夕阳下,踩着层层叠叠的尸体,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上了圣约翰山的山脊。然而,威灵顿公爵也带领着自己战斗力最强的英国步兵近卫旅抵达了这里;最终,近卫军即使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也无法达成使命,被迫后撤。

近卫军的后撤,直接导致法军的全线崩溃。前一刻还在各处奋战的法国官兵,如同洪水一样,纷纷掉头后撤,嘴里呼喊着:“全完了!”“大家赶快逃命!”看到此情此景,威灵顿公爵果断摘下了自己的黑色三角军帽,举过头顶,挥舞了三次,发出了“全军向前推进,追击敌人”的信号。大约晚上九点半,乘胜追击的威灵顿公爵,和前来增援的布吕歇尔元帅,在一个小农庄,佳姻庄园门口相遇,这里是头一天拿破仑设立的司令部。两位统帅在马上握手拥抱。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和尸横遍野的战场,布吕歇尔对威灵顿公爵感叹道:“亲爱的朋友,多么厉害的一仗啊!”

结语

好了,这本《滑铁卢》的主要内容,就为你大致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康沃尔利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资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至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等载入史册的伟人,下至战场上普通一兵,他们的遭遇和内心的波澜,都在书中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如果你是一位军事历史爱好者,相信你会和我一样,一旦捧起这本30万字篇幅的巨著,会有手不释卷,一气读完的冲动,丝毫不会感到枯燥与畏惧。

滑铁卢的战败,直接终结了拿破仑再次重回皇帝宝座的梦想,让曾经煊赫一时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轰然倒塌,再无翻盘的可能。仅仅半个月后,他就被迫宣布再次退位,接受了英国对他的处置,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一个炎热、荒僻的南大西洋小岛。6年后,拿破仑在岛上病故。

从本质上说,虽然长达12年的拿破仑战争,在欧洲传播了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但这是一种明显的“破坏型创新”:根据统计,在战场上,共计有250万到350万人死亡 ,整个欧洲都无法容忍如此持续的振荡与破坏。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诗意地描述道:那些公墓中的尸体、战场上的鲜血和孤儿寡母的哭泣,最终变成了对巨人拿破仑的控诉,惹怒了上帝。

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研究家保罗·肯尼迪所说,滑铁卢战役,是拿破仑政治和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胆大妄为”。即使他依靠自己的天赋和侥幸,能够在滑铁卢获胜,他也难以抵挡反法同盟后续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在滑铁卢战场的废墟上,直接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欧洲政治体系:维也纳会议体系,它维系了日后欧洲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实际上,自从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组建反法同盟的四个欧洲大国,英国、奥地利、俄罗斯与普鲁士就在维也纳持续召开会议,构思未来如何维持欧洲的和平与政治稳定。英国自16世纪以来,一直主张的欧洲势力均衡,被参加会议的各国基本接受:也就是说,坚决不允许再出现任何拿破仑,或者法兰西第一帝国这样,试图建立霸权,统治欧洲的野心家与超级大国。一旦有类似的苗头出现,这些欧洲主要强国就有责任义务再度建立类似“反法同盟”这样的政治联盟,合力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另外,由于拿破仑战争一口气打了十几年,欧洲大陆满目疮痍,参战各国都元气大伤,唯一没有被战火波及,还拥有雄厚资金和强大海军的英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核心地位。同时,为了限制未来法国再次称霸的企图,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也达成共识,中欧各国,尤其是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各邦,必须加以扶持,作为抑制法国扩张的保险。这也为半个世纪后,德国的统一与崛起,打下了最初的伏笔。

《滑铁卢》读书心得:本书详尽描绘了滑铁卢战役的波澜壮阔,展现拿破仑军事生涯的巅峰与陨落。通过细腻笔触,重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智慧的较量,揭示了历史转折点的微妙与必然。

《至此一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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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至此一年》。这个书名,乍一听有点含糊: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来看更直白的英文原书名。本书的原名叫《既好又糟:“闪击战”期间的丘吉尔一家与英国的抵抗传奇》。这么一说你就清楚了,它讲的是1940年5月到1941年5月,丘吉尔首相以及全体英国人,在纳粹德国“闪击战”的阴影下度过的时光。军事史上著名的不列颠大空战,以及法国沦陷、敦刻尔克撤退、北非早期战役,都发生在这一年里。历史爱好者对这段故事,应该都耳熟能详。2017年的奥斯卡奖大片《至暗时刻》,描写的就是它。

问题来了:这么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还能写出新意吗?丘吉尔自己的回忆录,不是把军国大事都交代完了吗?但其实,所谓“大事”,都是事后之论。今天的我们,掌握着丰富的史料和“上帝视角”,当然可以言之凿凿地宣称:这一年的坚守,正是英国命运的转折点。就连丘吉尔做对了哪些决定,我们也能罗列出来。但对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人来说,一切其实是混沌的。英国空军压根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打赢了不列颠大空战。因为在他们悲观的估计里,德国人拥有的飞机数量,要比真实历史多一倍。丘吉尔同样不确定,美国会不会向他伸出援手,因为罗斯福总统发来的电报,总是含糊其辞。至于普通人,他们更是不知道,从天而降的炸弹会不会在某天清晨,掉进自家的院子。1941年元旦,伦敦一家报纸问它的读者:你有什么新年愿望?有个小男孩寄来的回信里,就写了一个词:“活着。”

不光战局前途难料,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一地鸡毛。丘吉尔的个人债务越积越多,已经濒临破产。他的儿子成天酗酒,儿媳妇准备离婚,18岁的小女儿嚷着要嫁给一个刚认识几天的军官。其他人的日子也不好过:首相秘书科尔维尔失恋了,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哮喘复发,每个月都在打辞职报告。伦敦的家庭主妇,一走出防空洞,马上就会想:政府削减了每户人家的茶叶配额。昨晚倒掉的茶叶渣,要不要捞起来晒一晒,再泡一次?

听到这里,你有没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1940年的英国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未来会被称为“英雄”。那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英勇无畏的飞行员,乃至聪明坚强的市民,每天也要跟鸡毛蒜皮打交道,也要给自己寻找希望和安慰。这本《至此一年》最大的新意,就在这儿。它没有重复老套的英雄传奇,而是写出了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他们真实地生活着,迎接始料未及的考验,最终在坚守中等来了转机。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我们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鼓舞吗?这就难怪,本书英文版在2020年一问世,立即被比尔·盖茨评为他的“年度图书”,并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登顶。它写的是历史,回应的却是当下。

本书作者埃里克·拉森,是一位记者出身的美国作家,特别擅长用文学笔法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他有5部代表作入围过《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榜单,本书则是第六部。为了撰写这本书,拉森大量查阅了历史亲历者的私人日记和当时的报纸,还得到了丘吉尔家族的帮助。哪怕你不是一位“二战”历史迷,拉森精彩的文笔也会让你大呼过瘾。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临危受命的丘吉尔,接过的是怎样一个摊子,他做出了哪些重要部署。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不列颠大空战的精彩瞬间,为你剖析英国是怎样熬过最艰难的几个月的。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转机是如何到来的,它给英国人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

1.从临危受命到“三步走”

说起“二战”年代的丘吉尔,我们都有一种印象:他是一个“主角光环”加身的人。这个胖乎乎的小老头,叼着雪茄烟,比着V字手势,在谈笑风生间振奋了英国人的士气,带领他们反败为胜,还留下了一长串脍炙人口的演讲稿。丘吉尔自己的回忆录,也塑造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问题是,这一切真的有那么顺理成章吗?

本书一开篇,作者拉森把我们带回到1940年5月10日的傍晚。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希特勒开始了对西欧的全面入侵;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辞职。今天我们都觉得,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正是德国全面扩张的催化剂吗?德国图穷匕见,那他当然得下台。不过,这个推断其实是事后之论。张伯伦在战前的确是绥靖主义者,但1939年开战以后,他对整军备战,称得上尽心尽职。5月8日,他还刚刚通过了议会的信任投票。换句话说,辞职不是必然的。张伯伦会做这个决定,一是因为他得了晚期癌症,心力交瘁;二是因为他想把在野的工党拉进内阁,但工党拒绝跟他合作。假如张伯伦的身体稍微好一点,或者个性再强一点,那就轮不到丘吉尔上台了。

按照英国政坛的传统,首相临时辞职,是可以推荐继任者的。张伯伦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好朋友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利法克斯资格老,有能力,是整个议会的宠儿。但他在政治生涯早期,受过很多批评,把锐气磨没了。他只想当二把手,不想当最终拍板的人。第二个人选是海军大臣丘吉尔,他长期反对绥靖政策,但和张伯伦的个人关系并不差。最终,是张伯伦主动举荐了丘吉尔。这个决定让英王乔治六世非常诧异。就连丘吉尔本人也没做好心理准备,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另一件事:再过7个星期,他欠银行的5000英镑贷款就要到期了。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45万美元,而丘吉尔连利息都还不上。该找哪个朋友救急呢?在他想到合适人选之前,国王通知他:现在你是首相了。

你可能听过丘吉尔著名的演讲“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它是在新首相上任的第四天,对全体下议员做的。这样激动人心的讲话,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却很一般。为什么呢?因为丘吉尔在英国政坛,是以不靠谱著称的。“一战”时他就是海军大臣,主导了失败的土耳其远征。1924年他当财政大臣,又弄出了全国失业潮。没人不服他的口才,但也没人相信他的眼光。首相秘书科尔维尔在日记里偷偷写道:“所有人都认为,过不了几个月,张伯伦就会回来。”

那丘吉尔是怎么回应质疑的呢?答案是“三步走”。第一步,是把紧张感传递给整个政府。张伯伦在任的时候,英国虽然已经参战,但所有人都是松松垮垮的,高官一到周末就休假,普通员工到点就下班。不少人甚至觉得,有法国在前面顶着,英国人急什么?而丘吉尔在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就规定:政府内部公文,长度不能超过一页纸,删掉所有废话。他本人贴了红标签的文件,当天就要落实。除了重要的跨部门讨论,平时不开会,留出时间给大家研究具体工作。丘吉尔还以身作则,他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口述各种备忘录;下班回家,也让秘书和打字员跟着,甚至会在浴缸里起草公文。一旦他发现某项工作延误了,甭管对方是部长级高官还是小秘书,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这样的上司,挺不好相处的吧?但丘吉尔有他的沟通艺术。作者拉森发现,丘吉尔骂完人,从来不道歉。但他会拍拍对方的肩膀,加上一句:“我不是指责你这个人,而是国家面临危难,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这样一来,所有人不仅找到了工作的意义,还发现首相在关注自己,懈怠心理少了很多。当然,丘吉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债务问题。他觉得,首相要是老有后顾之忧,就没法专心处理大事,因此必须拉下面子,找朋友借钱。最终,《经济学人》杂志的老板替他还上了旧债。这笔钱,丘吉尔在战后用回忆录的版税结清了。首相那个爱喝酒、爱赌博的儿子伦道夫,也被他打发去了非洲的部队,免得他在伦敦惹麻烦。英国政府这台慢悠悠的旧机器,现在终于开始高速运转了。

丘吉尔的第二项决定,是调整人事任命。他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新人,一个是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另一个是首席科学顾问林德曼。比弗布鲁克是英国最大的报纸《每日快报》的老板,很早就腰缠万贯,对政治也有兴趣。但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不愿承担繁重的政府工作。那丘吉尔是怎么说服他的呢?答案是四个字:投其所好。比弗布鲁克不缺钱,也不缺地位。不过,身为报纸老板,他天然地就对政治内幕和名人八卦感兴趣。丘吉尔暗示他,你要的这些东西,政府里到处都是啊!虽然暂时不能写,却是独此一家的素材,赶紧过来。而比弗布鲁克最中意的,就是这种手握他人的秘密,内心洋洋自得的感觉。于是,他就被丘吉尔给“套路”了,心甘情愿地加入了战时内阁。

丘吉尔为什么非要征召比弗布鲁克呢?因为他有两项独特的技能。比弗布鲁克办报纸,要跟成百上千个经销商打交道,非常会谈判。他还是个抠门的老板,善于压缩成本。偏偏这两项技能,对生产飞机格外重要。造飞机要用钢铁,要配发动机,要装机关枪,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得从其他部门调拨。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谈判者,整个供应链就会瘫痪。另外,用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飞机,也符合战时国情。还有,别忘了,比弗布鲁克有“场外”优势。哪个部门不配合他,他就让报纸写文章骂人家,一直骂到对方就范为止。有了这位强势的新大臣,英国的飞机产量在第一个月就增加了50%,第三个月直接翻了一番。对1940年的英国来说,这可是及时雨啊。

至于丘吉尔带来的第二个新人,那就更古怪了。他叫林德曼,本行是牛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但常年“不务正业”。林德曼会开飞机,还喜欢捣鼓炸弹,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丘吉尔交给他两项工作。一是整理各种统计数据,比如英国每个月要消耗多少弹药,要进口多少粮食,哪种飞机的损失率最高。这些数据会被制成图表,由数学家找出其中的规律,可以说是早期的“大数据分析”。有了这些图表,丘吉尔就能在最短时间内确认,哪些事情是最紧迫的;其他部门的备战工作,也有了明确的方向。因此,林德曼这个“编外人员”,在内阁里的存在感比好些个部长还强。

林德曼的第二项工作,就更“放飞”了。丘吉尔让他组建一个秘密部门,专门研发“非主流”武器,比如反坦克手榴弹和铅笔雷管。林德曼还固执地宣称,德国人会用无线电信号,引导轰炸机在夜间空袭英国。他要开发一些对抗手段,阻止德国人的阴谋。这些话在当时根本没人信,人们只看到:林德曼拿着财政部的专项拨款,却不归任何一个军种领导,成天对其他官员冷嘲热讽。甚至有传闻说,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是因为他是丘吉尔的马球“搭子”。丘吉尔在批评面前保护了林德曼,理由也很实在:搞搞小发明,花不了几个钱,万一他真的弄出了能扭转战局的成果呢?

丘吉尔的第三项决定,是加紧联络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获得军火援助,并促成英美正式结盟。当时,丘吉尔在美国政坛的名声很不好,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莽撞的酒鬼。为了扭转这种印象,丘吉尔不仅直陈利害,还邀请罗斯福派特使到英国来,亲眼看一看英国做了哪些战备工作,又面临哪些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定得把美国拉下水。”

猜猜看,做完这三件事,英国的处境有了哪些变化?答案可能让你很吃惊。没有,一点都没有。希特勒的速度太快了,在丘吉尔上台的前6个星期,德国军队已经完成了对大半个西欧的征服。30多万英军从敦刻尔克狼狈撤出,丢盔弃甲地回到本土。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丘吉尔的一系列部署,需要时间才能显出效果。但如果德国人一鼓作气,登陆并占领英国,那再好的点子也是白搭。英国还有没有时间,完全取决于它能不能扛住下一波正面进攻。

2.大空袭下的英国

刚刚我们回顾的,是丘吉尔在首相任上度过的前一个半月。这段时间,德军势如破竹,英军则是节节败退。不过,从1940年6月底开始,双方进入了短暂的相持期。希特勒需要时间来消化战果,也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诱使英国接受城下之盟。但在丘吉尔严词拒绝之后,德国的战争机器很快恢复了运转。这一回,主战场转移到了天空。

为什么德军对英国本土的进攻,选择了空袭这种方式呢?因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隔着长长的英吉利海峡。海峡最宽的地方有240公里,最窄处也有34公里。如果德军强渡海峡,会遭到英国海空军的集中拦截。以德国贫弱的海军实力,是保护不了登陆部队的安全的,损失一定非常大。但要是反过来,先对英国狂轰滥炸,摧毁它的工业基础和空军,再实施登陆,风险就会小很多。不过,英吉利海峡这个地方,每年一到10月中旬,就开始刮大风,不适合小船航行。德国人必须赶在这个“窗口”关闭前,打赢空中之战。换句话说,他们只有7、8、9三个月时间。

这场英德空中对决,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不列颠大空战。许多历史著作和电影,对此都有表现,我这里就不复述了。咱们重点看一看,英国取胜的几项关键优势。第一项,是充分调动战略资源。你可能不知道,空战开始前,英方对两军的实力对比,是存在严重误判的。英国本土有1900多架飞机,每周至多还能生产300架。他们估计,德军的飞机总数在4000架以上,双方的兵力对比是1:2。但英国人不了解的是,德国空军要分担整个西欧的防御,维修速度也偏慢。经过法国之战的消耗,他们只剩2500多架飞机可以用来进攻英国。真实的兵力对比是3:4。

当然,3:4的差距,依旧很惊人。更何况,英国的熟练飞行员要比德国少。当时英军的一线飞行员,总共是2700人,其中只有半数会驾驶防空用的战斗机。而德国光是熟练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有1500多人。这个差距是怎么抹平的呢?第一大功臣,首推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他迅速盘点了英国境内的工厂、仓库、机场,下令:整个工业系统,现在要开足马力,集中生产战斗机。简单的零部件,就外包给民间作坊;损毁飞机上的发动机,也要拆下来重复利用。比弗布鲁克甚至组建了一支调查队,在全国探查:哪里有多余的钢材、铝材、机关枪,找到了就征用过来。在他的努力下,英国可用的战斗机,从来没有低于1700架,基本上实现了当天战损,当天就能补齐。

飞机有了,还得有飞行员。在这方面,英国充分动员了它庞大的预备役队伍,选出1100多名初级飞行员接受特训,并让他们和老兵混编,迅速增加战斗经验。撤到英国的波兰、捷克等国飞行员,也志愿加入了战斗。因为是在本土上空作战,英国飞行员即使被击落,也可以跳伞逃生;只要不受重伤,就可以重返战场。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每损失两架战斗机,才会有一名飞行员阵亡。这让它的一线战斗机飞行员,始终维持在1400人以上。德国人就不同了,他们的飞行员在英国上空被击中,要么当场身死,要么就得当俘虏,飞机和飞行员的损失比基本上是1:1。经过7、8两个月的战斗,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减少到了1100人,一直没能恢复元气。战局就在此消彼长中慢慢逆转了。

如果说英国人是因为高估敌人的实力,拿出了200%的求生欲和拼劲,那德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根本不相信英国能做长期抵抗。他想当然地认为,只需要轰炸两个星期,英国空军就会崩溃,丘吉尔要么下台,要么求和。因此,整个7月,德国人一直在磨蹭。直到8月13日,他们才集中1400多架飞机,对英国南部的机场发动了全面空袭。这样的大规模攻击,持续了整整6天,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但戈林随后就误判形势,以为英国的战斗机消耗完了。他下令调整攻击重点,转为轰炸英国中部的工业区。直到8月24日,德国人才终于发现,英国的战斗机并没有减少,还是得回过头去进攻机场。于是,轰炸目标又改了回去。这一通折腾,不光飞行员被弄得晕头转向,宝贵的战机也白白错失了。到了9月下旬,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德国损失的飞机,超过了1900架,英方则是1700架。德国人没能取得制空权。要想在1940年之内登陆英国,根本来不及。

除了资源调度,英国还有第二项优势,那就是科技。你可能听说过,英国赢得不列颠大空战,靠的是雷达。但当时的雷达还很原始,它只能显示目标的大致方位,不能测算速度。从发现目标到确认方位,有4分钟的时间差,非常耽误事。一般人的想法,当然是继续改进雷达。但丘吉尔的科学顾问,那个“脑洞大开”的林德曼教授却说:这还不够!雷达只是一种“被动”武器。要化被动为主动,就得预判德国人的轰炸目标,这样就可以主动伏击他们了。

林德曼的这个“脑洞”,开得非常清奇。当时,德国飞机空袭英国,白天靠地图导航,晚上则靠月光。但英国空军发现,敌人在完全漆黑的夜里,也能实施轰炸,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玄机。于是,林德曼带着他的团队,四处检查被击落的德国飞机残骸,还审讯了俘虏的飞行员,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德国人在本土设置了两台大功率发射机,可以把无线电波束投射到300公里外。轰炸开始前,他们把两个波束指向英国境内的目标,飞行员靠着特殊的接收器,跟着交叉的波束飞,就能抵达目标上空。搞清了这个原理,林德曼也拿出了应对方案。他让英军从地面发射干扰信号,迷惑德国人的接收器,还研制了一种特殊炸弹“空中雷”,可以在夜间构成防护网。这样就更加从容了。

英国的第三项优势,是人心。在这方面,伦敦市民的坚守尤其值得一提。要知道,从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总共有2.9万名伦敦市民在空袭中遇难,2.8万人负重伤。换句话说,平均每个月要死3000多人。特别是1940年9月以后,德国虽然暂停了直接入侵英国的计划,却加强了对伦敦的夜间空袭,企图用恐怖征服英国人。据作者拉森统计,1940年秋天,有将近18万伦敦人晚上是在防空洞里过夜的,这个数字占全市人口的5%。每当月亮升起,市民们就开始人心惶惶,害怕德国飞机会在月光的指引下丢炸弹。这些普通人压根也不清楚,最艰难的阶段究竟是已经过去了,还是才刚刚开始。他们只知道,炸弹每晚都在落下来,所有物资都短缺,只有防毒面具是充足的。

那这段日子,是怎么捱过去的呢?坦白讲,没有捷径。每个人都得自己给自己寻找意义。晚上大家要躲轰炸,音乐会都停了,几位钢琴家就在中午时分,举办免费的演奏会。伦敦有个地铁站,是几千位市民过夜的地方。那里的“居民”为了驱散焦虑的空气,干脆办了一份杂志,写各种实用生活技巧和打油诗。最常见的解压法是谈恋爱:在空袭的阴影下,所有人好像都害怕一个人待着。丘吉尔18岁的小女儿玛丽,白天在妇女志愿团当义工,晚上就跑到一家住满了难民的酒店,和那里的年轻人一起跳舞。要不是母亲反对,她差点就和一个大10岁的飞行员“闪婚”了。

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崩溃呢?我想,除了爱国热情,还因为所有人的境遇是平等的。国王一家也要接受配给制,连卫生纸都买不到,得找驻外大使帮忙。爱喝酒的丘吉尔,被上了一道“紧箍咒”:只有在宴请外国贵宾时,他才能用公费买葡萄酒,其他时候得自掏腰包。林德曼教授因为吃素,干脆把领到的肉送给了丘吉尔。这些花边新闻,全伦敦的人都听说了。每个人都清楚:4000万英国人,现在坐在同一条船上。他们必须打起精神,干好白天的工作,度过夜晚的恐惧,转机才会到来。

3.转机最终到来

刚刚我们回顾的,是英国人在空袭阴影下的坚守。这段时间从1940年夏天一直持续到1941年开春,德国人速胜的希望已经消失,但英国被消耗殆尽的风险仍然存在。因此,丘吉尔始终没有放弃一件事,那就是向罗斯福求援。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个人情谊,相信你一定有所耳闻。但丘吉尔很清楚:罗斯福的身份,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朋友。要是一味“卖惨”,强调自己的困难,罗斯福就会怀疑:英国是不是快顶不住了?美国要是给了援助,会不会变成德国的战利品?那样的话,结盟就没希望了。因此,他又做了一个“三步走”规划。第一步,是用英国在西半球的17个小基地,交换美国的50艘旧驱逐舰。这个要求不会破坏美国的中立地位,属于投石问路。第二步,是避开美国大选这个敏感期,等到罗斯福连任了,再告诉他:英国希望直接购买美国军火,但没有足够的外汇。你来替我想想,我该怎么办?这样一来,问题就被得体地推回了罗斯福那边。而罗斯福的答复,就是改变“二战”的《租借法案》。

丘吉尔的第三步,是要求罗斯福派一位信得过的特使过来,亲眼看一看:英国人正在经历怎样的奋战,他们是不是合格的盟友。罗斯福派出了他的老朋友哈里曼。神奇的是,哈里曼不仅与丘吉尔一见如故,还跟丘吉尔那个闹离婚的儿媳妇帕梅拉谈起了恋爱。虽然这两个人要到整整30年后,才会正式结婚,但哈里曼的情史,显然对1941年的英美关系起了正面作用。这年夏天,罗斯福与丘吉尔正式会晤,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英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与之相反,海峡另一边,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正在陷入内讧。鉴于轰炸英国已经起不到任何政治效果,希特勒开始把目光转向苏联。但依然有德国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先和英国实现停战。1941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名义上的第三号人物、“副元首”赫斯,居然一个人驾着飞机,飞到了英国,说他是来谈“和平”的。这件事当然是个笑话,不过它充分说明:德国人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纳粹离最终覆灭又近了一步。

同样是在这一天,日落之后,德国空军对伦敦发动了战时最后一次夜间空袭。有1436人在轰炸中遇难,连下议院大厅也被炸塌。但这并不是德国人的胜利,因为林德曼教授的秘密武器,终于开始大显身手了。英国空军成功干扰了德国人的导航信号,并对他们实施伏击,击落了7架轰炸机。希特勒就此宣布,停止对英国的空中“闪击战”。这一天,刚好是丘吉尔就任首相一周年的纪念日。英国最艰难的一年,就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

结语

好了,关于这本《至此一年》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今天,在新版5英镑纸币的背面,印着丘吉尔的肖像。人像下方是他那句名垂青史的演讲词:“我能奉献的别无他物,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而这本《至此一年》的内容,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注脚。它告诉我们:英国在1941年迎来的转机,不仅源自一年前丘吉尔的上任,更是源自中间365天里,全体军民对“当下”的把握和坚守。事情总是如此,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不是有了希望才需要坚持,而是坚持下去才会有希望。

《至此一年》读书心得:本书细腻描绘了丘吉尔及英国民众在纳粹“闪击战”威胁下的一年,展现了政治家的智慧与民众的坚韧。通过生动细节,还原了历史重大事件背后的普通人生活,令人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光辉。

《大象与国王》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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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大象与国王》,听起来有点像寓言故事,这说的是哪里的大象?哪里的国王?其实这本书的主角,主要是印度的大象与国王,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模式,我称之为“大象王权”,而且传播到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好几个古代帝国,而且还维持了三千年。你可能以前就注意过,印度人喜欢大象,连印度总理莫迪谈到印度崛起的时候,也用大象比喻自己的国家,“这头沉睡的大象已经苏醒”。你可能也听说过,印度教虽然崇拜牛,但印度教最受欢迎的神,是象头神。这本书,就会为你解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人那么喜欢大象?

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你可能知道中国古代也有大象,甚至连北方黄河流域都曾盛产象,甲骨文有“象”字,而且河南沿用至今的简称“豫”,原来也就是指体型庞大的象。但是,听书之前解读过一本《大象的退却》,里面说,中国虽然和大象接触的历史悠久,却没有形成印度类似的战象文化,而且中国大象的分布还随着森林的退化,不断向南退却。为什么大象在中国没有那么受欢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比你想象得还要复杂一些,牵扯到了环境、物种、王权、土地等等,能够让你更好地认识中、印两大文明的深层区别。

本书的作者托马斯·特劳特曼是美国的印度历史专家,密歇根大学历史与人类学荣休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古印度的梵语,堪称印度研究的大牛。他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直接引用了很多古印度的梵语经典,为我们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古代印度人如何看待大象、利用大象,更好地理解印度王权与大象的关系。他在本书的首尾,都非常直接地与《大象的退却》对话,试图比较中、印两国古代历史的不同发展方向,如何塑造了今天不同的自然面貌。

简而言之,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曾经都试图驯养大象,利用大象来强化君主的威严,但是只有印度,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王权制度,让国王、大象、森林三个概念,绑定在了一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古代“更环保”,相反,从大象的历史来看,你会发现就连庄严而威力无穷的大象,都是被人类利用的对象,始终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输家。

接下来,我们就以大象作为切入点,回顾三千年间人类与环境的历史。首先,我们先解答,为什么古代文明中,是古印度首先发明了“大象王权”和战象制度?然后,我们把视角移出印度,看看“大象王权”为什么能传播那么远。最后,我们再回答,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战象,这又反映了两大古代文明的深层差异。

古人如何利用大象?

先慢着,你不妨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此时正是三千年前的战场,你是前线最勇敢的战士,身披盔甲,手执利剑,冲杀于敌阵之中,无往不利。突然,你的脚下能清楚地感受到大地都在震动,从两旁的树林里冲出几头巨兽,还发出骇人的咆哮声,长着长长的獠牙,像楼房一样高大,腿像柱子一样粗壮。战友试图用长枪阻止它的前进,但它受伤以后更加狂暴,人一下就被“降维打击”,踩扁了。你很清楚,自己根本无法阻挡它的冲锋。此时和战场上其他丢盔弃甲的战友们一样,你的脑海里只剩一个答案——跑。

没错,我们要解释对大象的喜爱,其实要从对大象的畏惧开始。古代战象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和他们天然的威慑力有着很大关系。这种庞然巨兽在战场上的效果,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很早就认识到了大象的这一特点,都试图用大象来强化政治权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的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片地区的大象现在已经灭绝,而在三千多年前,那里的古代国王们通过狩猎大象来炫耀自己的武力,并且也能获取稀有的象牙。有时,他们还会捕捉大象用来展览。特别是古代亚述王国的国王,特别喜欢举行声势浩大的王室狩猎。他们的目标猎物主要就是大象、狮子等等体型大,又很危险的野生动物。捕杀猛兽当然是国王勇气和武力的证明,动物的毛皮和爪牙则被做成奢侈饰品,成为高人一等的地位象征。他们还到处展览捉到的活象,对参观的民众来说,国王的战利品如此庞大,那么他的权威和强大也就不言而喻了,也正因此,亚述国王们也热衷于让被征服的附属国上贡活象。事实上,叙利亚地区的亚洲象到公元前500年前基本灭绝,和人类的过度捕猎脱不开干系。

同时期的中国,也很熟悉大象,比如之前说过甲骨文上有“象”字。不过,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中国人并不是很热衷于利用大象。虽然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对武王伐纣的记载中,有说“商人服象”,并且用这些大象进攻东夷地区,还说周公把大象都赶到了江南地区,不过考古上并没有发现商朝训练大象打仗的证据。同时期的孟子也记载了周公帮助周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可以看出,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大象是要被解决的危险生物。特别是为了彰显周朝实行仁政和礼治的时候,大象要么作为商朝暴政的象征,要么和食肉猛兽并列,是一种威胁。换句话说,在中国,大象本身并不能强化王权,反而是驱逐大象更能代表君主的仁德。

为什么印度人发明了战象?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古代对大象利用最彻底的模式,也就是出现在三千年前的印度的战象模式。这个故事要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开始,当时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大举入侵印度河流域,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文化。这里要补充几句,这个雅利安人,跟后来纳粹德国的“雅利安人”不是一回事。历史上的真实雅利安人是中亚的游牧民,民风剽悍,善用战车,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民族之一。他们说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后来分化成了伊朗的波斯语和印度的梵语。

最早的梵语文献《梨俱吠陀》讲述的就是雅利安人的征服故事,里面描述了很多作战英勇的武士阶层,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种姓制度中的“刹帝利”阶层,他们要么骑马,或者驾着双马战车,而不是战象。这个“吠陀”,就是雅利安人的史诗,所以他们入侵印度的时代也被叫做“吠陀时代”。有趣的是,随着雅利安人逐渐在印度定居下来,大象很快就在各种吠陀史诗中取代了战车,比如代表“天帝”和诸神军事统帅的因陀罗,他的坐骑就从战车,变成了一头大白象。在后来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部更加出名的史诗中,大象就成为常见坐骑,后来的佛教也吸纳了大象的坐骑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大象王权”正在逐渐形成。

在解释印度的“大象王权”之前,先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古代文明都认识大象,但没有驯化和骑乘大象?书里描述了战象制度的发明历程,我从中概括出了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比较基本的环境原因。印度次大陆大部分是季风气候,比当时的其他古代文明更湿润,森林覆盖率要更高一些,更加适合喜欢吃叶子的亚洲象栖息,而不适合更适应草原的马。不仅如此,亚洲象体型更小,比非洲的草原象更加适合驯化和骑乘。雅利安人越往东深入,草原就越少,战车的用武之地就更小,而且要一直进口马匹,不如干脆骑大象。

第二,是雅利安人本来就很擅长和熟悉骑乘与驯化动物。雅利安人和其他早期南欧及西亚的印欧语部落一样,早就学会了驯化牛、马、山羊、绵羊等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一批使用车轮的人。用动物的力量来进行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而且他们很可能从近邻的古亚述帝国学到过大象对王权的加强作用。为了驾驭大象,他们发明了一种“驭钩”,也叫“象钩”,就是在一根棍子的末端有一根尖刺,然后在稍微往下的地方有一根向下弯曲的尖钩,骑在背上的驭象手就用这个钩来扎大象脆弱的皮肤,以此控制大象。这个钩子后来还慢慢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第三,是印度本地民族就很熟悉大象,也有自己的捕捉和驯化野象的知识,他们被称为森林民族。对于雅利安人来说,这些人为王室和武士阶层提供了保护、捕获、训练并部署战象的重要技能。

第四条有一些复杂,是因为战象帮助国王在和其他政体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古代印度小国林立,有不同的政体,包括王权制、共和制和森林部落制。因此,作者也提出了战象的具体发明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也就是印度历史上的晚期吠陀时代。

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当时出现了佛教和耆那教两个新兴宗教,他们都反对吠陀教的种姓制度,也带来了一个印度版的战国时代,被称为“十六雄国”。最终,摩揭陀王国脱颖而出,一统印度。原本,摩揭陀只是一个靠东的小国,靠近被认为没有文明的森林民族。但作者认为,正因为他们靠近东部森林,也更容易控制更多战象,让摩揭陀人才能最终一统天下。王国的军队有多强大呢?我们可以从同时期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记载中,找到证据。当时印度有很多共和国和小城邦,他们连一头战象都养不起,从而被轻松打败。而亚历山大在印度打得最硬的一场仗叫杰赫勒姆战役,是和一个有三万步兵、四千骑兵,还有战车300辆以及战象200头的印度小王国进行的。最后这个国王还被重新任命为当地总督。

用作者的话来总结,“战象很有可能是王权的发明——王权既拥有先进的战争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大象的优势,又拥有庞大的资源,可以从森林中捕捉、训练、保护大象并将其部署在战争中;在印度,王权还拥有大象可以栖息的森林。”

大象和王权的印度模式是什么样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到底印度人的“大象王权”是什么样的。作者说,在这种模式下,大象拥有三个主要功能:作为“四军”之一的主要兵种、作为最高等级的坐骑,以及作为作战时的阵型核心。

首先,古印度王国建立了一个叫“四军”的军队体系,由步兵、骑兵、战车、战象四部分构成,像猛兽的四条腿一样各司其职又密切合作。这个四军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军队体制,而且在宗教上也被认为是更完美的体系。比如在《罗摩衍那》中描写了古印度人认为最理想最完美的城市阿逾陀,里面就充满了充满斗志的武士和最好的战马及战象。值得补充一句,在四军之中,战象是被当作攻城兵种的。马只能提供机动性,但是大象已经足够撞毁那个年代的简单工事,甚至还能直接冲击城墙。如果再加上震慑作用,可以说在当年的印度,战象简直就是核武器,这也反过来刺激了更多王国去控制大象,逐渐淘汰了无法供养大象的其他政体形式。

后来战车逐渐退出战场,四军变成了三军,但是这个四军概念一直流传下来,变成了国际象棋的雏形。印度最早的象棋被称为“恰图兰卡”,是梵语音译,直译过来意思是四条腿,也是“四军”的同义词。里面除了四军的四个兵种,还加入了国王和身边的文官。这些棋子通过波斯和阿拉伯传到了西方,原本代表战象的棋子也因为失去文化背景而被改得面目全非,在英语里变成了主教,法语则叫小丑。

但是大象可不是小丑,我们接下来要讲大象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作为国王坐骑。前面也说过,原本的史诗是把战车当作最高等级坐骑的。实际上,印度人除了人有等级制度,也就是种姓,坐骑也有一套等级制度。最开始的最高坐骑是战车,而骑马地位则要低一些,大象后来居上,取代了战车的地位。有古希腊学者记载,“大象在印度属于王室坐骑,其次较为体面的出行工具是由4匹马牵引的战车,排在第三位的是骆驼,最低级的是骑单匹马。”《罗摩衍那》中有一个故事,很有象征意义。故事中,王子罗摩被母亲放逐到森林中之后,他的弟弟带着四军去森林里请他回来,但是罗摩不愿意违背母亲的命令,执意留在森林里。弟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以摄政的身份代理监国,但是他把罗摩的凉鞋放在大象的背上,带回王城,以示真正的国王还骑在大象背上。当然,这么大一个动物,也得被国王骑着,非常直白地宣示了谁是真正的老大。现在很多印度和东南亚的宗教仪式中,会请出大象来表演,比如向僧人下跪,源头就是大象作为国王坐骑,就代表了王权。

大象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作为阵型核心。这就是说,在作战中,战象会和其他兵种配合站位,形成不同阵型。在印度传统中,有四种基本阵型,棒形、蛇形、环形和散形,根据具体站位,还有几十种变化。比如前面提过亚历山大东征的印度战役,当时那个小国王就使出了棒形阵和亚历山大对峙,也就是大象打头阵,大象之间间隔30米,步兵在其后,骑兵和战车在两翼。

围绕这三种用途,古印度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象的实用知识,后来又形成了抽象的理论研究,叫做“象学”,还有专门著作,比如《象论》《象经》《象学之海》等等。这些象学的基础,源自于大象管理人员长期积累的知识,他们可以分为猎象师、驯象师、驭象师和医师,有些人会同时兼任几个职责,另外还需要割草工人为大象提供饲料。仔细一想,也只有王权这样高度集中权力和资源的政治体制,能够在古代维持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大象管理团队。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技术和知识对国王至关重要,但他们的心得基本只能通过学徒制度代代相传,不能成为“显学”。国王用更加“高雅”的学说撑场面,这就是象学。象学的主要作者都是宗教人士或者文人,让大象和相关联的王权更加神圣、更有权威。比如象学有一个大象起源神话,故事说原先大象都长着翅膀,但有一只大象压断了一个仙人修行的菩提树,这个仙人就诅咒大象,除了八个大神的坐骑,地上的大象再也飞不起来,只能当人类的驮运工具。这个故事就抹去了那些森林民族和底层大象管理者,把大象的驯化归功于婆罗门。

作者认为,《政事论》和《阿克巴则例》是有关大象知识的两部最好的文献。有意思的是,这两本本来并不是纯粹论述大象的象学著作,而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政治论述,因此它们才结合了大象的实际政治用途和宗教意义,在象征和实用两方面都体现了大象的价值。

特别是成书于大约公元前4世纪的《政事论》,大约和中国的《韩非子》同时代,是一本关于治国、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的经典。书中论述了理想的王国应该是如何运行的,除了要怎么管理村庄的农业土地,还指导国王要怎么管理非农业用地的森林。森林要分成两种,也都属于国王,一种是对应某种物产的资源林,里面生活着森林民族,还有一种是国王专门预留管理的大象森林,由森林民族和大象管理人员守卫和管理,任何人都不准捕捉或者杀死大象,否则直接处决。对于国王和大象的关系,《政事论》说:“一位君王的胜利由大象决定。因为大象的身躯庞大,冲击力强,它们能突破敌人的部队、作战阵型、堡垒和军营。”书里还非常具体地讲述了怎么保护大象森林、什么季节抓象、一顿喂多少饲料等等,堪称事无巨细。

《阿克巴则例》则是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作品,记录了阿克巴时期的统治概况。其中记述的很多战象知识,比如捕象、养象技巧,和一千多年前的《政事论》几乎一模一样,反映了大象知识的高度稳定。同时,莫卧儿时期的养象知识又和蒙古人带来的养马知识形成了互补关系,描述了详细的产地和供养标准,确保帝国拥有能够维系强大军队的稳定供应。其中有一大原因,是因为莫卧儿王朝的祖先就是蒙古人,他们和雅利安人一样,是来自中亚的骑马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中,印度不断遭受外来的侵略,但是从吠陀时代开始形成的大象王权,一直在印度屹立不倒,甚至同化了那些入侵者。简而言之,这种大象王权将大象视为国王在军事力量、宗教神权和政治权威等方面的代表,赋予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国王理所应当地垄断了森林的所有权,也就控制了大象的供应,并且用强大的组织能力形成花费不菲的一套大象管理班子。如此一来,印度的森林阴差阳错地就被国王保护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国王、大象、森林的三角关系。但是这里要强调,这不是说印度王权更环保,其实国王要控制森林里的大象,就要驱逐其他野兽,而且他们还不断举行皇家狩猎。实际上,在印度发明战象制度后,他们的大象知识不久后也开始向外传播,在最鼎盛时期,从地中海到太平洋都能看到大象的“印度模式”。

大象的“印度模式”如何向外传播?

事实上,世界各地战象传统的发源地,基本都能找到印度源头,就连带着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突袭罗马的北非国家迦太基,很可能也是从印度学来的。这种向外传播有两个方向,一个向东,进入东南亚,现在我们去泰国、柬埔寨旅游还能看到很多大象崇拜;一个向西,向西亚和欧洲传播,就不那么持久了。

先说这个西路传播。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印度西部的波斯帝国率先接触到了战象制度。当时有个给波斯皇帝当医生的希腊人写了一本《波斯志》,成为印度以外第一个记述印度战象的人。他亲眼看见印度象夫指挥大象拱倒了一棵棕榈树,大为震撼。书里记载,创建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就是被印度人的战象埋伏,之前所向披靡的波斯骑兵变得不堪一击,居鲁士本人也被印度士兵用标枪击杀。不过波斯帝国沿用古亚述的大象利用模式,把印度进贡的大象用来炫耀,只有他们的印度盟友使用战象。

向西传播的关键历史阶段,是亚历山大东征。在公元前3世纪的东征期间,印度战象的实际战果向西传遍了整个西亚地区。但亚历山大还没有打到印度核心区,也就是摩揭陀的难陀王朝。据不同历史版本记载,难陀王朝的战象至少也有四千头,并且还有二十万步兵、两万骑兵、两千辆战车。打完了前面说过的杰赫勒姆战役,士兵们听说东边这么恐怖,纷纷哗变,大帝只能班师回朝,但他一路上抓了两百头大象回去,还封了个大象指挥官,把印度的战象融入了自己的军队。亚历山大去世时,他的棺材四面展现了帝国军队的四个部分:步兵、骑兵、海军和战象,可见战象已经成为王权的一部分,形成了新的“四军”。后来,西亚地区就留下了战象的传统,一直到公元11世纪的穆斯林帝国都还在使用。

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很快也土崩瓦解,史学家把这些分裂出来的国家叫做“继业者帝国”。他们相互发动战争,一直持续了几百年,战象自然成了这场古代军备竞赛当中的重要部分,并且进一步向西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在这些王国中,虽然大量采用战象,但是他们还是把象夫直接称为“印度人”,可见也是从印度直接进口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他们试图模仿印度人实行大象森林制度,禁止森林民族猎食大象,还会从非洲埃塞俄比亚抓森林象,让印度象夫来训练这些非洲象。不过,亚洲森林象比非洲森林象更庞大、更强壮,所以还是原装的印度战象更受欢迎。

大象往西传播,最远到现在的北非突尼斯一带的迦太基古国。最著名的战役,就是汉尼拔率领三十七头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奇袭罗马腹地。迦太基虽然能接触到野生大象,但是北非的草原象体型庞大,性情更加凶暴,很难被驯服,所以他们采用的主要还是来自印度的战象。据记载,汉尼拔本人的坐骑战象,就是一头亚洲象。

不过,地中海沿岸的古罗马帝国对战象嗤之以鼻。在罗马连续击败使用大象的对手之后,他们也干扰了战象向西传播的步伐。他们认为大象容易受惊,不好控制,而且饲养成本太高,性价比太低,古罗马可以用高超的工程学知识取而代之。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远离印度和缺乏森林的条件下,想要稳定供应熟练的印度象夫和顺服的印度战象,代价确实太高。而且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不需要战象再来撑场面,战象的西传也就到此为止了。

相较之下,战象在东南亚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东南亚丛林比印度更多,而且当地甚至没有分布适合马的草原,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象是东南亚国王的唯一选择。东南亚经历了长期的印度影响,现在到印尼的巴厘岛上,还能见到非常兴盛的印度教传统,就是印度化年代的遗存。从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大量信奉印度教、实行印度王权模式的王国。柬埔寨的吴哥窟就是那个时代的遗迹,那里的雕像上有很多大象和骑着大象的国王,而且用的都是印度式的象钩。

不过,随着后来火药时代的到来,大象的战略威慑力暴跌,缺乏机动性的作战方式也让它失去了战术价值,最终从18世纪往后,战象制度和印度的王权一样逐渐衰落,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先后被欧洲人征服,大象从国王的核武器变成了殖民者的猎物和驮运木材的苦力。作者批评说:“印度诸国王一千多年来为了战争捕捉大象,但它们的数量却不曾减少。然而,根据如今印度政府大象问题工作组的相关报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大象的栖息地在急剧缩小。”

结语:中国为什么没有战象?

最后,我们也来讲讲中国。前面说过,中国虽然曾经有很多大象,和大象的关系却并不和谐。为什么中国人不用大象来强化王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勾出两大文明更深层次的差异。

在《大象的退却》中,那本书的作者认为野生大象代表了自然环境是否健康,大象的退却也是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国人虽然有“天人合一”等等利于环保的思想,但是为了开垦土地的利益,造成了环境退化。这本书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印度人重视大象、重视森林,但印度也没有更环保。大象森林的制度,实际上可以说是掏空了森林,让森林从自然的栖息地,变成了国王的自留地。

作者认为,两大文明差异的地方不是利益,而是“土地伦理”。对古代中国文明来说,土地伦理有两点,第一,以农为本,土地是用来耕种的,产出粮食才能喂饱人。第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从根本上来说是皇帝的。如此一来,皇帝对土地的责任就是要保护耕地,最早的表现是驱逐野兽,而后来和游牧民族的对抗、重农抑商等等,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而且君王还要增加耕地,多开垦土地,喂饱更多人。相比用大量劳役看守森林和供应大象,古代中国的皇帝更倾向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改善耕地的灌溉和跨区域的水运条件。

而在印度,牧业和农业从未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古代雅利安人本来就是牧民,而在印度的定居农业发展中,耕种也没有成为第一要务。印度的王权落于城市和庄园,没有大一统的王权,也就没有普遍的所属权,只会控制部分土地和森林。比如前面提到的《政事论》,理想的乡村被划分为经济区域和生态区域,包括农庄、牧场、贸易路线、原木林、大象林和矿区;所有区域都通过经济交换和税收与王权所在的城市之间建立联系。而那些负责看护大象的森林民族,不少其实是森林边缘的牧民,和农民长期共存。此外,各个土邦的王公和被统治的臣民的关系比中国更加靠近,也更具体,因此大象的直观震慑效果也会更大。

相比之下,我们就能发现,两个文明不同的土地伦理,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观。古代中国皇帝对土地的控制往往是抽象的所属权,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修建大型工程,为全国提供保护。而古印度的王公们则对土地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因为熟悉畜牧和驯养牲畜,倾向于建立一种依靠驯化动物维持的权力机制,不惜牺牲农业。古中国修建水利,古印度垄断森林,都是为了加强王权,是不同土地伦理下两个古代文明的殊途同归。

也如作者所说,到了现代,这种土地伦理在急速变化。曾经专门供养大象的印度,现在也和曾经大象不断退却的中国一样,都要建立专门的大象保护地。如作者最后写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大象与国王》读书心得:本书揭示了印度“大象王权”的独特文化现象,从战象到国王坐骑,大象不仅是军事力量象征,更承载宗教与政治权威。跨文化传播中,印度战象制度影响了欧亚非多地,展现了文明交流的深远影响。

《城的中国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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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城的中国史》,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考古学专家许宏老师。

说到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国都这样的大城市,我们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宏伟的都城,城墙高耸,森严壁垒。城墙外有一条宽阔的护城河,绕城而走;城墙内,则是鳞次栉比的街道分布在巍峨的宫殿周围。

但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城市并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延续了将近800年的周朝,先后有周原、丰镐、洛邑三大都城,但这三座王都周围,都没有发现过城墙的痕迹;以及第一次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秦朝,秦定都咸阳,但咸阳城也不曾修建外围城墙;还有前后延续400年的汉朝,无论是西汉都城长安,还是东汉都城洛阳,也还是没有外围城墙。所以学界有个说法,这是“一段不设防的时代”。许宏老师把这种现象,叫作“大都无城”,也就是,庞大的都城,一般不建外围防御措施。

不少人会说,这可能是因为早期城市建设水平不高,设计者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足够能力,在都城外修建防御措施。这种猜想听起来很有道理,学界一度也是这么解释的:上古时期的中原王朝,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各种制度还在萌芽状态。直到魏晋以后,才有了规制完整的城市建设。我们今天熟悉的“中轴线”城市规划,就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

但在本书中,作者许宏老师旁征博引大量的考古资料,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大都无城”背后,并不是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是时代价值取向决定的。

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国都是政权的心脏,尤其是在古代,国都一旦沦陷几乎意味着政权的灭亡。既然技术能达到,为什么不建造起坚固的城防堡垒,偏偏要置国都于危险中呢?

今天这本《城的中国史》不仅会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国都建造一路走来的历史,也会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心态变化。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实用功能,那就是,你以后再去书中所提到的文化遗址、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能依托更开阔的历史脉络,看懂更多有趣的细节了。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许宏老师,以“大都无城”这个现象为主要线索,重走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史。

我们会先看看“大都无城”前的时代,大规模城市还没有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然后我们会正式进入“大都无城”时代,也就是从一般被认为是夏文化的发源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一直到汉代,具体说说这段历史中的大都市的特点。最后,我们会讲到中国都城史的后半段,被称为是“后大都无城”时期的中国城市,过去讲中国古代史,游牧民族常常是破坏性的力量,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熟悉的古城格局正是马背上的民族影响形成的。

1.理解城市发展的钥匙:城、邑、郭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城的最初阶段。

先从两个词讲起,城邑和城郭。这两个词所包含的城、邑、郭这三个字,其实是解锁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钥匙。

我们先来看“邑”,这个字历史悠久,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它。“邑”指的是人们的聚居点,一群人长时间住在同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邑”,用考古学的术语讲也可以叫它“聚落”。

考古学家们发现,一个“邑”,或者说一个“聚落”,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原始的、自然形成的,人们自发在这里住着,日子久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地盘,而且这个区域人口有限、竞争小,所以大家不需要立起栅栏划定边界。像这样,没有把自己圈起来的聚落叫“非圈围聚落”。

另一种聚落的形态,更符合我们对原始社会的想象,人们为了防御,给自己划出一个安全活动范围,就会绕着聚落建一个围子,把自己给围起来。方式很多,可以挖条沟,可以建个土墙,还可以利用自然天险,比如断崖、河道什么的,不管用什么围,只要把自己圈起来,就成了“圈围聚落”,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城”。

这里的“城”,和我们今天说的“城市”不一样,今天的“城市”是一大片区域,行政区划内的居民区、商贸区、工业区、公共绿地都是城市的组成部分。但考古学中“城”的含义很单纯,指的就是划定边界的围子,最多再加上围子围起来的居住地。

说完了“城”和“邑”,再说城郭的“郭”。“郭”的产生比较晚,它是城市发展起来之后才出现的,专指在城市的外围,修筑的那道城墙。也就是说,“郭”是更加完备的专门性的防御设施,是城邑的组成部分。

其实,“郭”这个字就体现了它和城邑密不可分的关系。“郭”的偏旁,是我们常说的“右耳刀”,本身就读作“邑”,是从城邑的“邑”这个字演变而来的。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汉字,只要是有右耳刀这个偏旁,都和城镇或者地名有点关系。比如“都市”的“都”、“郊外”的“郊”、“郡县”的“郡”等等。顺便说一下,“左耳刀”看起来跟右耳刀很像,含义却大不相同,“左耳刀”来自曲阜的“阜”这个字,表示山,例如“阴阳”这两个字,指的便是山南一侧、山北一侧。

回到今天的话题,总结一下,“邑”是最初的聚落形态,只要人们自发地定居在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邑”,而“城”指的是用一个围子,划出的安全区域;“郭”则专指城邑附属的城墙一类的防御性工事。

前面提到,城、邑、郭,这三个字是解锁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钥匙。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整个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历史,就是在“城”和“郭”的影响下,“邑”的内涵不断丰富、职能不断完善的过程。

带着这三把钥匙,我们正式走入城的发展史。

2.城邑:城的初级阶段

先来看“城”的初始阶段。最初的“城”,还不是“城市”,专指用围子围起来的聚落,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叫它“城邑”。

目前考古发现,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城邑,是在西亚约旦河口附近、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距今已经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不仅发现了由石块垒砌而成的城墙和壕沟,甚至发现了用来观敌瞭哨的望楼。

这里的居民为什么修建城墙呢?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为了抵御洪水,也可能是为了防止其他群落来争夺食物资源。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无论是抵御洪水,还是防御外敌,“城”是伴随着定居和农业生活而出现的。因为,只有定居后、只有农业出现,有了一顿吃不完的食物得存起来,这才要修建城墙保护财产。

而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东亚大陆最早的城邑,就在中国境内。它们位于浙江省境内钱塘江上游地区,年代比前面说的西亚的“耶利哥”晚了1000年,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考古学家把它们称作“环壕类城邑”,圆环的“环”,壕沟的“壕”,意思是在聚落的周围,挖上一圈圆环形状的深沟。

这个工程比较简单,直接在地上挖个沟出来,不需要高级的设计、复杂的分工合作,几个人,拿着最简易的工具就可以做到。所以原始聚落的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围着自己住的地方挖沟,圈出个安全范围。

但挖沟必然会挖出多余的土,人们就会想,这些土是不是也可以加以利用呢?一般来说,他们会就近处理,垒起土围、土垄。往下挖是壕沟,挖出来的土还可以堆在地面上,一高一低增加了高度差,就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于是,我们熟悉的“城墙”就诞生了。

学者认为,在浙江发现的这些土围跟后来专门建造的围墙确实还不完全一致,但二者应该是具有渊源关系的。中国不少地方都发现了类似遗迹,比如说在湖南东部的澧阳平原一处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挖壕沟时排出土然后堆积成土围的做法,年代是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

陕西也有类似的遗址,在西安半坡遗址的居住区内,考古学家发现了更复杂的壕沟,它有内外两重。而在外侧的壕沟那里,有一条由坚硬的土筑成的长条形状的东西,考古学家称之为“硬土带”。这条“硬土带”现存长度有20多米,很有可能就是早期城墙一类建筑的遗迹。如果你到西安半坡博物馆参观,还可以在里面看到一处“大围沟遗迹”,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环形壕沟式的围子。

除了深挖壕沟、垒起土围,人们会因地制宜,利用自然条件来完善城邑,把自己保护起来。从南到北,形态各异。

比如,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水网密布,随之诞生了“水城”。水城的特点是,把城周围的壕沟挖得又深又宽,船只可以在这些壕沟里通过,这些壕沟也便于泄洪,防止水患。这里的城门,大多是水门。但这类城,一般起不到防御敌人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水城的典型代表,就是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现在有杭州良渚遗址公园可以参观。

再比如,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这里黄土比较丰富,所以人们早早就掌握了建造土墙的技术,这个地区盛行的城邑多是“土城”。从中原再向北延伸,到了山西、陕西北部的高原,再到河套地区,也就是黄河中上游的那个几字弯,进入内蒙古和宁夏地区,这里就不再是黄土满地了,而多是裸露在地面上的岩石。于是,原始先民们就地取材,用石头来砌墙,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石城”,这是西北重要的文化景观。

总而言之,在这个时期,无论人们是在居住地周围挖沟、建土堆、垒石块,还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山川把自己围起来,这些都不具有王权或者神权的象征意义,多是划定活动范围、守卫领土而造的围子,这是“城邑”。代表着更高级文明社会的“城市”,到这时还没有出现。

3.城市:城的高级阶段

城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城市这个词,意义重大,不只意味着更复杂、更高级的城,还标志着国家和文明的诞生。

国家其实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一般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它的典型特征,是存在强制性的统治和管理机构;文明呢,这个概念更抽象,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开始出现所谓的“文明”。体现文明的要素当然有很多了,比如有文字、有青铜器、有阶层分化、有祭祀活动等等。

而城市,就是这两个抽象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体现。想象一下,一个地方如果同时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器、文字、礼仪性建筑,还有大型墓葬等等,那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画个圈挖个沟把自己围起来的“邑”,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向外辐射的权力中心,人们开始有了不同的分工,不再是大家一起打猎种地,而是出现了统治者和贵族,贫富分化随之开始,所谓的“文明”在此地诞生了。我们就会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城市”。

世界各个区域早期文明的历史研究都表明,第一批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权力中心,考古学家会直接叫它们“王权城市”。中国古代历史就很典型,“政治性城市”是贯穿整个古代史的主流形态。具体来说,这些城市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城市一定是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地。

第二,城市里的居民构成比较复杂,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劳动;同时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作为一名城市人,通常情况下,你不可能和这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混个脸熟。对你来说,城市意味着一定有所谓的“陌生人”存在。

第三,城市也是这个地区的社会组织中心,承担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或是文化中心的职能。

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公元前1800年前后,地处我国中原腹地,今天河南洛阳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周围各个区域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考古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没有局限在单一地区,而是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这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对应着我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尽管这种说法在学界一直有争议,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大量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可以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比如,我们走进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你会看到一种叫“牙璋”的文物,“璋”是长条状,下端是长方形,上端的两个角会突出去,这是一种礼器,统治者身份的象征。二里头时代,牙璋这种礼器在中原地区、华北平原,乃至东南沿海都有分布,它的扩散,考古学家推测,这很可能是中原的统治者在四处散播自己的威仪。

再比如城市建设。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几个发展阶段,公元前1750年左右,这是第一个阶段,居民们开始在这个地方营建大型聚落。早期的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比清代故宫占地面积还要大1/4。这么大规模的聚落,吸引了周边人口不断迁徙到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不少珍贵的贵族用品,比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制品,此外还有青铜工具。这还只是二里头文化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

过了50年左右,大约公元前1700年或稍晚的时期,二里头文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进入了全盛期,城市规划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完成。让我们看一下,城市的中心是大型宫殿建筑群,外围有主干道连接交通,这些道路也分割出了不同的功能区。其中还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负责制造贵族们的奢侈品,就位于宫殿区的附近。宫殿区的周围,还分布着祭祀区域和贵族的居住区。不同区域之间还有着围墙,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封闭空间。这些都显示出了当时这座城市有着极强的规划性,显示出一个王朝首都所特有的气派。可以说,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4.为何“大都无城”?

但是,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挖掘勘测中,研究者们发现一个离奇的地方,这个规模宏大的古城,竟然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没有城墙把二里头遗址给圈起来。尽管边缘地带,有人发现了一些不相连的沟状遗迹,但这也不像是壕沟、城墙,应该是用来划分区域的。

这并不是特例,后来的商曾多次迁都,商晚期的都城在今天的安阳殷墟。人们发掘了90多年,也没有发现任何外围城墙的痕迹。

不设防的都城,安全如何实现呢?

安阳殷墟有一种风格独特的城建格局,叫“族邑模式”。这里没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区规划,王族的城邑是整个殷墟都市圈的中心,是都城的心脏。在王族城邑的周围,簇拥着一层一层星罗棋布式的小族邑、小聚落。这些小族邑的沟通连接,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人墙,起到了聚落屏障或城墙的作用。还有学者补充说,加上殷墟文化时期国力强盛,有强大的威慑力,就更没有必要去建造外围城墙了。

当然,安阳殷墟作为中国目前最著名的历史遗址,除了城市建设之外,还有很多值得参观欣赏的地方。殷墟博物馆最新的展厅在2024年正式对外开放,算得上这一年文博圈的一个大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青铜器、陶器、玉器还有甲骨文等珍贵的文物。数量之多,类型之全,可以说是商代文物展览之最,非常值得一看。

不只是“二里头文化”和晚商殷墟,此后一直到东汉,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里,大型王都都没有城墙。这是什么原因呢?

许宏老师是这样的解释的,考古发现:这些王都有不少共同特点,它们都城庞大,城市的内涵高度复杂,有着复杂的功能分区。但基本没有在城市外围设置防御措施,而是根据它们所在的自然山川为天然屏障。这样的城市布局,其实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华夏族群的文化自信。这些强大的中原王朝,是“国上之国”。因为自信,所以人们用不着修个土围子,把自己保护起来,而是跟周边的诸侯盟国“讲信修睦”“守在四夷”,就是与周围的族群和平相处,关系好到他们就像是守卫自己的屏障一样,这可以看作是大国风范的源头。

除了我们上面说的二里头文化和殷墟,周朝的三大都城,周原、丰镐、洛邑;秦朝的都城咸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也都是如此,中心城市靠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形成庞大的都市圈,彰显出巍巍帝都的宏大气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从二里头文化到东汉的这两千余年,可以被称为是“大都无城”时期。

5.“大都无城”时期的例外

但这两千多年里,有一个时期例外,那就是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兼并战争惨烈的战国时代。

一方面,由于各个小国之前的战争日渐频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性出发,人们开始出于军事目的,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到了春秋后期,各国内部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关键变化是,各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制。县就是“悬”,诸侯本来只管理附近的土地臣民,现在伸长胳膊,要管理一块悬在远方的富庶的土地,这就是“县”,为了管理和保护“县”,就在“县”的周围建造城墙,所谓“设县之处必有城”,于是就成了后来常说的“县城”。

还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宫殿以外,城墙以内的区域,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市”,也就是“市场”,城市里各个阶层的居民,在这里交换物品,举行社会活动。“市”就由此成了城区内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城”与“市”开始融为一体,成为我们今天常说的“城市”。

随着后来秦汉时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国家的边疆地区也不断被开发,又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几座大型的帝都重新建立,基本恢复了“大都无城”的风貌。

6.中轴线城市布局如何出现?

既然“大都无城”彰显了古代王朝昂扬的自信心,后来的隋唐宋元明清,也都是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大都无城”面貌不再了呢?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说,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后半段。看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样子的。

我们熟悉的古城格局,是从魏晋时期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从魏晋到明清的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一般具备三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是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这时的城市,会在主要的城区之外,再建造一个“外郭城”,外郭城指的就是皇家宫殿区域以外、郊区以内的城区,用城墙区隔开来。

第二是全城的中轴线的设计理念。北京城就是沿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在北京前门附近,我们还可以看到中轴线标志。

第三个特点,则是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

我们现在追溯中轴线的城市布局历史,一定会从三国时期曹魏的都城“邺北城”讲起。遗址位于今天河南河北交界处的邯郸临漳县。

从曹魏的都城开始,国都出现了方正的布局,用一条大路连接东西两大城门,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区是宫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南区则多是里坊区域,里是居住区,坊是城市居民工作的地方。纵观国都,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成为全城的大中轴线。这个时候,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布局,就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了。曹魏邺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面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就要问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在魏晋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7.游牧民族如何影响城市规划?

从东汉开始,中原内地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越来越激烈。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频繁入主中原,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政权。

在东汉以后的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有三次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城规划管理变革,而这三次变革都是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所带来的。

它们分别是:北魏时期,鲜卑人创造的封闭的坊市制度,坊是手工业区,市是做买卖的地方。坊市制度是把手工业区和做买卖的地方封闭管理起来,代表是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以及后期的都城洛阳为代表。第二是元代时,蒙古人设计出街道胡同,以元大都为代表,也就是北京城最早的前身。第三是清代时期,清代统治者推行满汉分治式都城管理模式,以北京城为代表。

你看,这三个设计,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城市里进一步建造围子。统治者们用高大的围墙,严格的管理,把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们给区分开,严格限制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

比如说,“坊市制度”从北魏开始,延续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唐代官府将都城内划分为若干个“坊”,每个坊的面积是一里见方,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应该是边长500米的正方形区域。每个坊周围都建有围墙,开设坊门,由官府统一制定开门和关门的时间,限制这里居民的出入。城市内的市场也划定了专门区域,并对交易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将城市各类职能建筑,划分成封闭的地理空间,实行封闭式的管理。

这样的城市建设与规划,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城市面貌。比如,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治下,整齐的街巷胡同与四合院建筑风格开始出现,我们今天在北京还能看到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时期,在首都北京实行严格的满汉分制政策。清朝能够获得王公府宅的人必定是八旗子弟,所以王府全部坐落在内城里,北京城中心区。这样一来,到清王朝解体以后,原属皇亲贵戚八旗宗室的王府,纷纷改作机关、学校。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并没有改变,于是绝大多数政府机关、学校、公共部门就集中在东、西两城区,数目远超南城。以王府为代表的北京旧城功能空间的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影响了北京的房地产和学区房的分布。

总的来说,从魏晋开始,直到明清,华夏族群开始进入一个频繁动荡、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来自北方的统治者,在营建庞大国都的同时,也会建立各种各样的举措,对内强化控制和管理民众,对外加强防御措施。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严格的里坊制度等等,可以说都是为了维持稳定、强化管理。从这点出发,这些城市规划,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反而折射出了这些北方族群统治者的文化不自信,或者说人类历史发展,就是文明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过程呢?期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结语

好了,这本《城的中国史》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教授曾说:“人类的历史,其实是设置各种阻碍的历史。”农耕时代的城池、长城、边墙、壕沟等,近代以来的边境线、护照签证、海关等,都是这类阻碍的物化形式。但与此同时,人类的历史,又是不断破除各种阻碍的历史。现代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概念,人口、商品、技术、文化等的大移动和大交流,也都可以看作是对各种新阻碍的破除。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古代城池的防御功能已经逐渐消失,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我们今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时代。我们摆脱了高耸、封闭、压抑的城墙的阻隔与束缚,靠着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力,形成了一个个规模庞大的都市圈。更重要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在不断拆除自己内心的那道城墙。我们会吸取、学习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也会让中国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城的中国史》读书心得:本书通过丰富的考古资料,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从“大都无城”到中轴线城市布局的变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与城市规划的智慧,令人对古代城市风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两班》读书笔记

admin阅读(6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两班》。

“两班”这个词,估计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不过没关系,这个词是咱今天的重点,我会在后头详细跟你解释。

今天的引子部分,咱先从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讲起。咱们来讲祭祖。

1. 韩国人,也祭祖

话说那是1987年的中秋,有一位叫宫嶋博史的日本学者跟随他的韩国朋友金兄回了趟安东老家。

金兄为什么要在这个点回老家呢?因为他要回去祭祖。在韩国,中秋节被称为“秋夕”,是一个祭祖扫墓的节日。每年这个时候,韩国都会形成一股不亚于春节的返乡潮。

说到特定节假日的返乡潮,这我们可就太熟悉了。我自己就有过“平时四小时、过节堵半天”的返乡极致体验。作为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一点上跟我们简直一模一样。

宫嶋博史说,要是在平时,金兄回趟老家,开车也就三个半小时的事儿。但那一次,他们足足开了十一个小时。

在经历了漫长的堵车之后,中秋当天的凌晨四点多,宫嶋博史他们终于抵达了安东。因为到得晚,所以他们根本没时间好好休息。在小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得起身前去扫墓了。

金兄他们家祭祖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家族当中那些居住在首尔或者安东的族人需要分别到散在各地的祖先坟墓前祭祀,随后,他们会全部聚集到金兄祖父的坟墓前,再去进行祭祀。

听着是不是还挺麻烦的。但在韩国,这很正常。韩国家庭一年到头祭祖的事儿特别多,尤其是一个家族里面的长男家系,他们家要承担最多最繁重的祭祀任务。这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一般为这事儿忙前忙后的,也包括了长男家庭里的妻子。这也就导致了韩国的长男们在婚恋市场里相对不受待见,换句话说,时代变啦,这事儿影响到人家找对象啦。

说远了,咱再说回金兄他们家。

这年的中秋节,对金兄他们家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就在节后的那一天,他们举行了四休书堂的新修落成仪式。那四休书堂是什么呢?你别听这名字叫书堂,以为这是个单纯搞教育的地方。不是的,这个书堂里面供奉了一个人,叫金尔声,这是金兄他们家从他往上数十三代的祖先。这位金尔声呢,是朝鲜著名学者金近的三儿子,号四休堂,所以这个书堂就叫四休书堂。

好,听完了前面这些,不知道你听出什么问题没有。

应该说,这年中秋节,宫嶋博史在金兄家里所见到的这一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不陌生的。因为不管是在特定的节日举行隆重的祭祖,还是去翻新供奉着祖先的四休书堂,从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金兄他们家敬奉祖先的浓厚意识。那这个意识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从儒家的传统那里来。

我们都知道,发源于中国的儒学曾广泛地影响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东亚各国。所以,韩国的很多传统跟我们有相似之处,这大概也不能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名日本人,宫嶋博史却琢磨起了这么一个问题:你们韩国怎么就受儒家的影响那么深呢?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宫嶋博史发现,相比较日本的选择性接纳,韩国几乎是全方位拥抱了儒家礼教。

在他看来,虽然日本人也受深受儒学影响,而且在古代,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普遍推崇儒学作为他们的修养学问,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在婚丧嫁娶、日常生活规范、家族亲属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浓厚的非儒教性质。

类似的,还有越南。我们知道,古代越南的统治阶层也是推崇儒学的,但是,宫嶋博史认为,在越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儒教的影响力也远不像它在朝鲜半岛上那么深远。

换句话说,在这一点上,朝鲜半岛是很特殊的。在韩国,儒家的教诲几乎浸透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除了敬重祖先之外,韩国人还有着强烈的家族认同。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了韩国的企业,像现代、三星这些大企业,他们的高层基本上都是家族成员。金兄他们家也是这样,金兄的老爸是K出版社的会长,他的两个弟弟则分别担任了副会长和社长。这种典型的同族企业形态,在韩国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儒教能在韩国扎根扎得这么深,以至于在当代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了呢?

2. 两班登场

宫嶋博史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去关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叫两班。

是不是跟开头说的对应上了。没错,到这里,咱们这段漫长而又十分必要的铺垫就算是完成了。

我还要跟你补充两个刚才被我藏起来的信息,第一,这位围观了金兄家祭祖过程的日本学者宫嶋博史,正是咱们今天这本《两班》的作者,他是一位朝鲜史研究专家;第二,这位十分重视祭祖的韩国朋友金兄,他出身于朝鲜半岛的义城金氏,而义城金氏,正是他们当地颇具代表性的两班名门。

捋清楚了这些关系之后,接下来,就要轮到咱们今天的主角登场了。现在,咱们来聊聊两班。

什么是两班呢?

从字面上看,班有行列的意思,两班就是两列,是指在上朝的时候排列在君主面前的文武两列官员。

当然,这只是两班最初的含义。刚刚我们说了金兄家祖上是两班名门,这就意味着两班不再只是当朝官员的统称了,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阶层,一个由各大名门望族组合在一起的社会性集团。

那么,在当时,一个家族要怎样才能跻身两班的行列呢?

咱们来看看书中举的一个例子,安东权氏。

在高丽王朝的奠基过程中,有一位叫权幸的人因为立了大功,被赐予了“大相”的称号。这个人,就是安东权氏的始祖。

不过,这个时候,安东权氏并没有在朝堂上形成稳定的家族势力,因此,他们家族还没有开启两班化的进程。但是,权幸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可以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权幸肯定有他的父辈,也有他的子辈,那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就在他这一代,被奉为了安东权氏的始祖呢?

因为他做出了大功业。每一个名门都需要有一位功绩显赫的祖先来提升他们的社会威望,而有过辅国之功的权幸,就是安东权氏最好的一块招牌。

安东权氏真正的两班化,得等到权幸的后代权守平进入朝廷担任枢密副使一职。

在此之后,权氏一族相继有人入朝为官,其中权守平的曾孙权溥更是做到了宰相,他的5个儿子都被封为了“君”。对于安东权氏来说,这一段家族史的重点在于“相继有人入朝为官”,这就意味着安东权氏在朝堂的影响力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通过家族当中不断有人出任高级官员来进行持续地沉淀与巩固。

需要注意的是,咱现在说的这个两班化的安东权氏,并不等同于安东地区所有的权氏族人。他们只是这个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出现了出人头地的子孙,于是被从原来的家族里面抬升出来,迁居到了都城及其周边地区,组成了一个新的同族集团。

像这样的同族集团被称为“在京两班”,他们掌握了朝廷的核心权力。而他们留在老家的族人,此时顶多只能算是地方势力,还不能被纳入两班的行列。

不过,有在京两班,自然就有与之相对的在地两班,也就是各个地方上形成的两班阶层。那么,这些在地两班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还是以权氏为例。话说权守平的弟弟有个后代,叫权橃。

权橃是在安东出生的,他的爷爷和爸爸虽然都没有入朝为官,但在安东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长大以后,权橃通过科举入仕,几经波折之后做到了仅次于宰相的高官。不过,在晚年的时候,权橃受到朝廷政治斗争的牵连,最终,他被免职流放,随后客死异乡。

权橃的人生经历当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的家族在老家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他本人曾经入朝为官。这两点非常重要。

权橃去世之后被葬在一个叫酉谷的地方,对于他们家而言,这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这个地方离权橃的老家非常近;其次,权橃在中年遭到贬官的时候曾在这里住过;最后,权橃的子孙们也选择了在这里定居,权橃的后代所组成的同族集团在后来被称为“酉谷权氏”。

当然,权橃的去世并不意味着有关他的故事就此结束。

在权橃去世后,他的儿子权东辅毅然选择放弃自己的科举事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老爹洗刷罪名的活动当中去。最终,权橃被朝廷恢复了名誉,追赠了官爵,还赐予了谥号。后来,酉谷地区建立起了供奉权橃的忠定公祠,再后来,忠定公祠被升格为三溪书院。而且,这个三溪书院还得到了朝鲜国王的权威认证。

这点可太重要了。因为这意味着,权橃的子孙,也就是酉谷权氏作为一流在地两班的身份得到了认可。

此后,酉谷权氏出了很多进修学问、专心科举的人,并且先后有18位族人成为文科合格者。这样的成就使得酉谷权氏在当地的两班地位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朝鲜王朝的末期。

从酉谷权氏的两班化过程中,咱们可以看出在地两班的一些特征。一般来说,在地两班都脱胎于地方的吏族势力,也就是在老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其次,这个家族必须有人到都城做官,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后,这批同姓的族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定居,形成同姓集团。

书中提到,像酉谷权氏家族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高丽时代,很多两班化的家族都选择将其居住地迁移到都城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在京两班。但在15到17世纪,也就是朝鲜王朝的前中期,朝鲜半岛上出现了在地两班化的社会运动,各个地方上的吏族势力也纷纷分化出了两班阶层。于是,朝鲜半岛上形成了在京两班与在地两班并存的格局。

好,到这儿,咱们今天的主角们就算是悉数登场了。

3. 儒学西来与朱子学的胜利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对两班这个阶层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是古代朝鲜王朝的特权阶层,在朝廷掌握着核心的权力,在地方则拥有着强大的势力。

这就意味着,这个阶层在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辐射能力。有了他们作为主要推手,似乎儒学儒教能够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且慢,这里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两班阶层为什么要接受儒学;第二,两班阶层为什么要推广儒学,毕竟,很多时候,古代王朝的统治阶层并不乐意跟底层百姓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三,就算两班阶层愿意推广,凭借他们自上而下的推广,真的就能让朝鲜半岛的普通民众都接纳儒学吗?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来看看儒学在朝鲜半岛上所遭遇的一切。

我们知道,儒学传入朝鲜半岛,那是很早的事情了。毕竟,咱中国在汉代就开始独尊儒术了,朝鲜半岛作为中国的邻居,甚至曾经部分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受到儒学的影响,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可能跟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儒学在朝鲜半岛不受重视。咱就拿高丽王朝举例,人家在中央设置了国子监,后改为成均馆,在地方设置了乡学,这些都是属于儒家的教育机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科举考试当中专门设置了明经科,用来考查考生们对儒家经典的了解。总的来说,朝鲜半岛上的历代王朝对儒学采取的都是鼓励性的政策。

但是,此时儒学的影响力还仅仅局限在他们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这批人来说,修习儒学的作用主要在于体现他们的教养。在他们的科举考试中,对汉文写作能力的掌握要远比对儒家经典的精深理解来得重要。此外,儒家的礼法也并没有真正支配他们的日常生活,书中说,“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在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则是佛教和风水思想”。其中,佛教更是占据了国教的地位。

说白了,在那会儿的朝鲜半岛,跟佛教一比,儒学就只是个高档的“小众文化”罢了。

事实上,儒学在朝鲜半岛所遭遇的尴尬,其实在中原本土早就先预演了一回。我们知道韩愈被说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所谓“天下之溺”,说的就是当时的人们都被佛教道教给吸引了,儒家所提倡的人伦礼教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儒学后来能在朝鲜半岛成功占据了优势地位呢?

有这么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跟儒学在中国的演进有关。

两宋以来,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理学家,他们积极吸收来自佛道两家的思想,改造了儒学,使儒学变得更加地具有哲学思辨性,而且在关于政治治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的论述也变得更为体系化。其中,又以南宋的朱熹最为出名,由朱熹改造之后的儒学,被称为朱子学。

1290年,也就是在南宋彻底灭亡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朱子学经由元朝传入了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刚刚我们说了,高丽王朝以佛教为国教。所以,当时的僧众在高丽是享有特权的,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奴婢,这就让一些人很不爽了。于是,在高丽的改革派们眼中,朱子学就是一面挑战佛教的旗帜,他们借此发起了对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挑战。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改朝换代。

14世纪末,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将元朝的势力驱逐到了北边。这个时候,站队的问题出现了,你高丽要站哪边。别看元朝这个时候鼓破万人捶,人家逃回北边后,实力还是很雄厚的。

结果,高丽王朝自己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分裂出了亲元派和亲明派,而那些信奉朱子学的学者基本上都加入了亲明派的队伍。

亲明派的核心人物,是当时的武将李成桂,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没错,这位李成桂就是朝鲜王朝的太祖。他是高丽王朝的掘墓人,也就是说,最后是他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起了朝鲜王朝。至此,亲明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

到了这会儿,朱熹版的儒学,也就是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就算是站稳脚跟了。当时朝鲜王朝的高官有很多都是朱子学者,他们以朱子学为理念,全力整顿国家体制,并且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当中的构想制定了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

当然,到这一步,儒教还没有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两班是最早接受儒家生活方式的一批人,但在朝鲜半岛,除了两班以外,还有大量的不同阶层的民众,要他们来接受儒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这颗叫做朱子学的种子已经在两班阶层这里种下了,至于它是如何生根发芽,又是如何播撒四方,那就让我们再把镜头切换回两班,尤其是在地两班,看看他们是如何“发力”的。

4. 两班修炼手册

前面我们说过,在高丽时代,两班基本上就住在都城附近,但到了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在地两班。他们在各地有着强大的势力,并且能够参与到地区的治理当中去。

那么,这些在地两班是如何“以身作则”地践行儒家的教诲呢?

书中说,在两班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加强自我修养之外,还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这两件事分别叫“奉祖先”和“接宾客”,讲白了,就是要尽心诚意地祭祀祖先,以及用符合礼节的方式来接待来访的亲友。

这个所谓“接宾客”很有意思,你乍一看,它就是一个社交行为,但实际上,它还是个经济行为。在当时,朝鲜王朝的货币经济是很不发达的,所以,这种交往过程中的礼物交换也就成了两班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方式。

咱到这儿先插一嘴,这件事儿其实在提醒我们,很多看似礼节性的,或者纯粹基于某种观念的行为,它们都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利益考量的。关于这种现象,我们后面还会持续看到。其实在这本书里,作者就是用这种思路来思考儒教在古代朝鲜的传播的。

好,咱说回来。除了“奉祖先”和“接宾客”之外,两班阶层里头的家长们还需要负责抚养家族成员,以及指挥和监督手下的奴婢干活。对于两班来说,奴婢就是他们的手脚,家里的各种杂事儿,尤其是种地这种事儿,都是交给奴婢去做的。

换句话说,此时的两班,还是自己在经营这些土地的,只不过体力这一块的活儿都交给了奴婢;这跟后来的两班很不一样,到了近代,两班开始变成了纯粹的地主,他们连脑力劳动都不付出了,纯靠着收地租的方式过日子,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在朝鲜王朝的早期,在地的两班阶层依靠自己的人力优势,也就是家里养的这些奴婢,主导了很多地方的农业开发。比如咱前面提到的酉谷权氏,也就是权橃他们家。从权橃家里的财产分割记录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家开垦了很多的田地,这直接体现为他们家的财产规模迅速扩大,以至于到了给后代分家产的时候,也能够大手大脚地分掉。

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咱们来想一想,这朝鲜半岛的土地是有限的,这种家产能够飞速扩张的阶段肯定也是很难长久的,那么,对于那些每代都能生出一堆娃的两班来说,他们分给后代的财产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这听起来就很有汉武帝推恩令那味儿了哈,这个财产越分越小,带来的结果肯定就是家族整体的没落。

事实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朝鲜半岛的开发推进到了一定的程度,两班经济实力的发展也陷入了停滞。此时的他们开始焦虑起了这么一个问题,所谓“瞻后日继姓子孙未免贫困,而至于先祖祭祀将无以成形”。这是在说,这样分下去,将来这个列祖列宗的祭祀可能就也会进行不下去了啊。这里说的还是祖先祭祀呢,其实他们更加现实的担忧是家族的权势在未来难以维系。

那怎么办呢?此时,那些在现代韩国颇受诟病的“传统”就开始冒头了。比如说,在财产分配上向儿子倾斜,尤其是向长子倾斜,从而减少了财产的分割。而在此之前,两班的财产分配都是儿女均分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背景下,两班开始更加重视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其实也就是更加重视同姓的子孙,于是,同姓集团之间的联系被进一步加强,这种加强也体现在了族谱上。

在书中,宫嶋博史对比了安东权氏两个时期的族谱,发现早期的族谱当中并不太强调所谓内孙和外孙之间的区分,但到了后期,则演变成了同姓子孙优先排列。

诸如此类的变化,还有很多。宫嶋博史总结说,这种同族集团关系的强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班经济实力的下降。于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势的目的,这些两班将朱子学拿来当作维护他们阶层特权的坚实屏障。

换句话说,对于朱子学的思想,他们也是看着接受的。不然的话,朱子学成为国教已经这么多年了,怎么不早不晚地,就在这个阶段,他们都纷纷修改了继承规则呢?

5. 人人都想成为两班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此时的两班阶层整体上呈现出了两个特征,第一,他们的经济实力开始下降;第二,他们随之变得保守了,同族之间的结合变得更紧密,朱子学成了他们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屏障。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两班接受朱子学是有着极其现实的考量的。此外,他们并没有意愿将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推广,相反,他们要用这种生活方式来作为自己与其他阶层进行区分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咱们说两班的经济实力发展陷入停滞,这已经是17世纪中叶之后的事情了。换句话说,此时距离咱现代也就几百年的时间了,但儒家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在普通民众当中得到推广,而且两班阶层也没打算推广。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儒教能够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内,突破了两班的“小圈子”,从而在朝鲜半岛上迅速全面地散播开来呢?

大概有这么两件事儿。

首先,是乡吏阶层率先发起的挑战。我们前面说过,在地两班基本上都是从吏族势力分化出来的,因此,这些乡吏一直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在地两班不久之前明明跟自己还是一个阶层的,现在他们能变成人上人,凭什么自己不行。换句话说,这些乡吏也想把自己包装成在地两班。

这里,咱就不得不说一下两班这个群体的另外一个特质:标准模糊。事实上,关于如何才能成为两班这件事情,它只有一个大概的路径,而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一般来说,两班的祖先都是曾经入朝为官的,但偏偏有些两班所追认的祖先没当过官,只是一些很有名的学者。换句话说,谁是两班,谁不是两班,这是可以辨明的,但他们为何能成为两班,这个标准是模糊的。

于是这些乡吏也有样学样,开始跟着两班学儒家了。比如说,他们原本服丧的丧期是一百天,现在就申请说我们要跟两班一样,我们要服丧三年。再比如,他们也跟着开始修族谱。有些乡吏家族跟当地两班本来就是一个祖宗,他们会去争取让自己编入当地两班的族谱当中去。反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在事实上能够跟两班一样。

除了乡吏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有着同样的梦想,而且他们也在积极行动,这群人就是两班家的庶孽。所谓庶孽就是两班家里庶出的小孩,因为他们不是正妻所生,所以也受到了严重的区别对待。他们不能进入两班的行列,不能享受两班的特权。但这群人也觉得自己行,都一个爹凭什么你待遇就比我好。他们的处境其实跟乡吏是很类似的。

于是,在这个阶段,朝鲜半岛上的这些社会中间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相继蹚过了两班所设立的“护城河”,把自己“抬入”两班的行列,与此同时,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也随之扩散到了这些人群当中。这是第一件事儿,宫嶋博史把这种现象称为“两班趋向”。

第二件事儿其实也是“两班趋向”,只不过它发生的时间更晚。这件事说起来稍微有点绕。

咱先说回到前面聊过的耕地开发这件事儿。

18世纪以后,朝鲜半岛耕地的开发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两班想要增加自己的收成,就没办法通过多开垦荒地来做到。他们只能在现有的土地上面去提高生产效率。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奴婢种地其实是很低效的,你想啊,我又不是为我自己种的,我干嘛那么拼命呢?

于是,渐渐地,两班就不自己经营土地了。他们开始收租。他们把地租给奴婢或者其他阶层的人,甚至是没落了的两班,然后自己收取一部分收成,剩下的留给种地的人自己,这样一来,种地的人的积极性就被调动了,整个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在这个过程中,奴婢们也渐渐获得了独立经营的土地。与此同时,所谓“小农阶层”开始广泛形成。

小农阶层的广泛形成开始带来一个影响,那就是,社会上能够建立起稳定且有延续性的家庭的人越来越多,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的现象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很寻常,但在小农阶层形成以前,这其实挺不容易做到的。

随后,这些组建了稳定家庭的小农阶层也开始能够一代代地延续下去,他们开始形成祖先观念,随后同个祖先的后代形成了同族观念。这其实是在走那些两班走过的路。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世纪。

最终,随着近代东亚历史的整个大震荡的出现,社会的流动性加强,这些小农家庭也开始追求两班式的生活方式,成为最后一拨“上车”的人。至此,借由两班承接和内化,再通过其他阶层的主动学习,儒家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终于渗透到了大部分民众当中去,并且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结语

到这儿,这本《两班》的重点内容,就为你分享完了。

在这期听书里,我们追溯了朝鲜半岛上儒家传统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历经了两个关键阶段:首先是16世纪时,在地两班阶层广泛兴起;紧接着是18到19世纪,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逐渐向下层社会渗透。

在这本书中,作者宫嶋博史还分享了两个有趣的观察。

首先,所谓传统并非单纯基于情感的偏好而定的,它有它的现实基础。当然,宫嶋博史也提醒说,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如今的韩国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当中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的元素会被保留下来,那些不符合时代的,则会被淘汰。

其次,“传统”并不一定跟“古老”画上等号。有些传统看似根深蒂固,其实它从形成至今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情。比如说修族谱这件事,如今每一个韩国人所在的同族集团基本上都有族谱,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传统”的产生,其实是在近代。这种新奇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和理解传统的机会。

《南宋都城临安研究》读书心得:本书深入探讨了南宋都城临安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繁荣,展现了古代城市规划与市民生活的细节。通过丰富的史料与考古发现,生动描绘了临安作为南宋政治经济中心的独特风貌,让人领略到古代城市文明的辉煌。

《皇帝和祖宗》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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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皇帝和祖宗》,这个标题一听就很有历史感。好像一提到古代中国、提到传统文化,就很容易想到这两个词,皇帝代表宏观的政治制度,祖宗代表微观的家庭观念。特别是传统儒家学说,比如孔子的一句名言,“君臣父子”,君主和大臣的关系,要像父子一样。儒家把皇帝和祖宗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套道德秩序,并且还有一套礼仪规范,比如怎么修族谱、怎么拜祖先等等。甚至有时候古人把皇帝称为“君父”,而大臣们则叫“臣子”,其实就是认为家庭伦理和最高层的政治息息相关,而且结构相同,也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家国同构”。到了今天,我们也还是说“国家”,国和家并列在一起。所以我们往往就有一个印象,好像这就是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普遍观念,一直都是如此。

《皇帝和祖宗》这本书,就会加深你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不但不普遍,而且还有意识地保持“小众”。因为最早的儒家礼法,等级性很强,有没有礼仪相关的知识和使用礼仪的资格,是区分上下层的标志,所以会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按照礼法来拜祭祖先,这是上层专属的特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朝廷都禁止民间自行修族谱、建家庙,儒学在民间并不兴盛。

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普遍都开始祭祖了?儒家的礼法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这就是今天这本书所回答的问题。而且,这本书还能告诉你,为什么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还能维系如此广大的疆域,在文化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普遍观念。总的来说,本书讲透了一个道理,就是皇帝和祖宗的结盟,是古代中国逐渐摸索出来的治理秘诀,到明清才逐渐成熟,是联结古代地方社会和中央王朝的纽带,保障了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韧性。这里的皇帝和祖宗,皇帝不仅仅是皇上一个人,而是泛指以皇帝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而祖宗,则代表宗族制度,在这本书里,则以华南地区的宗族制度作为典型案例。

为什么选择华南呢?这和本书作者的背景有关。本书作者名叫科大卫,听起来就半中半洋的,他还真是一个中外混血。他出生和成长都在香港,对宗族文化传统也算是从小耳濡目染,在美国、英国等地求学和任教之后,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还兼任历史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和中山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的领军者。科大卫既使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方法,广泛阅读方志文献,还结合人类学的视角和田野调查法,始终强调以小见大,从细微处寻找大问题的线索。他经常带着学生到村子里搜集民间流传于世的族谱、碑记等等,形成了一套方法论,通俗地说就是“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因为这一套方法最开始用在华南,所以也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华南学派”,这本书也是“华南学派”的代表作。

当然,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就是“天高皇帝远”的华南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唐代以前还被当做“南蛮”的华南,逐渐变成了盛行宗法礼仪的地区,甚至可以说比中原还要更热衷,正好能说明宗族礼仪逐渐传播开的过程,并且体现了联系“皇帝和祖宗”的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所起的作用。

那么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先从宗法礼仪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专属于上层开始,讲讲宋明理学的理论发展,然后我们再把视角放回具体的华南地区,看看礼法观念如何在民间生根,和朝廷的政策配合形成新的宗族制度,最后我们再总结讲讲不断变化的宗族。

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祭祖礼仪并不普及?

好,我们还是回到那句“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出自《礼记》,后面还有半句,“刑不上大夫”。这代表了早期儒学理论里一个倾向,就是认为人和人并不平等,不仅道德上要区分“君子”和“小人”,还要用礼法区分三六九等,什么档次的人用什么档次的礼法规格。但是,早期儒学也有崇尚平等的倾向,特别是在道德和教育上,比如荀子说“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孔子也有“有教无类”的说法,这给后来埋了一个伏笔。

“礼不下庶人”作为早期儒家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也成为一些古代王朝政策的依据。比如说给祖先修族谱,这在唐代之前其实只有皇族和少数的门阀士族才能有此特权,这些记录祖先世系的文献叫谱牒,有官方机构专门组织,禁止民间私自修谱。特别是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选官体制看重家庭出身和背景,谱牒更是成为门阀子弟竞争官职的依据。普通人想遵循礼法记录三代以上的祖先,都是“僭越”了,更何况还要制备举办祭拜仪式的整套工具,所以当时民间的祭祖活动都非常简单,规模也有限,甚至没有专门的地方来拜祖先。《礼记》就说,“庶民无庙,祭于寝。”不过在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特权已经开始松动,比如出现了科举,庶人也有机会竞争官僚职位,也有韩愈这样的大学者强调儒家的教化作用,所以他才会写出《师说》。

到了宋朝,儒学重新开始复兴,道学、新学、理学等等新的儒学思想都认为普通人也能学习儒家经典,甚至应该说,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儒学,而不仅仅局限于小部分人,这样才能强化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礼崩乐坏”。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史学家称为“礼仪下乡”的过程,朝廷根据儒家制定的礼仪法典,逐渐开始和民间习俗相融合,可以说儒家真正开始从贵族、文人向下渗透,从小众走向大众。之所以会在宋朝出现这一趋势,有四大原因。第一,唐末开始出现的大规模战乱,导致维护自己特权的士族彻底衰落,很多专属特权自然就下放了。比如原来规定只有天子和大宗贵族才能祭祀家族的始祖,普通人祭祀到曾祖父,就到顶了。而宋代理学家程颐,就提出普通家庭祭祖也可以打破三代的规定,祭祀共同的始祖,这样形成稳定的家族共同体,实际上打破了固定的礼法格局,更容易形成新的士族。第二,佛教、道教已经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儒家的竞争压力变大。第三,科举制让民间的识字率变高,民间各地逐渐开始出现自己的“礼仪”。而第四大原因,就是因为宋朝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政治中心整体南迁,需要对原先还被视为“南蛮”“边陲”的广大华南地区强化控制,统一在中央指挥棒之下。

总而言之,从宋开始,古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礼仪真正开始普遍化,我们现在熟知的宗祠、族谱,大多数都起源于这个时段,在明清时期逐渐成熟,形成所谓的“宗族”。

儒家礼仪何时进入民间?

好,刚刚说的其实都是思想准备,我们还没有直接看到儒家在民间生根的具体历史。那么我们就拿华南作为一个标志性案例,讲讲宗族的诞生过程。

科大卫说,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宋朝才“打”进华南的。在唐宋之前,华南虽有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广州,但离中原的政治中心太远,文化很不相同,而且还因为对外贸易,有很多奇人异事,对中央朝廷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边疆城市。书里举了个例子,整个唐朝289年间,全广东只35人获得进士,唐宋之际的53年间,全广东只出了8名进士。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岭南地区百姓在北宋以前被纳入户籍登记,中央朝廷可以说除了散布在华南的河流和丘陵之间的少数几个城市,对整个华南都没有建立有效的直接统治。

之所以用“打进”,就是北宋灭掉割据当地的南汉政权以后,儒学才大规模进入华南。南汉这个政权很有意思,虽然国号叫汉,但实际上和中原汉朝关系并不大,反而地方性很强。南汉大多数的高官都是本地人,零星有一些北方人。而且南汉尊崇佛、道,不重视儒家,还融合了本地的巫神信仰,比如有个皇帝尊崇一个叫樊胡子的巫女,她自称玉皇大帝降身,在宫廷里有个专设的宝座,代玉皇大帝宣示祸福,这就是本地巫神和道教的结合。不仅如此,由于商贸发达,当地风俗文化和儒家文人的理想更是相去甚远,北宋的广州知府就说过当地经商赚的钱太多了,所以“好义之心,不能胜于欲利”,只想满足欲望,不喜欢了解义理,更说明当地人缺乏儒家教化。

从北宋开始,华南就大为改观了。北宋总共155年,全广东出了189名进士,相比前面三百多年只出了四十多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个过程有两个方向的动力推动,一面是朝廷和文人从上而下的改造,另一层,就是地方自下而上的响应,这种合力模式,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对宋朝朝廷来说,华南离政治中心近多了,强化控制的需求就增加了。具体而言,华南地区能为朝廷提供丰厚的盐业和商税收入,特别是广州、泉州这种大港口。宋朝皇帝开始注重对华南地区的政治整合,开始用一套新式礼仪统一南方的“怪力乱神”,并且用科举考试招募当地土著做官,把本地人吸纳进儒家教育体制。比如宋太宗就下过两道圣旨,要求岭南百姓在婚丧仪式上,要按照礼仪的规定穿着,特别还强调禁止以人为牺牲,献祭鬼神,凡检举者有奖赏。想想,在宋朝初年,广东都还曾经有活人献祭的习俗,可见与中原的文化差距有多大。此外,北宋尊崇儒学,到处兴建儒家学校,扩大正规儒家教育的体系,华南当然并不例外。

而从地方上来看,除了北宋前期有大量来自北方的儒家文人当官,随着儒学教育的扩大,刺激各地出现了新的文人阶层。特别是在广东,文人阶层的形成时期恰好遇上当地发生侬智高起义,连广州都一度遭到围攻。帮助镇压侬智高的本地力量,后来都获得了朝廷提拔,成为新的一批地方精英,而他们则向朝廷回报了政治忠诚,主动推广中央制定的儒家礼仪,举办各种大规模的仪式,开始祭祀过去的儒家贤圣。比如广东文官特别崇拜两个本地文人,一个是凿通大庾岭,连通江西和广东的唐朝宰相张九龄,还有一个是比较少听说的崔与之。他是南宋名臣,官拜右丞相,封南海郡开国公。还有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宋朝是理学重镇,当地书院祭祀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等等理学大家,也标志着华南精英开始认可官方儒学理论。

此外,儒家教育的向下渗透,还有一层因素,是直至南宋,朝廷才开始把珠江三角洲百姓纳入税网,与此同时,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观念开始流行。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在北方因为和游牧民族的战争才突出,在南方也很多。书里就提到,南方出现了很多人群的称呼,和普通的“民”形成了对立,比如对长期在水上生活的“蜑”、生活在山里的“猺”等等,按当时说法,这些都是不在朝廷统治范围内的人。他们都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不登记户口,不交税,更不遵守儒家礼仪,所以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被视为贱民、蛮族。这些人群的祖上起源,不一定和城市里登记户口的“民”不同族,比如有些逃避徭役的人,也会被称为“猺”。不过,儒家并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认为这些“他们”不是无可救药的,可以通过大兴儒学,逐渐教化,从“生番”成为“熟户”,成为朝廷统治范围内的“民”,这也是理学推广教育的一大动力。

综合来看,在北宋期间,朝廷开始有意识地推广儒学在民间的普及,但此时儒家礼仪展现出的整合力量还是不够,文官阶层毕竟只是一小批读书人,只能说是奠定了教育基础。比如说,直到元明之际,广东社会还是由地方武装豪强所主宰,这些豪强要求下属只忠诚于他们个人,还没有形成符合礼法的宗族社会。更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要到接下来的南宋到清朝才逐步出现,这也是宗族制度逐渐成熟的时期。

儒家礼法如何落地生根?

这个漫长的成熟期,也有几个因素,让皇权推崇的礼仪观念逐渐变成一套与日常生活和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宗族制度,在普通人生活中建立起“皇帝和祖宗”的基本认识。可以说,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扩张,不完全靠的是“教化”,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基础。科大卫说,这个过程经历了“三造”,创造于12世纪,再造于16世纪,三造于18世纪。这个第一步创造,就是前面说到南北宋两代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就看看第二造和第三造。

第二造,发生在16世纪,主要是说明朝的行政改革和礼仪改革形成了一套新的对土地所属权的认可方式,结合了民间祭祀礼仪和朝廷的法理背书,把礼仪和宗族变成了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工具。

先讲讲行政制度。明朝用赋役黄册登记人口户籍,用鱼鳞图册登记土地,两个册子合起来,就是把人和土地对应上的整套户籍登记材料。在这套户籍材料中,一个“里”辖十个“甲”,一“甲”共十户,所以叫“里甲制度”。这里就要提醒一句,古代中国王朝的编户齐民,是为了规范税收和劳役,因此里甲登记绝不只是统计人口这么简单,而是牵涉到哪家多纳粮,谁家少出儿子去当劳役。我们必须认识到,里甲登记会引发切身的利益冲突,所以实际上里甲制度并不是由朝廷派人强加到当地,而是会根据地方上的实际出现变形,很多地方的里甲登记就成为分配田产的手段。

书里就举了个例子,明初有一个关氏宗族,出了一个叫关敏的英雄,因为拥护明朝而战死,他的族人就给他立了个庙,当地县府还拨了一片供养的土地。这个英雄是独子,又没有儿子,族人就过继了一个侄子给他。在里甲登记时,这一家人就登记在一户,成为一个宗族。实际上,他们全家在当地不过三代,十来个人,叫宗族是夸大其词,借用里甲登记抬高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里甲登记还体现了他们对家族财产控制权的争夺。关敏父亲一辈有三兄弟,除了关敏的父亲,还有大哥和二哥,在登记中,兵役这种苦差事交给了大哥一家承担,而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关敏庙相关土地的控制权,则在二哥一家人手里,因为那个过继给关敏的侄子,就是二哥家的,所以二哥家承担了祭祀责任,并且成为田产的实控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就会发现宗族礼仪和里甲制度怎么结合到了一起:承担祭祀责任标志着拥有继承人地位,而通过里甲登记,这种礼仪身份被转化为法律认可的土地权,所以二哥一家合理合法地把大哥的长子地位架空,拿走了最重要的田产。用科大卫的说法,就是“有关田产控制权的法律细节,是能够,并且也经常是通过礼仪条文而表达出来的”。

就像宋朝在侬智高之乱后,华南儒学的建设加快了脚步,明朝也是因为在1449年遭遇了黄萧养之乱,需要进一步强化控制,里甲制度才在华南全面落地。不仅如此,就像镇压侬智高给了宋朝的华南文人上升为政治精英的机会,黄萧养之乱之后的里甲登记,给了更多人合法化土地所有权的机会,就连很多之前不在编户齐民范围内的“蜑”和“猺”,都一举被纳入了朝廷的统治范围,在当地和儒家礼仪相捆绑的里甲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为后来的质变积累着量变。

到16世纪以后,随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行政改革不断推进,很多劳役和杂税都可以用缴纳白银代替,里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严格要求亲身服劳役,变为注重收取白银;从重视登记户口,变为重视登记田产。虽然看似是朝廷设计的制度越来越走样,但是综合来说,户籍登记发挥的功能还是和先前讲的一样,甚至纽带作用还更加强大了。从一条鞭法之后,地方政府收上了税,财政状况大大改善,衙门的权力也就大大强化,宗族也从劳役中解放了出来,有了更多人手去开垦沙田、考取功名。科大卫说:“从明朝人到今天的历史学家,论及里甲制时,往往认为,明朝政府无法按照自己初衷推行里甲制,是一大失败。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15世纪出现的、把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基石。”

好,再来讲讲礼仪改革,主要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15世纪末开始的猺乱,另一个是大礼议。

所谓猺乱,是说不遵循儒家礼仪,也不接受户籍登记的猺人,在广西、广东一带的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部分是土司之间打仗,还有很多是劫匪,袭击来往商队,对当地秩序有很大影响。为了对抗猺乱,军户和民户的户籍区别被打破,很多不用负担军役的家庭也主动参加民兵组织,而这些民兵组织的头领,一般就是当地的儒家文官。这些地方文人不只在军事上征剿猺人,还推行一套意在同化猺人的文化政策。比如新会的县丞陶鲁,他带兵平息猺乱时,仗打到哪里,儒家学校就修到哪里。他们仿效宋代的理学家,撰写了不少民间礼仪规范,以整齐划一的礼仪作为教化猺人的手段。而这些高举理学旗帜的家族,当然也是朝廷在地方的最佳盟友。

另一件事,是著名的“大礼议”,是嘉靖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和儒家文官们进行的一系列论争,从1521年持续到1539年。具体细节不在这里展开,只讲影响。为了打击守旧的文官势力,嘉靖推动修改礼制,放松了一大批礼法制度,比如先是容许官员模仿家庙形制建立祠堂,祭拜四代以上祖先,后来又容许官员在冬至祭祖,这些原本都是属于皇帝的特权。在嘉靖皇帝最后击败反对者后,支持嘉靖的臣子们自然飞黄腾达,其中就有好几个来自华南的官员。这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忠诚于皇帝,进一步在华南推广朝廷新改革的礼仪制度,大规模地清扫佛教和其他不合礼仪的民间祭祀活动,也就是“淫祀”,让更多普通人被席卷到了新的儒家礼仪秩序当中。不过,他们创制的新礼仪不完全是照搬传统礼法,而是保留了一些本土特色,比如祭拜洪圣公、杨侯等等本地神仙。

可以说,这一套制度效果极佳。在户籍登记和礼仪普及的过程中,华南的百姓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本地的豪族经过儒学加持,成为新的世族。他们帮助朝廷推广儒学礼仪,而朝廷则确认了他们的特权。但是和前代不同的是,有科举这个竞争渠道,很多人都想通过学习儒家知识获得官方认可,开创大宗族。有数据为证,明朝开国后八十年,整个珠三角只诞生了33名进士。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珠三角地区产生了390名进士,换言之,每三年一届的会试,平均产生6名进士,远超历代。科大卫总结说,经过这次再造,“一个建立在礼仪上的权力结构,的确成形了,它把地方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也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了。”这里诞生的阶级,就是主导儒家礼仪普及,并且大规模参与科举制的地方文人阶层。这些文人士绅开始修建宗祠,编写族谱、家族账目,撰写通行乡间的礼仪规范。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就能加强自己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他们既遵循朝廷推崇的儒家意识形态,也保留了地方豪强属性,形成了不断壮大的宗族力量,宣扬对祖宗之“孝”及对皇帝之“忠”的新礼仪。后世历史学家认为“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社会,就是脱胎于这个时期。

最后说说清朝中叶的三造。前面两造,是说宗族的正统礼仪性质不断加强,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而第三造,反而说的是礼仪弱化,宗族成为财产控制的基本方式,发挥经济作用。宗族确立了一个以祭拜共同祖先为组织原则的社群,而这个社群为了支持每年的祭祀活动,就要维护宗族共享的集体财产,而每个成员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逐渐形成了原始的“股份”概念。到了清朝,开始出现宗族为基础的借贷机构,叫“银会”,白银的银,社会的会,宗族成员集体出资,从中借钱可以获得折扣,实质上等于是招股集资,做起了生意。

因为宗族本来就有强大的财产管理功能,很多宗族成员就会想,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单独再开一个分支,管理自己的新财产呢?而经过大礼议之后,民间修建祠堂的禁令基本放开,修一间新的祠堂,就代表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族分支。于是,从清朝开始,小宗祠普遍出现,说明宗族开始分支化。科大卫认为,宗族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像“做生意”的组织,这些小宗族,就成为有法人色彩的团体。

比如南海黄氏的族谱,就写到了该宗族兴建祠堂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宗族此时已经高度商业化。1744年,这个宗族号召族人筹款兴建分支祠堂,最后形成的银会有二十人出资,总共筹款350两白银。但是黄氏族人决定,在正式动工兴建祠堂前,先将这笔款项放债取息,每年复利12%,先赚点钱。另外,他们还出售了一间祖屋,获得349.7两,之前捐款最多的成员负责管理这笔族产。到1759年宗祠落成的时候,里面安放的是捐款者最近五代的祖先的神位,剩下的余款,他们又拿去买了当地渡口的股份,为自己这一份族产获得更多利润。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清朝政府税收改革的结果。前面说过从明朝的一条鞭法开始,古代税收逐渐货币化,清朝再向前一步,把各项劳役及税项全部摊入税地,按亩征银,这就是摊丁入亩。特别是清朝修纂了《赋役全书》,从中央财政层面统一了赋役项目,列明了各省每年须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在中央政府形成了统一的财政收支记录,可以说明朝以来的赋税改革终于成功。从此赋税制度和户口登记就基本分离了,人口的户籍登记是作为维护治安的“保甲”继续保留,让邻里承担治安责任,而县衙门可以专注于收税和司法的基本功能。特别是南方的宗族既是地方统治的同盟,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开始追求更多的白银收入,逐渐成为兼具文人和商人双重性质的地方组织,为朝廷保证了大量的税收,而儒家礼法则已经成为一种无人质疑的日常规矩。

经过这三造,儒家礼法从轰轰烈烈地“打进”下层,到后来作为“润物细无声”的背景,逐渐生根发芽,甚至可以说开花结果,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和繁荣。科大卫总结,中央朝廷为地方家族背书,提供官方认可,而地方家族则向政府提供自己的忠诚,支持中央施政,这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双向奔赴”,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不断强化的治理秘诀。

皇帝和祖宗的联盟为何结束?

最后,我们也要说说宗族制度在19世纪之后的一些变化。这里也要强调,19世纪以后,由于外部冲击,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清王朝治理能力受到了重大挑战。皇帝不行了,祖宗也受到了影响。比如随着清朝政府对县级机关的控制力逐渐式微,出现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大规模动乱,地方宗族为了自保,开始逐渐军事化。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皇帝和祖宗的强弱平衡突然颠倒了,原来相对弱势的宗族,居然敢和代表皇帝的衙门讨价还价,导致中央难以从地方获取更多税收,皇帝和祖宗的联盟关系,出现了破裂的苗头,这也象征着中国从古代的传统社会,开始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

原先维护治安秩序的宗族,也因为拥有了武装力量,开始相互械斗,为了争夺利益破坏秩序。不过,宗族到清末还是一个提供税收的基本单位,老百姓还是普遍相信:必须祭祀祖先,而且必须为祭祀祖先而经营祖产。但是原来促进税收的宗族,到了清末民初,已经成为逃税的温床。科大卫说:“只要清朝还能够摆出个统治天下的样子,则清朝向百姓颁赠功名,百姓也娴熟优雅地套用宗族的行当,于是,清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能够继续建立在宗族意识形态之上。”这也意味着,如果清朝政府丧失了合法地位,已经壮大了的宗族也没有什么必要继续与皇帝合作。皇帝不能维护统一,宗族也就不愿保证繁荣,古代中国的治理方程式,轰然倒塌。

到民国以后,现代思潮百花齐放,就连“家国同构”的儒家正统也受到了挑战,皇帝和祖宗都面临着退场的呼声。于是,城镇中的宗族快速解体,而乡下的宗族虽然仍旧控制土地,但也成了进步的阻碍。在剧烈的社会运动中,宗族的大部分功能被取代,反倒是当年花了几百年确立的礼仪功能,依然顽强地延续到了今天,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一个标志。

《皇帝和祖宗》读书心得:本书揭示了皇帝制度与祖宗崇拜的结合如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基石,通过华南地区的具体案例,展现了儒家礼法从上层渗透到民间的过程,揭示了“家国同构”理念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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