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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美役》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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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服美役》,出版于2024年2月。这本书的作者叫毛拉·甘奇塔诺。她是一位意大利哲学家、专栏作家,2022年,她凭借《服美役》这本书获得了意大利“国家女作家文学奖”。

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以来,也受到了不少关注,一个原因就是它巧妙的中文译名。“服美役”这个词是这两年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的一个热词,它的意思是,因为维持美貌是一件需要花费不少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事,所以费力让自己保持美丽和精致,就像是在服一种劳役,故称“服美役”。

很多女性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感受,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在变美这件事上花多少钱、下多少功夫。比如化妆,基本步骤就有遮瑕、粉底、散粉、阴影、眼影、睫毛、腮红、口红等等,是一套需要看各种美妆教程,钻研化妆技术,并加之不断的练习,才能熟练掌握的技术。出门前要想化一个精致的全妆,起码半小时起。化妆之外,还有每天早晚都要做的基础护肤,水乳精华面霜面膜,一样都不能少。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护肤产品也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得先弄清楚自己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然后再翻阅无数篇测评安利帖,在浩如烟海的护肤品牌和产品线里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化妆和护肤,一个追求美丽的女人还得健身减肥、搭配服装、理发护发,再定期做做医美,做做脱毛。这么听下来,把“变美”比做一种“劳役”,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挺形象的比喻。

虽然“服美役”这个词是个新词,但它所指向的讨论,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不算新鲜了,它本身就是网络上一个比较热门的女性主义话题。再往前捯,早在1991年的时候,记者娜奥米·沃尔夫就在《美的神话》一书中写下:“现在的女性被暴露在大量理想中的美女形象面前,那些美女往往是神话般的存在,她们进行参照比之不及。”电视、广告、杂志、社交网络中展现的女性形象、时装店里的服装尺码、家人朋友对你身材和外貌的评价,以及一切与美的理念相关的东西,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知和生活选择。这本书,讲的就是“美”如何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控制人的身体、思想和生活。这种控制在女性身上尤其明显,对男性来说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

可见,这是一本批判意味比较强的书。不过,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要先强调一点:并不是说化妆护肤、运动塑形就是服美役,它也可以是一种主动取悦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美的、受欢迎的。我们不想被迫“服美役”,但也不要因为自己打扮得太精致而感到不好意思,落入另一个“精致羞耻”的陷阱。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权,我要有为了取悦自己而追求美的权利,也要有不会因为外貌而受人非议或者丢掉工作的权利,不会因为素颜出门就想要戴上口罩,也不会因为眼下多了两条细纹而恐慌焦虑。

这本书对“服美役”这个话题做了很全面的讨论,如果正在听这本听书的你是一位女性,并且苦于“服美役”的话,那么读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有点愉悦的过程,就像是借了一张好嘴,把那些让你感到苦恼的“美”的标准骂了一遍。如果你是一位男性,那么听完这本书后,一方面,你会更理解女性追求美时背后的挣扎与苦恼,抱有更多的同理心;另一方面,并不只是女性在“服美役”,男性也有了“服美役”的趋势,所以这本书也值得你听一听。

在接下来的解读中,我们会讨论为什么说“美”成了一种现代宗教、一种标准尺码、一种伤害自己的执念。在最后,我们也会讨论,如何冲破名为美的牢笼。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

美是一种“宗教”

《美的神话》作者娜奥米认为,关于美的现代标准是在1830年左右出现的。当时,商业、贸易、旅游业诞生,邮政服务开始普及,新的摄影技术、印刷技术也传播开来,通过明信片、时尚杂志和各种小册子,“美丽”的女性形象开始大范围传播,人们前所未有地看到了巨量关于身体的影像,一种“标准的”女性之美逐渐被勾勒了出来。到了20世纪,电影甚至会教女人怎么走路、怎么摆姿势、怎么和男人打交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哪种女人、不该做哪种女人。所有的广告也都在吆喝着,只要购买他们的产品,你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美。有了摄影和广告,消费社会就能以病毒般的速度告诉人们,你要拥有哪些东西,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美不再是一种特质,而是一个凭借努力、锻炼身体和自我控制可以达成的目标。

作者在书的开头,用了一个虽然有点夸张,但不失形象的比喻:美是一种现代宗教,而不够美是原罪。几乎每个女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有了这种念头:假如我更瘦、学会了化妆、穿更漂亮的衣服,我就会感到幸福,我的人生也会轻松很多。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作为一名女性,我很长时间以来,也都觉得这句话没错,而忽略了它背后的问题。如果我的身材不够好,如果我脸上毛孔粗大,如果我的牙不够白,那一定是因为我懒惰,我是个罪人。

不过,市场可以“拯救我”。作者指出,美容产品就像是“赎罪券”,护肤像是一场舒缓和净化的仪式,帮你深层清洁,去除死细胞、角质和黑头。当一名女性走进美容院时,工作人员会先给她做一大堆检查,用一个高清且巨大的屏幕向她展示她脸上的所有瑕疵,其中有一些可能她平时自己照镜子时都很难发现,然后再给她提供一套解决方案。很多女性都有这种体验:身体的某个部位,过去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却突然变成了思考、反思和研究的对象。可能是同事突然对她说了一句,“你黑眼圈有点重”,也可能是美容院的工作人员提了一嘴,“你额头上毛发有点多”。于是,这件事就正式成了她的烦恼,她开始仔细地观察起自己,并在网上花上好几个小时搜索解决方案,然后花钱购买一些产品,或者去做医美治疗。

绝大多数女性都对自己的脸庞和身体有各种不满意的地方,你一定也见过这样的女孩,哪怕她只有八九十斤,也依然觉得自己需要减肥。在美的宗教里,认为自己很美、不需要再减肥或者改进,意味着虚荣和自负。但如果一位女性对美太渴望,对身材的缺陷太在意,那这又会成为一种弱点。因为你应该学会无视别人对你说的话,如果对你外貌或身材的评价影响了你,那说明你的内心还不够强大。这样,女性开始感到双倍的自责:我既不够美,内心也不够强大。

对于女性来说,如今连衰老都被赋予了“美丽”的任务。早些年,还有一句流行的俗语:“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因为这句话的性别歧视意味太过明显,如今很少有人再这么说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意识的进步,我们希望能把“衰老”看作一个正常的过程。好莱坞明星倡导的“银发时代运动”也打破了人们对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2020年春天,六十多岁的美国女演员安迪·麦克道尔决定不再染发,让头发呈现自然的灰白色。而在此前超过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是欧莱雅染发剂的全球代言人。像麦克道尔一样支持优雅变老理念的女明星也越来越多。

变老不再是旧日的禁忌,长出白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人们就必须懂得如何变老。你必须有尊严、有风度地、优雅地老去。等你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还得证明自己只是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你要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开始,展示出生命力和快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义务呢?

美是一种标准的尺码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和美有关的问题是:美是一种标准的尺码。

美和胖瘦有关。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你在人生中有过那么一段略微发福的时期,你应该都收到过关于身材的负面评价,可能是来自家人,也可能是来自朋友。如果你的身体在家庭中还没有受到评判,那么社会对你身体的凝视就还没那么紧迫。但是,这种关于身材的凝视无处不在,难以消除。

很多研究人员都研究过对肥胖者的污名化。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就曾主导过一项研究,对一组3—5岁的儿童进行了体型成见测试,他们给受试者讲述了一些关于儿童行为不当的故事,然后让孩子们从各种不同身材的儿童照片里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坏孩子。研究表明,哪怕是对于非常年幼的儿童,也已经存在肥胖是不好的观点,肥胖者更有可能做出暴力和粗鲁的举动。孩子们听着来自家人、电视节目里有关肥胖的负面言论,自然会对肥胖产生同样的看法。

肥胖者在社会上获得的机会也更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320名人力资源管理者被要求通过视频评估一些人,候选人实际上都是演员。在第一个视频中,他们穿戴上假肢,化妆成很胖的样子,发表演讲。在第二个视频中,他们表现的是自己正常的体型。两段视频里,讲话的内容、气质和语调都是一样的,但结果显示,管理者们对超重的候选人有很大的偏见,特别是超重的女性。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那就是身材羞辱会促使一个人减肥,照顾好自己。如果你的父母总是批评你的身材,他们多半会觉得,他们的批评能激励你去减肥。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针对身体的羞辱和由此带来的耻感,不仅不能促使一个人多运动,还会起到反效果。那些遭受身材羞辱的人更倾向于暴饮暴食,也更不想运动。情绪上的痛苦和犯错的感觉不会让人想要变得更好,让一个人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羞耻,是一种毒害性的教育。

检验你的身材是否符合标准的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去服装店里试衣服。当我们试穿一件衣服时,一旦意识到它不合身,就会立刻认为是自己错了,自己的身材不够好。但事实上,服装的尺码也是一项晚近的发明。在18世纪中叶之前,大多数衣服都是由裁缝或者自己制作的。那个时候,成衣仅限于水手制服、男士皮裤、军官制服和士兵制服。所谓成衣,就是和定制相对的,按照一定规格、号型标准批量生产的成品衣服,今天我们平时穿的都是成衣。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纺织品生产、机器的发展、生产和流水线的组装,人们可以大规模制作成衣,一套和身材尺寸挂钩的分类系统就建立起来了。

最开始,成衣的尺码还可以根据身材进行修改和定制,改动的费用也是包含在价格里的。后来,每家制造商都建立了自己的尺码系统。到了1888年底,大型百货公司奥尔特曼的产品目录里,已经只剩下适合“正常体型”女性的衣服了。在19世纪末,西尔斯连锁百货公司的产品销售目录提供的女性尺码有39种,到了1966年,同样是西尔斯百货,尺码只剩20种了。这还算是比较多的,其他百货公司,比如杰西潘尼连锁百货公司只有7种不同的服装尺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因为人们意识到,修改尺码意味着巨大的生产成本,以及库存囤积的风险。成衣尺寸越少,生产起来越方便,所以有必要开发一些尺码,让它尽可能地适合更多的客户。后来,大型卖场也不再提供改制衣物的服务。时尚周期必须快速、实用、标准化地运转,特别是快时尚行业。于是,在19世纪时,挑一件成衣并根据自己的身材改制是一件常规操作,而到了今天,多数情况下,女性只能在S、M、L里做选择。

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服装业流行过一阵虚荣尺码,他们会把服装的尺码写小,来满足顾客的虚荣心。比如,现在70厘米的腰围对应的尺码是44,而在当时它对应的是42。时尚行业把标签上的数字改小,女性顾客穿上了比平时码数更小的衣服,这满足了她们的虚荣心,于是她们会在这买更多衣服。

而到了今天,事情又不一样了。2023年的时候,互联网上掀起过一阵关于女装尺码的讨论。先是某女装品牌大火,它只有一个苛刻的尺码,于是能把自己塞进这个品牌的衣服,成了一种身材火辣的“证明”,这一度引发了强烈的身材焦虑。许多网店出于节约成本等考虑,也开始把女装越做越小,平时能穿S码女装的人,可能连某家网店的L码都穿不上。还有很多女孩转而投向男装店铺,因为她们发现,男装如此宽松、舒适,裤子也有很多方便装东西的口袋,不会像女装一样为了展现身材曲线做很少的口袋或者不做口袋。有人对比过男女装店铺里的卫裤尺码,女装一般只有三四个尺码,而男款尺码的分类更多。男装不仅舒适,尺码选择也多,也怪不得有许多女性更愿意去买男款。

当美成为一种执念

1997年,有研究者提出了“客体化理论”,相对于男性身体而言,女性身体经受评判和观察的程度更深,而且女性的身体被视为客体。意思是说,女人很容易先被视为性对象,而不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断收到来自周围的信号,说她是一件物品,那么她就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审视自己,也用同样的方式感知自己,从客体化发展到自我客体化。

自我客体化,指的是从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自我、评价自我。这个过程会让女性习惯性地监控自己的身体,引发对自己的耻感和厌恶感,导致陷入焦虑和对外表的负面情绪,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根据肯特州立大学的研究,女性越是将其自我客体化,就越是难以认识到身体内部的情况,比如情绪、饥饿和饱腹感,造成的消极影响有饮食失调、抑郁等。自我客体化还会减少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是一种彻底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之中的感觉,但如果你总是从外部观察自己,就难以充分地生活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我看起来是美的吗”会成为一种持续的干扰,让人难以拥有心流体验。

有研究者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诱导受试者将其自我客体化,来探究自我客体化对一个人的情绪、认知、饮食行为等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实验中,参与者被分进了不同的小组,他们被要求在更衣室里对着一面全身镜穿上泳衣或毛衣,之后,他们需要完成一项食物测试和一项数学测试。实验发现,和对照组相比,穿泳衣的女性在食物测试中表现出了不适,在数学测试中表现得也不好。接受测试反应能力的特鲁普测试时,她们也表现不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的一部分认知资源被用于监控身体了,她们还处在自我客体化的过程中。

有研究者曾在意大利选取了113名男性和119名女性进行自我客体化的研究。他们的年龄都在20—23岁之间。研究者为每个参与者计算出了两个分数,一个是身体监控的程度,一个是耻感程度。最终结果显示,女性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但男性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也存在某种自我客体化和自我监控的倾向,区别在于,在男性的身上没有观察到耻感。媒体里呈现出的男性形象也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外表的看法。男人不该显得瘦弱,而是应该强壮、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男性开始出现反向厌食症,觉得自己太瘦,于是开始过分地增肌,强迫性地运动,使用兴奋剂产品,过度控制饮食。阳刚的、文明的男性还得拥有光滑的皮肤和浓密的头发。男性也开始逐渐受到关于“美”的话语的影响。

一位叫朱莉娅·布拉希的意大利作家曾谈到,每次穿脱衣服、经过镜子或者准备出门时,她一定会检查自己的小腹,从侧面观察它有多凸出:“我根据观察的结果决定吃多少、吃什么。如果这看起来像是饮食失调的症状,那是因为这就是饮食失调。如果看起来不像,那是因为这些行为已经完全被正常化了。我们所有女性,每一天都在观察自己。”当女性自我客体化之后,美的职责就像长在身体里的一个监控器,会让你不断保持警觉。

那么,那些模特、演员,那些脸蛋和身材在我们眼里都已经非常完美的女性,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吗?

1991年出生,在Instagram上拥有2900万粉丝的著名模特埃米莉·拉塔伊科夫斯基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的身体》。通过这本书,我们能一窥一名绝对符合审美标准的女性,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从青春期开始,拉塔伊科夫斯基就有很多困惑:她是否该引起男性的欲望?她应该害怕吗?她应该对此感到羞愧吗?她应该迎合那些关于美的刻板印象,还是应该表明它有多让人感到压抑?同时,她也意识到,她“拥有一种可消耗的商品,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视它的价值”。这个商品就是她的身体。也许她所掌握的这种商品也能形成一种权力?但她真的是那个掌握选择权的人吗?拉塔伊科夫斯基在书里明确表示,她凭借自己的身体,在一个由男性构建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获得了好处。但这样的权力并不握在她手中,它是一种从男性手中借来的权力,并不真正属于她自己。

以性感闻名的美国演员黛米·摩尔在她2019年出版的传记《内幕》里写到,直到50岁之后,她才能和自己的身体和平相处。她终于不再节食,不再折磨身体。很年轻的时候,黛米·摩尔就做了模特,获得了经济独立,但同时,这个职业也摧毁了她的自尊心,让她觉得美貌是她自己唯一的价值、唯一的美德。她说,只要站到体重秤上,就能毁掉她一整天的心情。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折磨,她甚至给冰箱上了一把锁,避免自己在半夜贪吃。一个表面上健康、快乐、成功的女人,背地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吃东西。她说,直到最近几年,她才终于从惩罚性的训练计划和必须挨饿的想法中解脱出来。

我们有一种常见的偏见,那些拥有美貌的女性的人生能过得无比轻松。但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和埃德·迪纳发现,美和快乐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微弱。快乐的人之所以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美、更英俊 ,或者做了更多的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有一套正常的情绪系统,能对生活中的事做出适当的反应。

当美成为一种执念后,它经常会导向整形手术。201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85%—90%的整形手术都是女性做的。此外,接受整形治疗者的年龄门槛在不断降低。根据意大利美容医学会的数据,有将近一半的意大利青少年希望借助整形手术改善外貌,原因是他们希望不用借助美颜滤镜也能获得完美的自拍效果。

新冠疫情更是让整形手术数量激增,2021年,整形需求比2019年增加了67%,比2020年增加了130%。这可能是因为视频通话变得频繁,人们要在屏幕上展示自己的脸,而屏幕又会让人们看到自己从未发现的一系列“缺陷”。在这,我们不得不谈到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如今,社交媒体每天都在向我们展示无数的美丽面孔,这让我们对美越来越敏感,也让我们的身体成为每个人的注视对象。数字化生活已经改变了我们展示自我的方式,我们的脸出现在自己和别人的朋友圈里,出现在视频会议的大屏幕里,我们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在镜头中的样子。仅仅在Instagram上,每天就会更新超过一亿张照片。这种海量的暴露,不仅会影响发照片的人,也会影响看照片的人。当你看到一张别人的照片时,很难不做出价值评判,这个人长相如何、身材如何、是否比我更美。很多研究探讨过社交媒体对情绪和自我形象的影响,结果表明,浏览社交媒体更多的女性更容易出现消极情绪,而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长期使用社交媒体都会催生自我客体化,反过来增加容貌焦虑,减少自信心,这一点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如何冲破名为美的牢笼?

聊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美”已经是一种如此强大有力的社会标准,那么如果不想继续“服美役”,我们能怎么做呢?

在书里,作者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培养自己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指的就是在面对图片、视频等各类媒介信息时保持清醒和质疑的能力。你要知道,广告图片中无瑕的肌肤和完美的身材可能是P图后的结果,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你不一定需要以此为标准要求自己。不过,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依然会渴望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深入人心、很难反抗。有时,哪怕你知道“服美役”是个什么东西,知道是和美相关的文化压力引发了你对自己身体的不满,但当你站到镜子前时,依然会对自己不满意。这是我们的本能反应,所以我们无需为自己不够潇洒而自责。美的神话就像是赌博游戏里的庄家,它永远会赢,因为它掌管着这场游戏。美的神话激起的耻感不意味着你虚弱,它是社会经济的产物。解构美的神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合上杂志,远离那些传播容貌焦虑的社交账号。

第二个建议,是向男性学习。男性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是很不同的,男性有一种功能主义倾向,他们把身体看作执行某些功能的工具,而不是装饰的对象。在英语里,形容男性美的形容词是“handsome”,这个词就来自“handy”,意思是“具有功能的、实际的、有用的”。男性把身体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什么需要变瘦的大腿、不够纤细的腰、不够直角的肩膀等需要调整的一系列独立元素。男性更关注身体的能力而不是外观。他们更多考虑的问题是:我的身体能做什么?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强大吗?

所以,许多专家给女性的建议就是,学会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种物理资源,去培养自己的功能状态。去培养积极的自我形象,抛开那些和外表有关的念头,解放头脑。去运动,不以改变外表为目的,只需要关注它给你带来的感觉,以及它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仔细选择服装,选那些不会分散你注意力的、让你行动自如的衣服。不要总是抱怨自己的容貌、身材或者衰老,不要消极地谈论你的身体。把你的注意力留给更重要的事情,你的事业、你的爱好、你的家人,留给那些能让你进入心流体验的事情。

第三,和其他女性站在一起。我们要怎样对待别的女性呢?应该说出她们美或不美吗?被夸赞美丽当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们喜欢美,也不必因为喜欢美而感到羞耻。但如果我们只赞美女孩的外表,就好像是在说她们的其余部分没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其他女性,她们有能力、有创造力,我们欣赏她们的努力,而不是把美置于判断的中心。

结语

好了,以上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讨论了一件事:服美役。讲的是,“美”如何成为一种工具,控制着人们的身体、思想和生活选择。美被消费社会和广告所定义,它成为一种现代“宗教”、一种标准的尺码,而当它成为一种执念时,则会导致自我客体化,引发焦虑和耻感,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如今的女性在逐渐取得财富、力量、勇气和社会权利,不过这些往往会优先用来改善外表。女性好像终于可以做自己了,但“做自己”真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吗?目前来看,可能还不是,它依然是一个标准的空间,有一系列规则和程序。

到底什么是美呢?美是一门关于感觉的科学,它的英文单词是“aesthetics”,来自希腊语“aisthesis”,意思是“感觉”。也就是说,它和我们借助感官所感受到的东西有关。它不是关于判断的,而是关于感觉的。追问什么是美,就是在问什么会触动我们、什么会让我们感动。美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不应该是商品,不应该被消费。美不止有一种范式,不再“服美役”,其实就是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择,能对自己的容貌、衣服、身材做主,有美的权利,也有不美的权利。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作结,诗的名字叫《这不是你的职责》:当你的女儿/问你她漂不漂亮/你的心会像酒杯一样掉落在硬木地板上/你内心有一部分想说/你当然漂亮,永远不要怀疑/而另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在/撕扯你/让你想抓住她的肩膀/直视深井/那是她的眼睛,直到它们倒映出你的眼睛/你想说/如果你不愿意漂亮,就不必漂亮/这不是你的职责。

《服美役》读书心得:本书深刻剖析美貌背后的社会压力与心理机制,揭示“美”如何成为现代宗教般束缚人的枷锁。倡导女性自主选择,拒绝被迫“服美役”,追求内外兼修的真正自由与美丽。

《制造亚洲》读书笔记

admin阅读(27)

今天这期,我想为你分享的书叫《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它的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宋念申。

“制造亚洲”,这书名听起来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亚洲本不存在,它是被制造出来的。那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副标题告诉我们,通过“地图”。

这个说法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亚洲是个地理概念,它是我们七大洲当中最大的一块。不管你给它什么样的命名,它都客观地存在于那儿。

所以,按理说,亚洲可以是被发现,被命名,但你要说被“制造”,就好像有点说不通了。总不能说,我们跟神笔马良一样,在地图上那么一画,这个亚洲就被制造出来了吧。显然,今天说的“制造”,不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么,“制造亚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我们说了,亚洲是个地理概念,但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这个地理概念其实很“不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我们说地球上有七大洲,基本上每个大洲都有它相对独立的板块,也就是说,它们和其他洲之间有着清晰的自然地理边界。可亚洲不一样,包括欧洲也是,你会发现,亚洲和欧洲,它俩完全是粘连在一起的。我们不是有个词叫“亚欧大陆”吗?那既然是同一片大陆,为什么还非得分出个亚洲和欧洲呢?

还有,既然亚洲和欧洲是粘在一块的,那我们又是依据什么给亚洲和欧洲画出一条边界线来的呢?我们今天常常用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黑海这一线来作为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可是,依据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样一种划分亚欧的方法,是到了18世纪才被提出来的,而且是到了19世纪才相对约定俗成的。严格来讲,直到今天,亚洲和欧洲之间还没有一个被所有人公认的、精确的分界线。书中甚至直接引用了美国学者刘易斯和维根的话,说:“欧洲和亚洲间的分界是完全武断的。”

你看,聊完了这一些,是不是你也会认同,其实亚洲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是被人为地、主观地塑造出来的知识产物。

所以,今天这期听书,咱就重点来聊聊,亚洲作为一个“知识产物”它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的产生又意味着什么。

传统东亚如何想象世界?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生活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来理解自身所生存的空间的。

书中重点讲述的是古代中国的例子。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受儒家的影响非常之深。因此,古代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有着非常浓厚的儒家色彩。

书中提到了古代中国的两种政治地理想象,一种叫九州,一种叫五服。

在《尚书·禹贡》里,所谓九州,指的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说文解字》里头说,“水中可居曰州”,这是在说,“州”原本指的是被水环绕的陆地。到了后来,九州成了中原政治地理空间的想象基础,有些时候“九州”还会被我们直接用来指代国家。

那什么是五服呢?五服指的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这是另外一种政治空间秩序。它指的是以国都为中心,每五百里为一个圈层,由内而外分为五个等级,以此来标志政治影响力从强到弱的辐射次序。

书中说,虽然所谓五服和九州看上去非常不同,但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五服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理想关系,九州则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内部通过政治分区来进行管理的实际体制。自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大概就是这两种“基本形态”了。

除了九州、五服之外,我想你应该还听过另外一个词,叫华夷。没错,对于更广大的世界,古代中国人是通过华夷秩序来完成想象的。简单来说,华就是中原,夷就是不受中央王朝管辖的四方。不过,书中提醒我们,所谓九州、五服、华夷,它们都没有绝对的边界。

书中提到,在晚明清初欧洲传教士到来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感知基本上都是基于前面所说的这套模型,再套一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当然,除了这套我们所熟知的儒家世界观之外,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套很容易被忽视的世界观,也就是佛教的世界观。这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佛教也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地图”,但这一套“地图”关心的不是现实的地理,而是超脱的宇宙。

比如说,佛教宇宙观认为,宇宙中包含千千万万个世界,每个世界的中心,都是一座巨大的山体。山的周围是茫茫大海,大海的四方,漂浮着四块陆地,也就是所谓“四大部洲”。

那你说,这样一种超脱的宇宙观,能够跟咱现实的地理结合在一块吗?答案是能。我们知道,佛教宇宙观里的四大部洲之一南赡部洲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头,就用这个概念来理解现实,他说,南赡部洲有“四主”,“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这里说的“四主”,其实暗指的是南方的印度、北方的游牧帝国、西方的波斯和东方的大唐。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人的实际生活当中,儒家世界观和佛教世界观并不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书中就提到了一张叫《四海华夷总图》的地图,名字很儒家,但里头用了“南赡部洲”这个概念。除此之外,这张图上还画有长臂国、长脚国、君子国、小人国、无肾国、穿心国、西女国等等地方,这显然还混杂了《山海经》《淮南子》当中的志怪传说。

当然,作者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儒家世界观下的世界和佛教世界观下的世界,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亚洲古代就只有这两种世界观。相反,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亚洲各地的世界观都是在不断生长、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而且是非常多样化的。

此外,作者还强调说,地理认知上的“以自我为中心”并不等于对外交往上的“自我封闭”。就好比说古代中国,虽然在华夷秩序当中会把自身放在最中心的位置,但随着中国与西域的交往,中国人的视野也在不断地向西拓展,一些西方的地名也会被纳入中国人所绘制的地图当中去。

早期欧洲如何想象亚洲?

好,聊完了亚洲这边的情况,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在我们刚刚讲述的亚洲本土的传统世界观当中,并没有出现“亚洲”这个词。

那么“亚洲”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它最开始指的又是什么呢?

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先跳到亚洲之外,来到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也就是欧洲这边。

事实上,就在亚洲人不断地向西探寻的同时,欧洲人也在不断地向东眺望。

早在古希腊的时候,欧洲人就开始用“亚细亚”来笼统地指代东方。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流行起了一种被称为“T-O图”的世界地图。

这种所谓“T-O图”的典型画法是这样的:首先,它会画一个圆形的大地,这片大地被一圈海洋包围着,这就构成了大写字母“O”的形状;其次,它会在这个“O”里头画上一横一竖,也就是一个大写的“T”,从而把这片大地给分为三部分。上面那部分,被称为亚细亚;左下部分被称为欧罗巴;右下部分被称为阿非利加。

“T-O图”是以东为上的。所以,居于地图上方的亚细亚,它所代表的,就是东方。

按照《圣经》的描述,伊甸园位于遥远的东方,那里会有赤裸的亚当夏娃以及邪恶的诱惑亚当夏娃摘下禁果的蛇。因此,此时欧洲人想象中的东方,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这种想象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佛教世界观一样,它是一种“地理与宗教时空的杂糅”。

此外,在欧洲人的东方想象当中,还包含着“蛮族入侵”的因素。这是因为,历史上西欧曾经多次遭到来自东欧、中亚、北亚方向草原民族的攻击。于是,他们宗教记忆当中有关“蛮族入侵”的部分也被不断唤起。

到了12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又多了一个所谓“约翰长老”的传说。这个传说也带有浓浓的宗教色彩,它说的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约翰长老治下的基督教王国。欧洲人对于这样一个传说很着迷,甚至希望能够找到东方的这位约翰王,来一起联手对付他们宗教上的对手。

就这样,早期欧洲对东方的想象混杂了伊甸园、蛮族和约翰长老,这使得东方在欧洲人眼中变得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不过,14世纪以后,一位从中国元朝返回欧洲的威尼斯商人给大伙儿介绍了一个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的东方。这位商人,叫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同胞们,东方大汗治下有着富庶繁荣的都市,在北方的契丹国,有汗八里(大都)和仙那度(上都);在南方的蛮子国,有行在(杭州)和刺桐(泉州)。而在大汗国以东的海上,还有遍地黄金的日本国,以及7448座盛产香料的岛屿。

书中说,马可·波罗所带来的这些信息,成了此后数百年欧洲人关于亚洲的地理认知的标配。从那以后,欧洲人关于东方的宗教想象就让位给了对财富的憧憬了。

到东方去:哥伦布,出发!

马可·波罗的描述刺激了欧洲的大航海事业。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君主和探险家们被那个传说中的东方深深吸引,他们希望能够打通前往东亚的道路。

可是,很不幸,当时亚欧大陆之间的陆上通道被奥斯曼土耳其所隔断。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如果想要到达遥远的东亚,走陆路是很难的,更加现实的选择,是走海路。

但是,说实话,海路也不好走。毕竟,那个年代,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凿通。欧洲人如果想要走海路到达东亚,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兜一个大圈,绕过整个非洲,之后再进入印度洋,再到达东亚。当然,在哥伦布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欧洲人还渐渐地探索出了一条向西前往亚洲的航道。当然,这条航道也不好走。在巴拿马运河凿通之前,欧洲人想要向西前往亚洲,也得先绕过整个南美洲,之后才能进入太平洋,再到达亚洲。

总而言之,如果不能走陆路,欧洲人前往东亚的过程会非常绕,几乎是得把地球绕了个遍。

不过,也正因如此,欧洲人在前往亚洲的旅途中加深了对非洲的认识,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美洲的存在。书中总结说,“西欧人为了‘寻路亚洲’,而不期然‘重识非洲’并‘发现美洲’”;“在寻路亚洲的冲动之下,一幅完整的地球图景渐次向欧洲人打开了”。

欧洲人一直都很关注海洋。早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就有着各式各样的海图。这些海图上会画有罗盘玫瑰和风向线,这是为水手航行时指示方向用的。

不过,当欧洲人航行的距离越来越远,地图所需要覆盖的地球面积越来越大时,原先的海图就不太够用了。他们需要用更加抽象化和数学化的方式,来帮他们认识他们所要到达的远方。

那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传统文献当中找出了一份神秘的“武功秘籍”。这份“武功秘籍”,叫《地理学指南》,它的作者,是公元2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托勒密。

书中说,这本“武功秘籍”在欧洲流传了一千多年,但一直都火不起来。但是,在大航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它的价值被欧洲人给重新发现了。

那么,这本“武功秘籍”给欧洲人带来了什么样的认知突破呢?书中说,如果要用三个字归纳,那就是:经纬度。

在《地理学指南》这本书中,托勒密用经纬度给地中海沿岸的8000多个地点做了“编号”,建立起一整套网络坐标体系。而相比较过往的定位方式,经纬度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绝对位置。

什么意思呢?咱拿北京为例,如果按照传统的定位方式来描述北京,我们会说,北京位于天津以北120公里,乘高铁约30分钟。我们需要依靠天津的位置作为参照,来讲清楚北京的位置。那如果使用经纬度呢?我们会说,北京约在北纬39.9度,东经116.4度。你看,只要你把0度经线的位置确定了,北京的位置就可以靠计算来单独确立了。

书中说,“《地理学指南》革新了欧洲地图学之后,我们在地图上就很难再找到伊甸园了”。听起来,欧洲人对东方的理解似乎在不断地趋于理性和科学。

书中描述了这么一个场景,说哥伦布在开始他的西行旅程时,手里捧着的,是根据《地理学指南》所绘制的地图,而他心里惦记着的,是马可·波罗口中那个黄金遍地的亚洲。

地图是怎么“说话”的?

好,到这儿,我想请你暂停一下。

咱前面聊了这么多,有一个词被咱们反复提及,那就是“地图”。这也是咱这本《制造亚洲》的副标题上的字眼。现在,咱们暂时脱离关于亚洲的讨论,先来聊聊地图。

根据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内容,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总结:随着欧洲人对亚洲的了解的不断加深,以及欧洲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欧洲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或者亚洲地图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确。换而言之,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而不断累积,因此,人们对地理的认知也会越来越丰富、准确和客观。

不过,在这本书中,作者却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挑战。在作者看来,“地图反映的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因此,绘制地图这件事情就不可能是纯然客观跟中立的。

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群帝国的制图师准备制作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这样的话,图就能够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是,后来的人们发现这样的地图毫无用处,于是,这种地图就被废弃了。书里讲的这个故事自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它反映出来的道理却是真实的:除非我们按照现实的大小来画地图,否则的话,我们就必须有所取舍。既然有所取舍,那就免不了一些价值观的干涉,那就势必会抹去一些东西。

比如说,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15、16世纪之后欧洲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存在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会用边界线和色块区分不同的国家或政治体。这样一种绘图方式,其中背后传递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国家是以陆地领土为基础、内部同质、外部边缘清晰的空间主权体。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书中说,今天我们看美国地图,可能就会按照美国的陆地边界和海岸线来认知美国的形状。用这种方式认识美国,我们会发现美国的绝大部分领土都位于北美洲,它是一个北美国家。

但是,这不是美国真正的空间分布。作者提醒我们,要了解美国真正的空间分布,我们应该去看《美军联合司令部责任区域图》。在这张图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的6个联合司令部把地球分割成几大块,“无处不在的军事力量对全球任一角落实时监控,帝国的触角无远弗届”。作者说,在这张图里面,光是一个“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范围就达到了2.6亿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一半以上。

这才是美国更加真实的空间分布,但是,美国可以用地图把它的这种殖民霸权给悄悄遮掩起来。

了解完当代美国这个案例,我们再回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在那个年代,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常常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空白区。

那么,这些空白区只是单纯意味着欧洲人知识上的缺失吗?并不是的。书中说,这些欧洲人所绘制的地图上的空白区的存在暗示着这么一件事:那是一块有待他们去发现的地方,就算那里原来已经存在着某一类型的社会或地理文化形式,欧洲人也可以将它们抹去,然后用他们带来的新秩序取而代之。所谓“地理大发现”,真的是说那些地方此前没有被人类发现吗?当然不是,当地土著早就发现了!地理大发现指的是欧洲人的发现,而借由“发现”这么一个中性的说法,欧洲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些所谓的空白区去进行殖民了。

书中引用了小说《黑暗的心》中水手马洛的一段话,他说:“我小时候可喜欢看地图了。我会一连好几个小时盯着南美洲、非洲或者澳洲出神,为那些辉煌光荣的探险伟业心荡神驰。那时候地图有很多空白的空间,每当我看到一处看起来特别诱人的地方,就会把手指放在上面,说长大后一定要去那里。”

可见,地图并不仅仅是知识那么简单,它还是一种权力,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和判断。

当“九州”遇见“亚洲”

也正因如此,欧洲人为了配合他们的殖民活动,发展了他们的地图学和地理知识。在他们的表述里,欧洲以外的世界都是同质的、野蛮的、低人一等的。所谓亚洲、非洲、美洲,都被视作区别于欧洲的可被占取的地方。

不过,这样一套叙事遮盖了历史真实的发展过程。书中说,一直以来,亚洲内部始终没有被欧洲这一套霸权性的想象方式所规训。事实上,现代的到来并非源于欧洲单方面的推动,而是源于全球普遍的参与。

当西方的地图和制图学来到东亚,东亚这边也不是纯粹的被动接受。东西双方的世界观存在着一个相互交融的过程。

书中重点讲述了一个案例,即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是如何协调东西方两种价值观,进而将来自欧洲的地理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的。

1602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出版了《坤舆万国全图》。在图的序文里,利玛窦是这样描述天地关系的:“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利玛窦采用了鸡蛋和蛋黄的比喻,这样一种说法,既贴合了中国传统的浑天说,又符合古希腊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心说。他又说:“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这说的是,所谓“地是方的”的说法说的不是地的形状,而是地“定而不移”的特性。我们可以发现,利玛窦在故意弱化“天圆地方”与地球观念之间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巧妙地采用了“州”的说法,来区别地球上的几块大陆,所谓“地分五州”。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传统有“九州”的说法,所以采用汉语的“州”以及由它衍生的带三点水的“洲”,会让中国人感到亲切。而且,这个“州”的本意就是水中高地,所以用“州”来指代地球上的大陆板块,是十分恰当的。

而此时,欧洲文献还没有一个类似“大洲”这样的固定说法,他们提到地球的这几块大陆,要么是直呼其名,比如“亚细亚”,要么就把它们称为“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世界是更早出现像“亚洲”这样的称呼的。

当然,利玛窦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亚洲”这样的说法。

在利玛窦之后,有位叫艾儒略的传教士延续了利玛窦的工作。他整理出版了一本书,叫《职方外纪》,里头说到,“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他还说,“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州”。

到了后来,人们就渐渐把所谓“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给转变成“亚洲(州)”,并把这种称呼给固定了下来。

当然,前面我们说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并不是某一方的单向输出。书中还提到,来自东方的地理学知识也在不断地刷新西方的认知。

从“只取大概”到“毫无差忒”

到这儿,我们似乎已经回答了“亚洲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还遗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亚欧之间的分界线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

说到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我们知道,在清康熙年间,清朝与俄国之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边界。书中说:“《尼布楚条约》签订于人类最终完成描绘亚洲大陆轮廓的前夜,引发了欧亚几个大帝国之间的知识和权力互动,也开启了东亚世界对国家空间的全新认知。”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下令绘制全西伯利亚的详细地图。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将亚欧之间的分界线东移到了乌拉尔山、乌拉尔河一线。也就是说,传统上大家默认的亚欧之间的分界线其实还得向西一点。那么,俄国为什么要把这条线给往东挪呢?书中说,这种新的划界方式能够大大扩充俄国领土当中的欧洲部分,这就强调了“莫斯科-圣彼得堡”核心区的欧洲性,从而强调了俄国作为一个跨界帝国的身份。作者认为,新的亚欧分野,其实是跟俄罗斯帝国的自我定位是分不开的。

除此之外,受边疆危机的刺激,东亚国家也开始启动了地图的测绘。

1708年,康熙下令,由法国传教士领衔在全国展开地理测量,并最终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份《皇舆全览图》有两个特点,首先它画的是国家,不是天下;其次它追求写实和精确,不像传统的制图那样只是画个大概。书中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解国家的方式,它既出于清朝与沙俄之间地缘竞争的需要,也为中法之间的科学互动所支持。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临近的朝鲜和日本。它们也纷纷开展了地图测绘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统的华夷观念开始变得模糊了,东亚国家关于自身的边界感也得到了强化。书中说,“东亚‘地图国家’的形成,为它们在19—20世纪朝向‘领土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绘制地图这件事,其实也在悄然影响着各个国家未来的转型。

当然,除了这些能够主动绘制地图的国家之外,在彼时的世界上,还有很多所谓地图上的空白区。不过很快,随着19世纪西方殖民和帝国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这些地图上的空白也被一个一个地填充了。

结语

好,这本《制造亚洲》,今天就为你介绍到这儿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亚洲的观念似乎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欧洲人的世界想象。在想象亚洲的过程当中,欧洲人不断根据他们的需要在“制造”着亚洲。在殖民时代,欧洲人想象亚洲轮廓的过程,也是他们在试图安排世界的过程。

不过,书中又强调,这样一种带有霸权性质的想象方式,却始终没有彻底地规训亚洲,尤其是东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例子,利玛窦用中文语境的“州”来解释西方宇宙观中作为人居世界之一部的“亚细亚”,这其实也表明,“亚洲”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

而这才是所谓“现代”的真相。它并非源于欧洲,进而“普惠”全球。书中说,现代是一个全球参与的过程,真正的现代是在交往互动、互相吸纳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制造亚洲》读书心得:本书通过地图视角探讨亚洲概念的构建,揭示亚洲作为知识产物的历史演变。作者剖析东西方世界观交融,强调现代性是全球参与的结果,而非欧洲单一推动,引人深思地理认知背后的文化权力博弈。

《波希米亚人》读书笔记

admin阅读(2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德国历史学家、作家诺曼·奥勒的《波希米亚人》。

说到奥勒,大家可能对他并不陌生,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他的畅销书《亢奋战:纳粹吸毒史》,而这本《波希米亚人》,则是奥勒的最新作品,也是一部与二战相关的历史揭秘著作,内容同样精彩、震撼。

所谓波希米亚人,本来是指吉普赛人,而到了19世纪初,它又用来形容那些欧洲大城市里自由不羁、蔑视世俗观念和传统的艺术家与作家。然而,在本书作者奥勒的笔下,这个名词,指的是一群二战时期,秘密反抗纳粹暴政,最终付出了生命的德国年轻人。

作者奥勒在序言中回忆说,催生这本著作的起因,是2017年8月的一次会面。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里,他遇到了一位75岁的老人,叫汉斯·科皮。汉斯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希望奥勒能够撰写一部纪实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父母的故事。原来,科皮的父母,老汉斯和希尔德,是一个二战时期反纳粹地下情报组织,“红色交响乐队”的成员,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在1942年8月到9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随后壮烈牺牲。由于当时小汉斯刚刚出生,所以,在记忆里,汉斯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这种缺憾和悲伤始终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不过,汉斯告诉奥勒,这个秘密组织的真正核心,是另一对年轻的情侣,哈罗·舒尔策·博伊森以及利伯塔斯·海耶。科皮说,这一对出身名门,勇敢,又彼此相爱的年轻人,代表了那个黑暗时代,德国民众的宝贵良知;他们的名字,应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汉斯·科皮,奥勒逐渐寻访到了更多当年“红色交响乐队”成员幸存的家属和后人,然后又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里,开始搜寻“红色交响乐队”的相关记录。最终奥勒的追寻,汇集成了本书。接下来,我就沿着作者奥勒的追寻和叙述,来为你讲述这个凄美又壮烈的故事。

誓言无声

1933年4月26日,年仅23岁的哈罗,就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当时,哈罗还是一名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学生,主攻政治学。年轻气盛的哈罗,同时还是一本进步评论刊物《对手》的主编。就在这天晚上,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纳粹党卫军,冲进了编辑部,逮捕了哈罗。随后,哈罗和他的朋友们,在党卫军秘密监狱里遭遇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说白了就是野蛮的殴打。哈罗的朋友亨利当场惨死,施暴的党卫军还用一把匕首,在哈罗的大腿上割出了一个纳粹万字形党徽。最终,在五天后,由于父母的奔走营救,遍体鳞伤的哈罗才被匆忙释放。从这一天起,哈罗就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立志把余生都奉献给反纳粹的秘密抵抗事业。

哈罗出身于一个地道的德国上层精英家庭,他的舅公,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帝国时代德国海军的奠基人,而父亲埃里希也是一位海军军官,学识渊博;母亲玛丽,则在柏林的上流社会交游广泛。虽然哈罗一直把舅公当做自己的人生楷模,继承了提尔皮茨身上那种严肃认真的生活作风,但他的性格其实更像母亲玛丽,崇尚自由,热爱艺术。在进入大学后,哈罗迅速融入了柏林朝气蓬勃的文化艺术圈子,这里聚集了德国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设计师、作家以及媒体人,还有激进的左派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哈罗的脑海里,德国的未来,在于彻底告别军国主义,同时走出一战失败的影响;而前提条件是,德国的年轻一代必须发挥作用,通过传播自由与平等观念来影响公众。

然而,纳粹党的上台,把哈罗的乐观和希望打得粉碎。从1933年2月开始,希特勒强迫德国国会通过了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公然废除了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及自由,为纳粹德国随意利用执法机关镇压和迫害人民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随后,德国民众所拥有的各项权利被相继取消,司法和执法机关也被纳粹分子控制,成为监视迫害德国民众的暴力机器。最终,发生在4月26日的非法逮捕,让哈罗认定,以往那种利用出版宣传对抗纳粹的策略无济于事,他必须首先渗透进敌人内部,然后再寻找机会,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于是,哈罗做出了一个让朋友大跌眼镜的决定,他决定加入德国空军。在军校里,由于哈罗成绩出色,还拥有显赫的家世,以及纳粹党所谓的标准“日耳曼人外表”,这一切都让他脱颖而出。

毕业后,已经是一位德国空军士兵的哈罗,被分配到帝国航空部工作,职责就是通过各类新闻报纸和航空技术出版物,研究国际形势,评估其他国家的空军发展状况。这对哈罗来说,是一项难得的奢侈,因为普通德国民众,已经很难看到国外的报纸或者刊物。在阅读中,哈罗逐渐忧心忡忡,国际社会已经对希特勒整军备战,对外扩张的举措,逐渐产生了警觉,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另外,1934年6月,希特勒又主持了一次血腥的内部清洗,一夜之间,可能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被逮捕枪杀,其中除了一些对希特勒不满的纳粹冲锋队领袖,还包括许多反对纳粹党统治的社会知名人士。这一切,都让哈罗感到心力交瘁。

为了暂时摆脱沉重的现实,1934年7月,哈罗决定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夏洛滕堡休假。在那里,哈罗常常自己去划船,享受一点难得的独处时光。然而,在14日那一天,一次河面上的邂逅彻底改变了哈罗的人生轨迹。

当时,哈罗发现,另一艘蓝色小船出现在河面上,船头躺着一个年轻迷人的姑娘,穿着被当时纳粹当局禁止的比基尼泳装。两人先是互致问候,然后就停船开始攀谈,并且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光。

这个姑娘,就是利伯塔斯·海耶,遇到哈罗时她刚满20岁,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德国分部工作。和哈罗一样,利伯塔斯也出身名门,家室显赫。她的父亲奥托,是一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师,而利伯塔斯的外公菲利普,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密友和顾问,有侯爵的贵族头衔。

很明显,利伯塔斯对哈罗一见钟情,在她的遗物中,作者奥勒找到了一首浪漫的情诗,正是邂逅哈罗当天写的,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温热的七月之夜来临,

它是那般充满柔情,

而她那般满心欢喜,

因为他们的灵魂彼此寻觅。

利伯塔斯的出现,让哈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两人搬进了同一间公寓,哈罗也恢复了社交生活,结交了一批全新的朋友,双方的父母也对这段关系非常满意。最终,两人在1936年7月,也就是相识两年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秘密战线

即使在这段最为幸福美满的岁月里,哈罗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利伯塔斯对丈夫这种勇敢而危险的选择,也表示全力支持。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接触到更多的情报,利伯塔斯动用了自己的家庭关系,成功地邀请到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前往自家的城堡做客。在交谈中,利伯塔斯把自己的丈夫形容成一个过去犯了错误,但现在渴望为德国空军和纳粹政权贡献一切的年轻军官。戈林完全被利伯塔斯的个人魅力和这场丰盛的款待所征服,毫不思索地一口答应。果然,在几个月后,哈罗接到了通知,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德国空军的预备军官,晋升为中尉。

同时,在哈罗和利伯塔斯的社交生活中,几个志同道合,反对纳粹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圈子,除了哈罗夫妇,还包括一位年轻的雕塑艺术家库尔特·舒马赫,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哈罗在航空部的同事,空军气象观测员谢尔也加入了进来。不久,一位谢尔的朋友也变成了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他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过的老汉斯·科皮。最终,以哈罗夫妻为核心,在柏林形成了一个大约150人的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小圈子,就是日后“红色交响乐队”的雏形。

1939年9月1日,随着纳粹德国悍然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了。虽然在最初阶段,德国军队依靠“闪电战”征服了波兰和西欧,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还计划掉头东进,入侵苏联,但哈罗夫妇却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即将把整个德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于是,哈罗决定,尽可能搜集一切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战争计划的情报,然后交给苏联政府。正好,他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名叫阿维德。阿维德对纳粹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所以从很早开始,就着手收集德国国内的重要经济数据,然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和苏联情报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在阿维德的牵线下,哈罗和苏联大使馆的情报人员见了面,哈罗直接拿出了一张苏联边境的地图,上面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哈罗说,这些标记地点,就是德军入侵苏联时,德国空军计划在第一波空袭时摧毁的目标。根据苏联二战后解密的档案记载,哈罗提供的情报引发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兴趣,他们指示驻柏林大使馆的情报人员,要最大限度地推进与哈罗的合作。

然而,哈罗传递的情报在抵达莫斯科后,并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苏联政府高层依旧对这些信息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斯大林本人,以及情报部门总负责人贝利亚。根据奥勒搜集到的档案,直到1941年6月21日,也就是德军发动入侵的前一天晚上,贝利亚还在对斯大林说,驻柏林大使和他发展的德国内部间谍都不可靠,还在不断送来夸张不实的情报,说什么德国即将入侵,建议直接把大使调回国内接受处理。

然而苏德战争的爆发,使得苏联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哈罗的重要性。随着德军初期攻势的顺利展开,以及德国境内情报机构的撤离,苏联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与哈罗的联系,以便及时获取情报,有效组织防御。

实际上,早在1941年4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哈罗就从苏联柏林大使馆那里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邮包,里面是一台苏联提供的便携式电台,以及使用说明书和密码。然而,苏联大使馆的特工,还没来得及对哈罗等人进行培训,设定联络方式,战争就爆发了。

10月,正当德军中央集团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形势千钧一发的时候,一名代号“肯特”的苏联间谍从比利时境内抵达了柏林。“肯特”的真名叫古列维奇,是苏联情报机构长期布置在比利时境内的“暗桩”,公开身份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10月30日,古列维奇终于和哈罗在柏林会面,双方商定了无线电发报的时间,和使用的波段,随后,哈罗口头汇报了自己近期收集的重要情报,包括下一阶段德军的主攻方向是高加索地区,而非首都莫斯科,同时,德军面临着严重的后勤物资短缺问题,尤其是燃料;不仅如此,德军的人力资源也将近枯竭,军用飞机的产量也因为遭遇瓶颈,无法大幅度提升,等等,这些信息被古列维奇用隐形墨水记录在了一张信纸上,最终会变成一段段密码,通过电台发送回莫斯科总部。

向莫斯科发报的任务,哈罗就交给了汉斯·科皮。从此,在每个月的几个固定日子里,科皮都会带着这台发报机,在深夜来到柏林帝国大街一栋建筑的阁楼上,开始发报,把哈罗交给自己的情报发送给莫斯科。大约每隔十五分钟,科皮就要暂停一下,这不仅是为了休息自己酸疼的手指,也是一种有效的反侦察手段:在夜晚柏林的街道上,纳粹国家安全部门的无线电信号侦察车在到处游荡,如果发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可能被精确定位,随后秘密警察就会破门而入。

除了这些,哈罗和利伯塔斯还尝试发送匿名传单,来揭露纳粹德国的罪行,以及战争面临失败的真相,唤起德国民众。例如,1942年1月,他们就合力撰写了一份传单,名为《对德国未来的担忧,在民众中蔓延》。哈罗的朋友们,将印刷好的传单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在深夜悄悄投入柏林街头的多个邮箱,寄给那些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外国使馆代表处,以及纳粹德国政府机关。在这封公开信里,哈罗向同胞们发出了呼吁:延长战争的时日,只会带来新的苦难和牺牲,战争每多打一天,最终所有人共同付出的代价,就增加一分。另外,利伯塔斯也利用自己在国家文化影视中心工作的便利,收集了大量前线德军施暴的材料。基于这些材料,利伯塔斯执笔撰写了许多封匿名信,寄送给前线士兵和军人家属,告诉收信人,他们的同僚和家人,在前线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行。

这年5月,哈罗一个人离开了柏林,表面上是去度假,实际上,他是想和一位名叫格登劳茨的朋友会面。格登劳茨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德国国内外都有丰富的人脉。此时,美国已经通过了租借法案,正在通过北大西洋,向苏联和英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物资,支持它们与纳粹德国作战。但是,哈罗圈子里有一位年轻的无线电监听与破译专家,海尔曼,他告诉哈罗,德国海军已经掌握了破译英国海军密码的能力,正在派遣潜艇乃至水面军舰,对运输物资的船队进行伏击。于是,为了尽快把这条消息提供给英国情报部门,哈罗就想拜托格登劳茨,利用他的人脉,与英国驻外机构搭上线。

慷慨就义

然而,就在哈罗和格登劳茨见面后不久的6月30日,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动了一次突击行动,古列维奇的助手,兼电报员文策尔不幸被捕。对于纳粹帝国保安局来说,文策尔是一条意外落网的大鱼,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文策尔被连夜押送回柏林的帝国保安局总部。文策尔曾试图自杀,以保住组织的秘密,但不幸失败。在持续的野蛮拷打下,文策尔终于坚持不住,招供了一部分信息,包括自己和古列维奇的关系,以及关键的密码破译手册。于是,纳粹情报部门就能够对缴获的密电进行解读;虽然还不能“翻译”全部内容,但是哈罗一家的地址,以及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已经暴露。

很快,帝国保安局决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侦破这起间谍案,专案小组给这个潜伏在柏林的反纳粹组织起名“红色交响乐队”,专案小组的负责人是31岁的党卫队上级小队长科普科,他是一个细致、冷酷的刑侦专家,也是一个狂热的死硬纳粹分子。在拿到嫌疑人材料后,科普科简直不敢相信,哈罗和利伯塔斯,身世显赫,家族和纳粹高层还有交情,在柏林过着舒适而自由的生活,压根不像是苏联间谍;所以,科普科决定,放长线,钓大鱼,首先对哈罗夫妻和身边的社交圈进行长期、严密的监控,力图拿到确凿的证据。

然而,保安局的跟踪还没开始多久,纳粹密码专家在8月底,就破译了足够多的缴获密电,证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那个从柏林,向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德国军事情报的间谍,就是哈罗,妻子利伯塔斯也是同谋。于是,科普科决定展开抓捕行动。8月31日,在密码破译机关工作的海尔曼,试图给哈罗的办公室打电话报警;然而遗憾的是,哈罗当时并没有接到,失去了逃跑的最后机会。当天稍后时候,哈罗就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了秘密监狱。在随后的一周里,利伯塔斯以及哈罗的其他朋友,也陆续被捕。作者奥勒统计说,因“红色交响乐队”事件被牵连入狱的人,累计超过120人。直到9月底,哈罗和利伯塔斯的父母才获悉,自己的孩子已经被捕入狱。

很快,在经过整理后,这些所谓“嫌疑犯”的口供送到了盖世太保头子缪勒,甚至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手里。这些纳粹高层感到了震惊:在第三帝国的首都,居然发展出这样一个庞大的阴谋组织,他们用无线电向苏联发送绝密情报,散发反纳粹传单,还在不断扩大规模招募新成员,简直是骇人听闻。

11月27日,汉斯的妻子希尔德,在柏林女子监狱里,生下了小汉斯。半个月后,在希尔德,以及家属的反复恳求下,汉斯被允许见了自己刚刚出世的儿子一面,但被禁止交谈,以及有任何肢体接触。根据档案显示,希尔德只能在两名秘密警察的监管下,掀开襁褓的一角,让丈夫看看婴儿的面容。

在完成全部调查后,纳粹军事法庭就准备开始对哈罗夫妇以及其他被告举行审判,时间是1942年12月15日。当然,所谓的“审判”其实上只不过是走过场,早在审判开始三天前,纳粹高层已经做出了判决,由于犯下了所谓叛国罪,“红色交响乐队”核心成员都必须处死。 为了杀一儆百,法庭决定,对哈罗等四名主犯处以绞刑,而利伯塔斯等其他五名从犯则被处以斩首。

12月22日深夜,哈罗等人被押解到了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进行处决。早在被捕时,哈罗就知道自己难逃一死,所以显得格外镇定,在11月的某个时候,哈罗已经写好了自己的绝命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唯有最终的真理

能为望穿一切的目光所见

而那纯洁无瑕的乐趣,会骄傲地化作生命的喜悦。

本来,这首诗会和哈罗的生命一样消逝,但出于同情和钦佩,监狱杂工施塔克答应哈罗,会把这首诗秘密藏匿在监狱的墙壁里,并在战后交给哈罗的父母,最终,施塔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约定。

同样,利伯塔斯也在临刑前,给自己的父母和哈罗分别写了诀别信和告别诗。一位神父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这首短诗带进了哈罗的牢房,这是利伯塔斯对于哈罗最后的告白:我爱你胜过生命,付出的代价至高,我再无他物奉献,现在你已明了。

结语

好了,到这里,这本诺曼•奥勒的《波希米亚人》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二战结束后,相比起组织“白玫瑰”运动的苏菲·绍尔,或者刺杀希特勒的施道芬堡,哈罗和利伯塔斯的故事,相对影响力较小,尤其在西德。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主动向苏联政府提供情报的哈罗夫妇,被有意忽略,直到2006年,德国政府才宣布推翻了纳粹德国军事法庭的判决,恢复了哈罗夫妇的名誉。反过来,在东德,哈罗夫妇总算受到了一些迟来的荣誉和纪念,苏联政府向他们追授了红旗勋章,这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设置的最高荣誉,柏林的几条街道,也用哈罗的名字来命名。

作者奥勒说,今天的德国民众,应该了解这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往事,以便让大家铭记过去,时刻警醒,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粹主义依旧有复苏的可能,而德国人民坚决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发生。在序言中,奥勒写下了这样一段往事:自己的祖父,曾经鼓起勇气说,在战争时期,自己当过一段铁路技工,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巡查铁轨时,目睹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列看似运送牲口的货运列车临时停靠在车站,然而从车厢狭小的窗户里,伸出了一只孩子的小手,扔出了一个系着绳子的水杯,收集了一点地上的积雪。再一看,车厢里满满挤满了绝望的人,他们将要分享这一点点雪水来缓解干渴。为什么要虐待这些神秘的旅客?奥勒的祖父对此感到既气愤,又好奇。然而,正当他想看个究竟时,凶神恶煞、手持冲锋枪的党卫队卫兵出现了,奥勒的祖父只好匆匆离开。

后来,奥勒的祖父查看了列车时刻表,发现这是一趟从国内开往捷克小城特雷津的列车,车上装载的应该是被抓捕的犹太人。今天,作为曾经的纳粹集中营所在地,特雷津已经成为一处知名的纳粹大屠杀历史遗迹。祖父告诉奥勒,在余生中,自己一直在为当时的怯懦和麻木而愧疚。

在奥勒心中,祖父的行为,就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写照;他们出于求生欲,接纳和忍受了纳粹的统治,对纳粹犯下的种种罪行听之任之。所以,奥勒说,哈罗夫妇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勇气和良知对于世界,是如何的宝贵;在罪恶降临之时,唯有勇气和良知,才是人类手中最可靠的武器。

《波希米亚人》读书心得:本书揭秘二战时期德国“红色交响乐队”反纳粹英雄事迹,展现哈罗夫妇等年轻人的勇气与牺牲。历史尘埃下的真相,让人感慨良知与勇气的力量,警醒世人铭记历史,防止悲剧重演。

《南唐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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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南唐史》。

这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南唐历史的著作。它的作者任爽,是一位主要研究五代十国史和唐宋史的历史学者,曾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的一个小王朝。今天我们提到南唐,恐怕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南唐那位才华横溢又命运多舛的君主李煜了。我们都读过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给我们留下的,似乎是一个柔弱可怜的背影。他的国家被并入了北宋的版图,而他本人也被宋军俘虏到了北方,最后身死汴梁。在这个故事里,李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可怜人,而南唐,也只不过是北宋开疆拓土过程中众多垫脚石当中的一块罢了。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唐就只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色。

首先,它的出场时间很短,属于出场不久就领了盒饭的那种。南唐只存在了39年,前前后后总共也才经历了3任君主。没错,我说的是君主,而不是皇帝。南唐后期是很窝囊的,并不是每一代君主都敢使用皇帝的称号。

其次,南唐的身份归属是“十国”而不是“五代”,换句话说,人家这39年演的都是配角,时代的聚光灯就没打在它身上。我们知道,在五代十国这个历史舞台上,所谓“五代”才是妥妥的时代主角,它指的是中原地区先后出现过的5个朝代;而“十国”指的是同期存在的10个地方小政权,相比之下,十国的存在感就弱了很多。

不过,别看人家不起眼,很多时候,历史的走向就是被一些不起眼的关键角色所影响和改变的。而南唐,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在关键时刻出现并且推动历史剧情发展的关键角色。

书中说,在中国唐宋之交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南唐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而这场变革,最终“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

那么,偏安一隅的南唐,究竟是如何参与到这样一场关涉全国的全局性的变革当中来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回南唐,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被掳孤儿如何逆袭成开国之君?

我们先让时间回到公元939年。那一年,做了一年多齐国皇帝的徐知诰宣布他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改名,另一件还是改名。

首先,他改的是自己的名。他不再叫徐知诰了,他说他原本姓李,现在要改回去。从今往后,他就叫李昪了。其次,他还改了国家的名,也就是改国号。这个就更厉害了,他把国号改成了唐。

要知道,这一年已经是939年了,大唐已经亡了。早在32年前,那个正牌的大唐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所以,这年李昪套牌建立的这个唐,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南唐。

李昪说,自己是“唐室苗裔”。结果,这事儿传到了隔壁的吴越国那儿,还成了吴越国君臣工作之余的谈资。

据《天中记》记载,吴越国的君主听到这件事之后,对他的臣子说,听说隔壁君主宣称自己是唐宗室后裔,所谓“冒氏族为巨唐”,这也太离谱了吧。他的臣子回答道,这没什么奇怪,就像咱那些乡校里面,要是有人姓孔,也有可能被人们叫做孔夫子。结果,“王大笑,赏卮酒”。可见,李昪这个行为,在吴越国君臣的眼中,就是个小丑行为。

不过,咱今天就不深究李昪原来是否姓李,是不是真的就是“唐室苗裔”了。因为这事儿本来就很难说清楚。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李昪的身世比较特殊,他是唐末乱世当中一名被掳的孤儿。

李昪人生的开局是挺不容易的,8岁的时候,他被一伙军队给掳走了。随后,他被安置到一个姓徐的家庭里,成了徐家的养子。

按理说,就这么一个地狱开局,我们很难想象,李昪要如何才能爬到皇帝的位置。

但是吧,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李昪童年时期遭遇的这一变故,却成了他日后能够成功逆袭的重要前提。

因为,掳走李昪的,是杨行密的军队;而收了李昪做养子的,是杨行密的部将徐温。

杨行密是谁呢?他是当时的淮南节度使,多年之后,杨行密治下的藩镇渐渐演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史称杨吴。这个杨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南唐的前身了。换句话说,李昪被命运安排进了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组织。

其次,这位徐温也值得一说。杨行密死后,徐温渐渐成了杨吴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于是,李昪又成了杨吴政权实际掌控者的儿子。当然,此时他姓徐,叫徐知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听起来就很顺理成章了。作为徐温的儿子,李昪很早就被安排到了朝廷的重要岗位上去。虽然说,徐温希望能接自己班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无奈,朝廷里政敌众多,能多安排一个是一个,于是养子也给安排上了。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公元918年,徐温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也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徐知训遭遇兵变,意外身亡,李昪趁乱取代了徐知训的位置。9年后,徐温去世,此时他还没来得及为他的下一个亲生儿子铺好路。于是,此前颇有声望的李昪就在这样种种的机缘巧合之下成了徐温的接班人。

接下来的故事,就跟走流程一样了:李昪逼迫杨吴的皇帝禅位给自己,建立了齐国。再之后,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李昪建立南唐的事儿了。

要如何平衡好各方势力?

听到这儿,我猜你可能有两个感受,第一,这李昪的运气也太好了吧,他能当皇帝,全靠养父的努力和老天的眷顾;第二,咱今天讲的可是南唐史啊,不是南唐皇帝家史,更不是李昪创业史,那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篇幅来介绍李昪创业的过程呢?因为这些事都跟咱今天的主题相关。咱一件一件来看。

首先,李昪肯定不是纯靠运气当的皇帝。事实上,作为一个突然被塞进家里头的养子,李昪小时候过得可以说是十分的小心甚至卑微了。刚进徐家那会儿,李昪曾写过一首诗,叫《咏灯》,是这么写的:“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你听听,“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书中说,这或许是李昪在委婉地表达自己的酸楚之感。

长大后,李昪也是很努力,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徐温的重用,除了因为两人之间的养父子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具备出色的能力。事实上,徐温晚年一直是防着李昪的,就是怕他势力太大了,控制不住。

李昪有一项很强的能力,那就是他能够平衡好各方的势力,说白了,就是能服众。这点其实他养父徐温都没有做得很好,但李昪就可以。也正因如此,李昪整个改朝换代的过程进行得非常丝滑,史载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这就证明李昪的这个平衡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那么,在这个改朝换代的过程当中,李昪是如何一步步获得上下臣民全体一致的支持的呢?

这就必须说到杨吴政权以及后面的南唐政权里头长期存在的两股势力——北方来的侨寓人士和南方本地的土著势力。书中说,徐温之所以没有篡权成功,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土著势力的坚定支持。

事实上,杨吴政权是一个以当地人为主体、以淮南人特别是庐州人为核心的地方性割据政权。书中做了一番统计,发现在清朝人撰写的《十国春秋》当中,杨吴部分收录的文臣武将家世可考的有71人,其中侨寓人士29人,占了四成;当地土著42位,占了六成;而当地人当中,淮南人总共28位,占了当地人的七成;淮南人中,庐州人19位,占了淮南人的大半。

也就是说,杨吴政权不仅仅是杨家的政权,它更是淮南人的政权。因此,李昪取代杨氏,就意味着淮南人统治地位的丧失。所以,这一批人,是肯定不会同意李昪篡权的。

也正因如此,在改朝换代之前,李昪一直在积极组建自己的班底。首先,李昪自己是个外地人,所以他非常积极地招揽北方南下的士人,用他们来和土著势力抗衡。其次,他也在土著势力当中培养自己的心腹,他把目光转向江淮尤其是江南地区那些地位比较低的小人物。这些人也是土著势力,但在杨吴政权当中没有一席之地,于是李昪给予他们获得政治地位的机会,以此来换取这批土著势力的支持。

就这样,李昪培养起了自己的“两大侧翼”,形成了“羽翼大成,裨佐弥众”的局面。此后,再通过对杨氏旧臣恩威并施,李昪最终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即所谓“上下顺从,人无异意”。

南唐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

当了南唐皇帝之后,李昪延续了他此前的执政风格,书中评价他说,“内则政宽刑平,外则邻邦敦睦”。在他的治下,江淮地区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之一,中原地区所奉行的游戏规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于是,各路枭雄你方唱罢我登场,混战不止。

然而,在李昪的治下,杨吴以及后来的南唐竟奇迹般地获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这要归功于李昪所推行的政策。

一方面,李昪非常注意限制国内藩镇的势力,确保自身内部不会出乱子;另一方面,李昪也非常注意和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跟南汉、南平、后蜀建立了同盟关系,跟中原及吴越、闽、楚也改善了关系。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年吴越国国都发生火灾,吴越王受到了惊吓,都给吓出病了。这个时候,李昪的臣子都劝他趁机把吴越国灭掉,但李昪却选择了力排众议,不仅遣使前去唁慰,还给吴越国送去了金帛,以帮助吴越国渡过难关。

李昪并不急着开疆拓土,他选择的发展路径是闷声发大财。有了和平的环境作为保障,江淮地区就能够专心地发展经济了。

书中说,在南唐的治下,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南唐商业活动的兴盛。我们刚刚说,南唐跟周边国家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所以,南唐能够很顺畅地跟周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书中提到,就算是契丹、高丽、西域这些跟南唐不接壤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跟南唐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这里插一个很好笑的细节,就是陆游曾议论过,中原的后晋“以父事契丹”,但契丹“以兄事南唐”。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还帮他们盘了一下关系。后晋拿契丹当爸爸,契丹拿南唐当哥哥,这样一来岂不是南唐还占了后晋的便宜。

扯远了,说回来。此外,在这个时期,南唐的人口还获得了飞速地增长。书中对比了唐朝天宝年间和北宋崇宁年间全国的人口,发现在唐及唐以前,中国人口以中原地区最为密集,而到了北宋时期,原本为南唐所统治的区域人口密度跃居全国前列,中原地区则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所以,作者总结说,“这一时期江淮地区人口的增加,大大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口布局”。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和平且繁荣的环境本来就会很有利于本地人口的增长。而且,南唐的君主作为外地人,他们其实也非常欢迎那些在北方活不下去的人前来南唐境内求生存,所谓“招纳流亡”。这个政策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常州之前经历过兵祸,户不满千,结果,常州刺史通过招纳流亡的方式,很快就使得常州的人口恢复到了原先的水准。

好,聊完了政治和经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唐在文化教育这一块发展得如何。

史书中对南唐的评价是这样的:“五代之乱,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也就是说,在文化教育这一块,南唐可以说是五代十国当中的一个“模范生”。其实我们从南唐君主的文采中,大概也能够窥见一二,我们都知道南唐后主李煜是位大词人,事实上,李煜的父亲,也就是南唐的第二任君主李璟同样是个文化人、大才子。

李璟、李煜父子,都曾先后在庐山求学。而在当时,庐山就是南唐境内的一个文化胜地,那边分布着大大小小一堆学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不管你是贵族儿女还是平民子弟,都有机会能进入学校学习。

书中说,南唐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风气,“对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何以见得呢?以唐宋时期的宰相籍贯为例。书中通过对比发现,在唐朝,宰相当中那些家世可考者,南方人只占11%,其中江淮人士只占3.5%。但到了北宋,宰相当中家世可考者,南方人占54%,其中江淮人士占30%。

由此可见,从唐朝到北宋,江淮地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唐宋之交,五代十国之际,江淮地区正是被南唐以及它的前身杨吴政权所统治着。

南方人是如何崛起的?

到这儿,我们算是大概说明了南唐统治期间,江淮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咱们再回到李昪的执政,总体来看,此时是一片大好形势。朝堂上的各派势力被制得服服帖帖的,都在李昪的带领和协调之下维持着至少表面的和谐。

但是,公元943年,李昪死了。李昪的长子李璟继位,成为南唐的第二任君主。

李璟这个人,成长经历跟他爸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前面我们说过,李昪是孤儿出身,成长过程中少不了被轻视、打压和欺负,而李璟出生就是公子哥,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柔弱谦和,很好相处,甚至有些与世无争。

就这么一个性格的人,他能当好南唐这个家吗?接下来,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此时李璟继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南唐。

前面我们说过,南唐朝堂上的官员大体可以分为两批,一批是北方来的侨寓人士,一批是南方本地的土著势力。虽然说李昪在上位的过程当中打压了淮南人,扶持了江南人,但不管怎么说,淮南人和江南人都算是本地的势力,而在南唐的朝堂上,北方势力和本地南方势力的冲突才是主线。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朝堂上的北方势力跟南方势力分别有什么特点。

书中说,在南唐的朝堂上,北方势力大概是占43%。这些人虽然成分复杂,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出身门第是要高于本地南方土著的。换句话说,北方的这些侨寓人士跟当地土著在阶层属性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的。

那么,作为南唐政权主要的统治基础,本地土著又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书中说,他们主要是江淮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一些庶族地主。这些庶族地主有他们的特点,比如说,他们很看重宗族,甚至会有“举族聚居”的习惯。举个例子,比如说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江州义门陈,他们“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血缘家族。事实上,这种家族在南唐境内非常普遍,他们族内会有非常严格的族规,设有专人管理各种事务。

这些南方的家族凭借着这种宗法纽带,一方面非常保守,甚至有些排外;另一方面会非常有进取精神,他们会利用宗族的能量,去供养出一批优秀的读书人。

总的来说,这些南方庶族地主有着很强的地域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作为一股新兴势力,相对而言政治地位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要挤进权力的中枢,很有冲劲;相比之下,这些北方侨寓人士则带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自认为是中原“上国”来的,瞧不起南方人,但在南唐政权内,他们又是“客卿”,是外地人,于是很容易跟这些有排外观念的南方人产生冲突。

所以,一边是看不起,一边是看不惯。可以说,在李昪去世之后,如何处理朝堂上的这对矛盾,就成了李璟的皇帝职业生涯当中的一项重大挑战了。

“老好人”当皇帝,会有什么后果?

那么,李璟是怎么来应对这个重大挑战的呢?

按照书中的观点,我大概归纳了一下。在这个挑战面前,李璟的角色有点像是一个“站队了的老好人”。

这就很致命了,千不该万不该,他第一不该当老好人,第二不该站队。

咱先说一下站队问题。书中说,李璟能够继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北方势力的鼎力支持。所以,他站队了,他几乎是公开站在了北方势力的这一边。

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他李璟是皇帝,是南唐全体臣子的皇帝,而不是哪一派的皇帝。就算心里有所偏爱,但至少表面上得让臣子觉得他是公正的吧。但李璟没有,他的分寸感没拿好。

结果,李璟开局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很糟糕的境地,事实上,南唐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他是不能得罪南方势力的。书中说,到了李璟继位之前,南唐朝堂中的南方势力就已经是占了上风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势力之间的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说完站队问题,咱再说说这个老好人问题。

事实上,如果李璟不是皇帝,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可能还会蛮喜欢他的。因为他有修养,有文化,好相处。但很可惜,他的岗位叫君主。

朝堂中的南方势力对李璟自然是不满意的,因此经常在李璟面前搞出一些出格的举动,比如对宫伎动手动脚、直接讨要宰相官职、当面对李璟大加嘲讽等等。结果呢,李璟居然都忍了,不仅忍了,甚至还去讨好对方。

李璟这样一种性格,搞得本来跟他一个阵营的北方人士都感到害怕。因为这君主太软弱了,他们都很担心李璟不能当好这个家。

而且,李璟虽然说老好人性格,但人家毕竟是君主,要面子的嘛。所以,到了统治的后期,李璟开始进行一些反击。但他的这种反击,也不是当场反击。他在被羞辱的时候不当面发作,而是怀恨在心,到后面就开始找借口收拾对方。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南北势力之间的互相倾轧会被放任和激化到什么程度。书中说,整个南唐政权在李璟在位期间已经分裂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了,这显然不是政见分歧,而是妥妥的内耗和党争。

在李璟的治理下,整个南唐的形势也开始往“败家”的方向一路飞驰。

在李璟的统治期间,南唐曾经对附近的闽、楚用兵,这其实是违背了李昪临死前的叮嘱的。

按照李昪的设想,南唐的目标应该是中原,咱要集中精力,等待时机,等中原有变,就挥师北上,搞定中原后,剩下的南方诸国直接“尺书而召之”,直接劝降就行。这其实也是南唐政权内的北方人士的目标,他们向来是盯着中原的。

但是,这些土著势力可就不这么看了。南唐政权里头的本地人都对攻打邻国非常感兴趣,因为李璟的放任,这群土著人士说话是越来越嚣张。比如说,有一个叫冯延巳的大臣就公然在李璟面前大骂李昪是“田舍翁”,说这乡巴佬能成什么大事。他们试图推翻李昪的构想,要对周边邻国下手。

结果,在臣下的裹挟下,李璟确实出手打了邻国。但是吧,打完之后,又没巩固住成果,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得罪了人,消耗了自己,却没捞着多少好处。而且,这几次出手暴露出了南唐军队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内部不团结,在打仗的期间,朝堂的党争也一直没有消停过。

更可怕的是,公元955年,颓废多年的中原终于振作起来了,后周皇帝柴荣带着大军直奔南唐而来。但是,就算是到这关键时刻了,南唐朝堂上的南北势力依然斗得不亦乐乎。

可以想象,南唐会被后周打得多惨。具体过程我就不展开了,咱说一下结果。仗打完之后,南唐丢掉了整个淮南地区,版图缩小了三分之一,除此之外,还得向后周称臣纳贡。李璟这边的表现就更窝囊了,他吓得主动提出要去掉帝号,并且最后还迁都跑路了,把国都从金陵迁到了南昌。

而就在李璟迁都的前一年,公元960年,后周的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北宋建立,南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被迫继承家产有多痛苦?

李璟迁都后不久就死了,终于,我们的老熟人,后主李煜要登场了。

李煜这个人蛮有意思,读他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他的人设就是一个被迫继承家产的富三代。他真的是被迫的。

公元961年,李煜在金陵即位,这一年,他才25岁。

书中说,李煜的性格,可以用“仁惠”来形容。他对父辈尽孝,对兄弟有情有义,对子女也堪称慈父。书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李煜有个兄弟在出使北宋的时候被扣下了,李煜求了很多次,北宋方面也不放人,之后李煜想他兄弟的时候,还会登高北望,望着望着就哭了。那你说,这个兄弟是不是同样对李煜很好呢?也没有,这个兄弟甚至还曾想要跟李煜争一争这个君主的位子。

当然,李煜本人是不想要这个位子的,他对尘世政治感到厌烦。他就想读读经典,写写诗文,念念经。但是吧,大哥李弘冀的突然离世,使得李煜不得不出来接这个班。

当上君主之后,李煜就像极了一个消极上班的打工人,他也没啥野心,接这个位子只是为了尽点本分。当时整个南唐朝堂的氛围也很不好,完全可以说是毫无生气,大臣们天天长吁短叹,好像国家什么时候完蛋,全看北宋的心情一样。

南唐的南北势力也不内斗了。一方面是因为南方本地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来自北方的侨寓人士觉得南唐没救了,都在各寻出路,各奔前程,也不去跟这些本地人去争个一时一事的得失。

李煜信佛,他希望以此来寻求解脱。他经常买些鸟兽虫鱼来放生,还资助了很多寺庙。

面对北宋的时候,李煜表现得十分恭顺,他甚至都不再自称唐国主了,改称江南国主。他希望用他的恭顺,来换取北宋的怜悯。他希望北宋能放过他。

但是,李煜的请求被赵匡胤给怼了回去。李煜的使者说,李煜一直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北宋,他无罪。赵匡胤说,都说是父子了,那怎么还能是两家人呢。李煜再次上表,非常卑微地请求北宋放过,赵匡胤大怒,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南唐被北宋所灭。李煜本来想殉国,后来却做了俘虏,最后屈辱地死在了北方。

结语

好,这本《南唐史》,今天就为你介绍到这儿了。

听完这期听书,不知道你会如何评价南唐的结局。这本书的腰封,有着这么一句话:“军事上的抗衡,虽然以南唐的失败而告终;但经济与文化上的竞争,却以南唐的胜利而结束。”

南唐最后是灭亡了,成了北宋版图的一部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南唐也由此融入了北宋,并且持续影响着北宋。

书中说,在五代之前,南方是较为落后的,基本上都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但在五代之后,由于南方的发展,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在经济上,中央王朝越来越依赖南方了;在文化上,王朝也愈来愈多地吸收南方的因素;在政治上,越来越多的南方人进入了封建政权的权力中枢。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大谈特谈的南唐朝堂上的南北之争,随着南唐成为北宋的一部分,也被搬上了北宋的朝堂。

《南唐史》读书心得:本书详尽描绘南唐兴衰历程,展现南唐在五代十国中的独特地位。李昪逆袭开国,李煜才情横溢却国破家亡,南唐虽短命却对后世影响深远,引人深思历史变迁中的王朝命运。

《蹒跚前行》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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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蹒跚前行》,乍一听还挺沉重。要是再看一眼副标题,“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你可能会以为,它讲的是世界经济在这140年里,经历的波动和挫折。其实,本书的英文原名还多了一个词:“乌托邦”。向着乌托邦这个理想世界蹒跚前行,是不是多了点光明和希望?起码全球经济不是在倒退,还有个奔头。原作者写这本书的立意,就在这儿。他认为,世界历史从1870年开始,进入了以经济为动力的前行周期。但乌托邦这个目的地,没那么容易到,其间也有不少挑战。他想讨论两者的辩证关系。

这位雄心勃勃要写全球经济史的作者,来头不小。他叫布拉德福德·德龙,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从个人履历上看,德龙不仅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当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财政和外贸政策,都是由他帮忙出点子的。但德龙这个人比较较真,离开政坛以后,他一直在追问: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看似高歌猛进的全球经济,到了2008年前后,却陷入了衰落和萎缩?这其中有什么内在逻辑?顺着这些问题,德龙开始追溯历史。他一路上溯到1870年,把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全球经济变化,仔仔细细捋了一遍。最终成果就是这本50万字的《蹒跚前行》,它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22年最佳经济类书籍,反响相当好。

按照德龙的看法,全球经济发展到1870年前后,经历了一波革命性变化。之前的数千年里,人类虽然苦苦追寻繁荣的奥秘,但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赶不上人口本身的膨胀。按照德龙的计算,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科技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驱动,平均每年只有0.036%。19世纪初,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30岁,这个数字比石器时代也强得有限。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听上去真够惨的。但剧变随后就出现了:德龙讲,在现代公司制度、工业实验室和全球化这三大变量助推下,世界经济迎来了整整140年的好光景。不仅财富增速跑赢了人口增速,科技和知识每年的增量,也比之前1000多年扩容了3倍半。举个直观的例子:1800年伦敦一个普通工人的日工资,可以买40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而在21世纪初,这个数字变成了240万卡路里,这可是整整600倍!

正是在高增长的鼓舞下,整个世界陷入了乐观状态。一些顶级经济学家,比如我们熟悉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真诚地认为,永久繁荣的乌托邦绝非遥不可及。因为市场自己有调控能力,它非常清楚,怎样行动才能让增长和收益最大化。但另一派经济学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中有马克思和列宁,还有波兰尼。反对者提出,市场自发驱动的增长,根基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忽视了分配公平,迟早会招来反噬。因此,从1870年开始的这140年,不仅是各国经济各领风骚,竞相追逐繁荣的过程;它也是两派经济学家彼此“斗法”,力图证明自身正确性的较量。

按照作者德龙的看法,到2010年前后,这场较量终于落下了帷幕。这倒不是说全球经济不增长了,或者哪一派理论大获全胜了。德龙的意思是,过去140年的科技、知识和组织积淀,没法再撑起一个惠及全球的繁荣周期了。所以,他就用这本《蹒跚前行》,给那段现代全球经济史做了个复盘。两派学术观点,德龙是哪一边都不站,他只用史料和数据告诉我们:谁在某个历史现场,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对世界经济未来的走向,德龙也没有轻易下定论。他只总结了曾经的经验教训,以此作为类比。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会经历一场关于经济学的“头脑风暴”,你还能打开以史为鉴的眼界。这也难怪,克鲁格曼、皮凯蒂、萨默斯等世界级经济学家,都在推荐这本《蹒跚前行》了。

好,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德龙眼中的高增长周期,是从1870年开始的,有哪些变量主宰了之后140年的全球经济。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分析,欧美经济学界在这段时间里,爆发过哪些论战,代表人物分为哪几派。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为什么德龙认为2010年是高增长周期的终结,他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又有哪些期待。

01.百年繁荣,何以一朝成真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给你辨析一个问题:为什么德龙眼中的现代全球经济史,是从1870年开始的?

要知道,1870年,那已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萌芽期了。德龙眼中驱动现代经济的三大变量——现代公司制度、工业实验室和全球化,除了工业实验室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其余两样早就运行了400年以上了。且不说古老的东西方贸易史,就是西欧国家津津乐道的“地理大发现”,时间也可以追溯到15世纪。那会儿,商业公司已经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遍地开花了。更别提还有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钢铁时代就是这次革命开启的。为什么作者德龙会觉得,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不够大,还不足以撑起全球经济一路扩张的大循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19世纪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主要观点,我们并不陌生,那就是:现代国家的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等粮食缺口积累到一定规模,社会就会崩溃,世界将会发生饥荒和战争,以此强行降低人口。注意了,马尔萨斯这套“人口论”,可不是在遥远的古代提出的。他活跃的年代,是19世纪初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那马尔萨斯为什么还是这么悲观呢?作者德龙有三点解释。一是当时的生育率确实非常高。有多高呢?拿英国来说,每增加一代人,代际人口就会多出25%。换句话说,4对英国夫妇通常会生10个孩子。在全球层面,1500年到1800年的年均人口增速,差不多是0.9%,这还没有考虑婴幼儿的高夭折率。这么一算,普通人的收入增速,根本赶不上人口增长。德龙算了一笔账:按购买力折算的话,1800年英国一个建筑工人的日薪,和1650年甚至1230年是差不多的,400多年没有涨过。那还哪来的“资本盈余”呢?

这个解释,你可能还不是很信服。毕竟,照我们过去的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就开始了。在西欧先发国家,总该冒出一批不受生计之累,愿意兴办实业的企业家吧?可德龙却说:他们找不到消费者。你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炼铁和采煤,这些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而化肥要到20世纪初才会大规模应用。土地和劳动力少了,等于说剩下的人要投入更多工时,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口粮。按照德龙的计算,到19世纪中叶为止,全世界至少3/4的劳动力还被束缚在农业上。他们买不起新型织布机生产的棉布,甚至用不起铁器。没了足够多的消费者,企业家的买卖自然也干不大。就连19世纪初的富人,生活也不比一二百年前的有钱人“高级”多少。无非是房子再大点儿,马再多几匹,仆人比之前多几个。至于电话、家电、汽车,统统还没发明出来呢。

除了个人层面的消费和生产,德龙还注意到了第三个问题。“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前400年,全球贸易主要是殖民帝国在推动。像我们熟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背后就有政府的支持,不属于私人企业。它的好处是前期见效快,缺点是后劲不足,而且业务范围很狭窄。举个例子:1865年,跨境贸易的总金额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7%。西欧发达国家进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是棉花、烟草、糖、羊毛、咖啡等,和300多年前几乎没有实质差别。

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太多,还带来了另一项弊端,那就是科技知识从理论到产品,周期拉得特别长。德龙专门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技术与组织能力”,它指的是人类在自然科学和人力组织方面积累的知识。据他估算,在漫长的古典农业时代,西欧各国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率,一年差不多是0.04%,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上升到0.45%。从纸面上看,这个进步幅度不算小了,但依旧只有人口增长率的一半。一个经典案例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纺织业实现了机器化生产,但整个变革过程花了将近100年。因为纺纱机、梳棉机、蒸汽机、织布机,所有这些新发明和它们的开创者,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没有什么社会组织能把他们连结起来,大家都在碰运气。

那为什么到了1870年,情况一下就变了呢?是哪个大人物喊了一嗓子,或者出现了什么一锤定音的新发明吗?都不是。德龙自己交代得也很含糊,他推测,剧变是两个因素导致的。首先,科技进步大大加快了商品和资讯的流动速度。得到听书解读过的《小麦战争》一书,回顾了19世纪后期,美国小麦涌入欧洲市场的经过。其实,它不是个案。美洲的牛肉、南非的黄金,都是在19世纪末,乘着蒸汽机船登陆欧洲市场的。当时还没有贸易壁垒,欧洲各国要支付进口商品的开销,就得生产更多平价工业制品,并把它们销售到海外。为了抢占海外商品市场,欧洲强国除了继续搞殖民,还得琢磨怎样降低生产成本。于是,允许劳动力跨境流动,把工厂直接开到原料产地,就成了新选择。别忘了,19世纪末还有了电报;商业资讯和科技知识,是很容易在全世界传播的。于是,国际贸易的内容,就从当初的纯商品,变成了原料、劳动力甚至资本的大融合。我们今天常说的“国际分工”,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另一项因素,是潜移默化的量变引起的质变。据德龙估算,从1870年开始,全球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年均增幅,从0.45%猛然提升到了2.1%。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有高等教育体系的加成,也有产业上下游的融合。不过,一个绕不开的新变化,是私营企业的崛起和产业分工的细化。这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被吸收吃透的产物。举个例子:18世纪后期瓦特改进蒸汽机,得向英国国会申请专利,制造活塞的工艺得自己去铁工厂找,连资金都得自掏腰包。从他构想出改进蒸汽机的思路,到开设机器制造厂,花了快30年时间。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爱迪生已经可以专注做好技术研发这件事;投资和生产,自会有其他企业来负责。像白炽灯泡从研发到量产就只用了一年。作者德龙认为,这是私营企业蓬勃兴起,和组织能力有效提升的结果。研发、生产和销售被分隔开来,每个环节变得越来越专业,彼此又形成呼应,这就是组织能力的反映。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工业实验室才会应运而生,并持续做大。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创造性破坏”。他讲: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大大小小的企业一直在创造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新的市场乃至新的组织。这些新事物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突变”,从内部改造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的经济模式和商业周期。187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就进入了“创造性破坏”持续产生的年代。作者德龙认为,这种变化主要是市场孕育的。市场自己能发掘新的需求,还能主动寻找技术和组织上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自我闭环的系统。从1870年到“一战”爆发,世界历史基本上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推着走的。

02.增长VS公平,经济学家各抒己见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1870年前后,世界经济发生的剧变。作者德龙认为,在之后的140年里,这个模式基本没有被全盘颠覆过。因为20世纪在现代经济史上占了大头,所以德龙也把1870年到2010年这140年,简称为“加长版20世纪”。按照他的看法,到“一战”爆发前夕,欧美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过得是相当自在的。欧洲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年均超过1%。这使得大批平民脱离了极端贫困状态,成长为新的中产阶级。1914年全球铁路的总长度,已经达到今天的三成,远途出行变得越来越便利。马尔萨斯担忧的“人口陷阱”,好像也消失了。从1864年到1914年,全球新增人口的数量超过了过去500年,人均粮食产量却不降反升。经济上的进步还带来了社会层面的革新,普选制、工会、妇女参政等新现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看上去,一个永久繁荣的乌托邦确实不远了。

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欧美先发国家,其他地区怎么样呢?德龙的结论是:变化很大,但多数当地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举个例子:从1850年到1947年,英属印度的GDP总量增长了70%,但它的人均GDP只增长了16%。如果按实际工资计算,印度的人均收入在这100年里几乎没有增长。这种怪现象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印度的高生育率。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更大的问题是: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安排的角色,就是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印度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水平,是被人为压低的。出口贸易的大部分利润,也落到了殖民者和买办手里。当然,狭隘的乐观主义者会说:市场自己会调节嘛!印度人要是嫌本地收入低,可以出国打工。毕竟,在1914年的世界上,有1/14的总人口离开了母国,到海外谋生,这个比例不算低。问题是,像我们熟悉的大发明家特斯拉那样,能从相对落后的巴尔干半岛迁居到美国,再在异乡大放光彩的,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移民在技能和文化上并没有优势,很难大幅提升收入。

除了地区发展不均衡,还有另一片乌云在困扰着世界经济。1899年,今天的南非爆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交战的一方是英国,另一方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小国家。布尔人反对英国企业对南非金矿业的蚕食,他们反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金矿卖给英国公司?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占这笔财富,再按部就班地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英国的回应则是武装入侵。战争打了两年多,英国付出死伤超过10万人的代价,才占领了整个南非。机关枪、游击战、“焦土政策”,在这场战争中都出现了。作者德龙认为,布尔战争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因为它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目前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到底是不是公平的?武力能不能用做处理经济纠纷的常规手段?

这两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并不难回答。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但武力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不过,20世纪初的欧美列强却不这样想。英国在入侵南非时,自以为代表了“市场正义”——我的财力更雄厚,开采技术更新,企业利润率也更高,那你就该把南非的金矿卖给我啊。布尔人的回应也是振振有词:凭什么收益最多的环节,都得拱手让给你英国人?你是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了,我们布尔人国家可还刚起步呢。这是典型的“先发与后发”之争,把它再扩展一点,就成了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小到布尔人,大到新崛起的德国,都对英法等先发强国长期坐收厚利,独占原料、商品乃至资本市场的格局极为不满,要求改变现状。糟糕的是,20世纪初的大多数国家,都认定用武力解决经济争端是可取的。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一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就再来一次。1870年以后的世界,在经历了40多年的平静之后,接连陷入了两场世界大战的血腥厮杀。

在两次大战之间,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事件,那就是1929年大萧条。得到听书解读过的《1929年大崩盘》一书,讲的就是这场危机在美国的发端。大萧条的深层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生产严重过剩,消费和投资不足。各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先后筑起关税壁垒,阻碍了国际贸易,这又进一步妨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特别是“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大萧条中遭遇严重的社会动荡,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面对这些新考验,市场机制好像完全失效了。它既没能通过自主调控,恢复先前的繁荣,也没能阻止战争爆发和扩大。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二战”中后期,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著名的论战。它也是本书描写的“加长版20世纪”里,西方经济学者中出现的最大分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场论战的内容,那就是“维持增长与社会正义之争”。这个话题应该说不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苏联也在“一战”结束后,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试验。但在西方主流学者里,这样的公开论战还是头一遭。“增长派”的代表我们都很熟悉,他就是哈耶克。哈耶克认为,市场始终是经济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贫富矛盾也好,国家间矛盾也罢,这些都是“必要的代价”,是市场为了维持经济的整体增长,向人类收取的“利息”。至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为何发生,哈耶克觉得:还不是你们国家管得太宽了!要不是各国政府争相祭出利率和关税“武器”,并用国家力量介入商业竞争,事情根本不会急转直下。在哈耶克看来,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政府为了缩小明面上的贫富差距,或者平息弱势群体的不满,主动采取调控措施。因为人力一旦介入,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状态就被打破了,经济的增长速度会相应放缓,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站在今天的角度,哈耶克属于典型的“市场至上论”者。而他的论敌“正义派”的代表,虽然名气没有那么大,但影响也很深远。这位经济学家叫卡尔·波兰尼,他写过一本大书叫《巨变》,80年来一直畅销全球。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是有必要的;问题是,哈耶克把市场的价值绝对化了。在狭隘的市场逻辑里,人的权利是由他掌握的财产决定的。财产越多,财富增值的速度就越快,它的所有者拥有的影响力也越大。但在现实中,没有几个人会认同这套弱肉强食的逻辑。低收入的人群和国家,也想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也就是社会正义。波兰尼提醒我们:经济活动的本质,到底是市场为人服务,还是人为市场服务?这是个哲学问题。哈耶克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是有大问题的。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里存在“双重运动”。第一重就是哈耶克宣扬的狭隘市场论,它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市场社会”,把一切现实中的存在都给商品化。这种状态,其实压根没人见过,所以狭隘的“增长论”和“市场论”才是想象。第二重运动叫做“社会保护”,也叫“社会正义”。它说的是,当市场陷入周期性混乱,出现股灾、失业和大规模战争时,社会为了自保,会主动寻求纾困方案。它可以是国家之间的关税同盟,可以是不同阶层的互助,也可以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政府的政策调控,就是“社会保护”的一种。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平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只有当“市场论”过度流行,或者保护措施错配了市场中的各项资源,全球经济才会陷入大的动荡,使多数人受损。

如果不谈社会主义的话,哈耶克和波兰尼这两派观点,几乎统治了“加长版20世纪”后半程,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经济活动。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显然是哈耶克的信徒。波兰尼的理论,则影响了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熟悉的另一位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哈耶克与波兰尼的思想。在学者们的争鸣中,世界经济走出了“二战”和1973年石油危机的阴影,并在“冷战”结束后迎来了又一波繁荣。作者德龙总结的现代公司制度、工业实验室和全球化,依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只不过,21世纪的工业,外延已经拓展到了信息产业。今天的公司,业务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国际化。看起来,乌托邦又没有那么遥远了,好年景又回来了。

03.增长终结之后,世界何去何从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二战”前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一场大论战。它的遗产,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经济。问题又来了:既然现代世界经济,可以同时向哈耶克和波兰尼寻求纾困方案,为什么作者德龙还觉得,它到了2010年,就彻底难以为继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到作者选取的标志性事件。德龙认为,自打2008年美国爆发又一场金融危机,并在2010年彻底蔓延到全球,全球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年均增幅,再也没有回升到2.1%。欧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也落后于20世纪大部分年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境呢?

德龙总结了四点原因。首先,“加长版20世纪”在国际层面的重要特征,是英美这两大强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拥有资本规模、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的“三位一体”优势。这三项优势,使它们可以影响,甚至引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在今天,这样的显赫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第二项原因,是21世纪初的国际军事冲突,它让跨国公司变得高度脆弱,也让经济活动越来越避不开地缘政治风险。第三项原因,是新出现的极端气候变化,人类还没有为应对它做好充分的准备。第四项原因,则是金融危机本身。要知道,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分配,基本上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奠定的。那正是哈耶克主义的黄金年代,监管措施被高度削弱。欧美发达国家的“去制造业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再度走上了狭隘“市场病”的老路。但西方国家的救市措施,引发的反弹并不强劲。这就导致经济学界,对哈耶克和波兰尼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逡巡不定。

那未来的世界经济,将会走向何方呢?德龙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他认为,信息技术的新浪潮,以及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或许会是出路。在“加长版20世纪”,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彻底释放出来,改变了人类的生存面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德龙呼唤新的“宏大叙事”和经济系统。历史已然终结,但新的历史也正在发生。

结语

好了,关于这本《蹒跚前行》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平时,提到经济活动,我们总会把“尊重经济规律”挂在嘴上。但其实,具体存在哪些经济规律,它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甚至今天的世界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而德龙的这本《蹒跚前行》,就是一堂精彩的现代经济史复盘课。它告诉我们:对繁荣“乌托邦”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憧憬。但通往繁荣的过程,却往往是“蹒跚前行”。在本书回顾的140年历史中,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还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都发挥过相应的作用,也都展现了自己的价值。最终,人类似乎并没有找到确凿无疑的通往繁荣之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增长与公平这两项要素,哪一样都不能轻易舍弃。这也是“加长版20世纪”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财富。

《蹒跚前行》读书心得:本书详述1870至2010年全球经济史,揭示增长与公平的博弈,探讨乌托邦理想的追求与现实挑战。历史波折中,经济规律与社会变迁交织,引人深思全球经济未来的方向与出路。

《醉在中国》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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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醉在中国》,是一本兼具严肃和轻松的书。严肃的一半,在书里为我们介绍了中国酒业从古至今数千年的历史,而轻松的那一半,则是作者跟中国酒、中国人打交道的亲身经历。

本书的作者德力·桑德豪斯,是个美国人,但却很熟悉中国,他大学一毕业就来中国工作了五年,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德力”,后来他因为妻子的工作关系再度回到中国,旅居成都。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德力成为中国酒的狂热粉丝,尤其是浓烈的白酒。

德力发现,中国酒产业规模实际上堪称世界第一,各大白酒品牌的价值在世界酒类品牌价值榜上长期名列前茅,2023年的烈酒品牌价值榜上甚至由中国包揽了前五名。然而,价值虽高,这却主要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的,中国酒在外国的知名度和接受度远低于其他酒类品牌,尤其是白酒。仔细想想,在中国的餐厅和酒吧里能够非常容易地喝到来自外国的威士忌、白兰地,但是德力却在外国没有见过中国酒。在他口中这么好喝的中国酒,为什么在海外却没有听说过?

抱着各种各样的疑问,德力对中国酒的兴趣越来越深入,甚至帮助他直接成为一名白酒从业者,与一家著名中国白酒公司合作创立了面向海外市场的白酒品牌,并且担任全球推广总监。原书英文标题是一个双关语,既可以翻译成醉汉在中国,也可以是沉醉在中国,所以本书既是对他作为一个爱好者如何爱上中国文化和中国酒的记录,也是他结合从业者经历,对于中国酒的全面介绍,涉及历史、地理特征,就连专业品酒人如何描述白酒香气、如何用中国酒调鸡尾酒等等各种方面都涉及了,最终他也找到了中国酒品牌海外认知度的历史原因,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法。

当然,一方面,德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免不了遭遇文化冲击,但他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地贬低中国,或者用猎奇的心态去找中国奇怪的地方,而是用平等的视角,客观描述自己在中国的遭遇,比如因为不懂酒桌文化而闹出的“人情事故”,所以德力不仅会总结出中国酒文化的特点,也能找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知识盲点”。但另一方面,德力作为一个白酒从业者,有些观点缺乏科学论证,比如他说喝白酒让他的身体变好了。我们还是要强调,欣赏中国酒文化也好,喜欢品酒也好,前提都是适度饮酒,切忌过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个外国人,先从中国酒的历史开始,然后再从现代中国各地的酒类切入,了解酒文化,最后再来说说中国酒、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障碍和办法。

中国酒有多久历史?

好,说到中国酒,我们往往想起的都是白酒,但白酒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比较晚才出现的,历史上中国还出现过非常多不同的酒类。而且,从考古上来说,中国酒的历史甚至比中国文明的历史还要长。

这就要从九千年前的一罐古酒开始说起。这罐古酒,是在中国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遗址发现的,所以叫做贾湖古酒。从1961年贾湖遗址被发现开始,这里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出土证据来看,这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9000到7500年之间,有世界最早的稻米遗存、世界最早的吹奏乐器、世界最早驯化的猪和狗等等,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要说的,世界最早的酒。

早在1984年的发掘中,中国考古队就发现了怀疑是酿酒用的陶器,可惜当时科技条件有限,无法证明。直到1999年,中国科技大学的张居中教授找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戈文教授,麦戈文是分子生物考古学领域的带头人,专攻史前时期的酒类饮品。他们通过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检测技术,证实了陶罐底部存在酒石酸沉淀物,也就证明了这个九千年前的陶罐存放过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酒。德力亲自拜访过麦戈文教授,他把贾湖古酒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格洛格掺水酒”,这里说的格洛格是一种鸡尾酒,用陈年朗姆酒和蜂蜜加热水调配而成,贾湖古酒也是这么一种复杂的调配品。它用葡萄、山楂、蜂蜜和稻米酿造而成,可能含有非常多的沉淀物,需要用吸管饮用。麦戈文推测,当时的发酵手段应该是“口嚼”,也就是在口中咀嚼谷物,然后再吐出来,利用唾液中的酶把淀粉分解为糖分,促进发酵。这种发酵方法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中都很常见,也被认为是酒类的最早发酵方法。

注意,贾湖古酒含有稻米,而当时的古人可能都还没有发明出农业种植。也就是说,中国人第一次尝到的稻米味道,可能不是米香,而是酒香。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吴其昌就曾推测说,中国人“吃稻米的习惯实际上是源于酿酒”。古人类学家已经发现,实际上古代人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变成农业社会后,生活质量其实会下降,比如更多劳作、更易感染疾病以及寿命更短,而且食物来源不够充足,种类单一,等等。因此,有学者推测,农业起源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酿酒,贾湖古酒正是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据。

这些古酒和酒器,基本上都在墓穴中发现,和其他珍贵的宗教图腾、手工艺术品等等放在一起,证明了古人对酒的喜爱。而在贾湖的墓葬中发现的酒罐,就摆放在逝者的头边。麦戈文推测,古人认为死者在阴间也要喝酒。

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酒被用来祭祀祖先,也可以见到喝酒开始有了规矩,堪称最古老的“酒桌文化”。先秦时期的《楚辞》《诗经》中,都有不少描写用酒祭祀的场面,也讲了很多喝酒的规矩,比如《楚辞·大招》记录了祭祀的盛大场面,其中有一句说,酒味清香,适合冰镇了再喝,还要注意不要让仆役们偷喝。还有一句,说要把吴国的甜酒和楚国的清酒掺在一起喝,可见这一时期的酒,已经非常多样化,这也反映在了文字上。比如甲骨文的酒,左边代表水,右边代表酒壶,不是泛指酒类饮品,而是某种稻米或者小米酿造的甜酒。此外还有用稻米或黍类同发芽的谷粒发酵的醴,是一种黏稠的淡甜酒;用果实与水酿成的“酪”;与沉淀物混合的“醪”;以及一种名为“鬯”的祭祀酒,用香料植物、鲜花和树脂发酵而成。

总之,中国酒的历史到现在已经有九千年,而且最早的中国酒类,并不是谷物发酵为主,而是混合酒,被用于祭祀逝者。

中国古代人主要喝什么酒?

之后,中国酒很快像中原的政治局面一样,出现了“大一统”的局势,一种新的酿造方法制成的“黄酒”开始流行开来。

先秦时代,古人主要喝的是酒和醴,都是谷物酿造。而酿造谷物酒比用水果自然发酵复杂一些,需要两步,先把谷物淀粉分解为糖分,也就是“糖化作用”,然后再引入酵母菌消耗糖分,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这就是发酵。醴就是用谷物发芽的过程促进糖化,再开始酿造,类似于啤酒。

而周朝出现了一种新方法,用到了一种叫做“曲”的霉菌,把两步合并成了一步。要养曲霉,得先把谷物和水混合做成方砖,然后再放到不透风的房间里,慢慢风干,等来自周围环境中的曲霉菌、酵母菌、细菌等等微生物慢慢渗透进去,一段时间后拿到阳光下晾晒,抑制微生物生长,方便长期保存。等到酿酒的时候,再把曲砖碾成粉,和蒸熟的谷物混合,其中的霉菌会把淀粉转化为糖分,酵母菌负责发酵,其他细菌则为酒提供独特香气。这样酿造出来的酒,因为酒体呈现黄色,就叫黄酒。黄酒不仅度数更高,味道也更丰富,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曲砖含有的微生物群落也不同,因此各地酒的“风味”也就不一样,所以很快击败了其他酒类,成为主流。到了后来,酿酒的曲又被用来酿醋、腌制食品、制作各种酱等等,至今都是中餐味道的重要来源。

有了如此高效的酿造技术,走入文明时代的古人也注意到了酒的负面影响,不再沉迷于酒类带来的迷醉,而开始把酒当成道德堕落的象征,比如纣王的罪名之一就是“酒池肉林”。作者提示我们,这种担心也有一些科学依据,中国人很多都缺乏一种叫乙醇脱氢酶的物质,它可以帮助代谢酒精,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先天无法产生这种酶。而如果缺乏这种酶,喝酒就容易“上脸”,这种脸红并不是身体发热带来的,实际上是身体损伤的表现。

因此,什么时候喝酒?应该喝多少?为什么喝酒?这些问题都需要规范化,这就是“礼”的范畴,是文明发展的体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春秋战国的儒家。

孔子曾说,“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家对礼仪的规范,是围绕酒的规范展开的。所以你会发现,比如祭祀仪式中敬酒的次序,就是尊卑的次序。又比如君子喝酒要节制,一次只能喝三大杯,和祭祀仪式三次敬酒相符合,代表对天、地、人的尊敬。

作者认为,与儒家的克制相对的,就是道家的狂放。他认为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代表了道家饮酒的观点,也就是“借酒洗去自己的拘束后,他们得以忘记自己的身份,成为真正想成为的人”。后来中国的很多嗜好喝酒的诗人,也都有修道的经历。

此外,随着酿酒技术和饮酒理念的发展,周朝时期以来,也出现了大量和酒有关的官职,其中不少与喝酒礼仪有关。后来出现的“祭酒”,一开始就是祭祀仪式上最年长的人,先带头进行喝酒仪式,后来就衍生出了主管的含义。这些说明,古代的政权组织也开始尝试通过礼仪控制酿酒业,而垄断酿酒带来的税收极大充实了古代朝廷的财政收入,更加促进了各地酿酒业的发展。

到后来,有陶渊明的“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有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些古人所喝的酒,就都是黄酒。黄酒的统治期非常漫长,在宋朝时期还经历过又一次的技术发展,并且把黄酒的酿造中心迁移到了江南地区,使黄酒达到了巅峰期。然而,新的酒类此时已经在“酝酿”之中。

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

没错,这里说的就是现在的中国酒代表,白酒。不过作者说,从源头上来看,“白酒不是东方的饮品,也不是西方的饮品,它是融合的产物”。

从技术上来说,白酒是一种蒸馏烈酒。简单来说,蒸馏酒就是应用酒沸点比水低的特性,加热酒的同时收集酒精气体,再用低温容器把气体冷凝为纯度更高的酒。蒸馏酒精的技术并不是中国原产,而是大约在8世纪的波斯首先出现,但是一开始不是用来喝,而是用来制作化妆品。

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在唐末已经传入中国,唐诗中就有“烧酒”这个词,但普遍应用应该是元朝,因为酒精蒸馏法最早的中文描述,出自明朝的《本草纲目》,其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有了宋元时期的技术传入,经过本地改良,中国又发明了固态蒸馏法,直接用固态的发酵谷物蒸馏酒精,可以保留谷物本身的风味特点。而这些固态发酵的谷物,用的就是中国本土发明的曲砖,特别是用大麦和小麦混合的“大曲”,如今被大规模用于生产白酒。这种混合了各地技术的烈酒大概在明朝已经出现,但是并不被称为“白酒”,而是就叫烧酒。

无论如何,蒸馏酒的度数一定是高于黄酒的,也就比黄酒更容易醉人。最浓烈的黄酒,酒精度也只有15%左右。酒精度最低的白酒,度数也能达到40度。在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古人会认为酒精纯度越高,酒的品质越好,所以形成了一种酒越烈越好的品位。然而,劣质烧酒含有比较多杂质,不好入口,味道也不够,所以要加入一些其他材料改变味道,比如清朝时期的北京有添加鸽子屎的劣质白酒,这就是早期的“假酒”。

有意思的是,作者写到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武松打虎”。在他看来,“三杯酒下肚,让你走不动路;喝下十八杯,却可以徒手揍死一头老虎——这就是白酒的力量。”但这个故事有一个更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反映那时已经出现了中国白酒文化的另一个核心:男子汉气概。酒越烈,越危险,能够驾驭这种危险,就代表了喝酒人的力量,所以作者说,“这种比拼塑造了中国男性间的关系,男性要努力地证明自己的酒量比其他人更大。”

这种烈酒崇拜,体现的是当时白酒主要消费人群的口味,也就是广大的劳动阶层。相比黄酒的细腻,白酒的特点就是“有劲”,容易喝醉。文人们一边喝黄酒,一边行酒令或者进行复杂的祭祀仪式,而底层劳动者没有这种余裕,他们需要更加高效的饮料。而白酒正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它的原料可以是发霉的谷物,或是食用范围不是很广的高粱,而且还可以进行多次蒸馏,最后一点废渣还能用来喂猪,可谓是物尽其用。最基本的是,它足够浓烈,像作者总结的,是“让你在一天劳累工作后淡忘疲惫和痛苦的浓烈饮品”。

在口感这一方面,白酒最重要的改良可能是“二锅头”。我们现在说“二锅头”,可能当成一个品牌,而二锅头其实原来指的是一种特殊工序生产出来的酒。在康熙年间,当时的酒精蒸馏器是两口锅组成的,下面一口锅放发酵谷物,上面一口放冷水。加热下面的谷物,酒精蒸气上升,被冷水锅的锅底冷却,流入两口锅中间的一个漏斗,漏斗收集的就是蒸馏酒。可想而知,冷水锅慢慢会变热,需要不断换水。而当时北京的源升号酒家,意外发现第二次注入冷水之后,蒸馏出来的酒口感最好,这就是“二锅头”的来源。二锅头的工艺奠定了一个新的工序,也就是“掐头去尾”,不要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冷水冷却的酒液,只保留中间的“酒心”,大大改善了白酒的品质。

二锅头出现以后,北京成为中国白酒产业中心,到了20世纪,北京的白酒产业的规模占到了全国的一半。从清末开始,各地新兴的白酒产业也开始试图工业化,比如1919年山西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白酒工厂,但因为连年战争而难以实现。直到1949年后,在政府主导下,中国才整合起各地方造酒作坊,建立起一批大型国营酒厂,比如红星、茅台、汾酒等等,自上而下地建成了全国性的白酒产业,并且打破了家传的酿酒秘方垄断,真正奠定现代白酒的基础。而白酒的消费人群,也开始自下而上地传播,蔓延到了全社会,甚至上了国宴。

中国酒如何体现了中国文化

说完了历史,我们再讲讲现代的中国酒。本书作者德力在调查完中国酒的历史之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品酒之旅,考察了中国各地的酒,也体验了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这里我就挑选他一路上的几个故事作为切入点,讲讲中国酒文化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讲讲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场合喝酒?在今天的中国,就得在宴席上喝酒,而且越上等、正式的宴席,越要拿出高级的酒,这些高级酒往往也是高度白酒。这些宴席往往也是一单生意、一段关系的良好开头,同时,经常要把客人喝醉了才能算是尽兴,讲究一个“不醉不归”。比如德力提到的中美建交上的国宴,体现了中外对酒的不同认知。

这本书提到,1972年,中国恢复了和美国的接触,时任总统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国,其中有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参加国宴,国宴上当然少不了好酒,也就是茅台。然而,牛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从解密档案中发现,当时美国的先遣组在中国体验过一番以后,赶紧警告尼克松,“在任何情况下,总统回应宴会敬酒时,都不能喝酒杯里的东西。”这么说,倒不是老外不懂中国的敬酒礼仪,而是担心“又菜又爱喝”的尼克松在重要的场合喝醉。不过,周总理在祝酒时,端着酒杯来到尼克松身边,邀请他一起干杯,尼克松无视美国先遣组的警告,喝了一口,这为中美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德力的老家美国,你会发现吃饭的时候很少喝烈酒,而是选择葡萄酒、啤酒之类度数较低的酒来佐餐。而且一场酒宴,一般都是生意做完了以后,再去喝庆功酒。要喝高度烈酒,往往是在酒吧,而且美国人觉得真要喝醉了,是一件特别失态的事情,而且还很危险,所以他们才会担心尼克松喝得太多。

所以德力一开始虽然已经学会了品鉴白酒,但是在酒文化上也很难融入,他总是觉得自己在宴席中无法真正欣赏白酒。他当时觉得,“将白酒与那些令人生畏的宴会场合分离开,似乎是解开白酒谜团的理想方法”。直到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酒要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当中品鉴,才能尝出独特风味。

说到这里,逃不开要说说中国的酒桌文化。作者在中国参加了无数的酒宴,对中国酒的认知也越来越深,但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在中国酒最早诞生的地方,河南。德力在河南的行程完全是由热情好客的本地人主导的,也让他更加深刻地体验了中国酒桌的独特。

比方说,中国酒桌是圆形的,在西方这往往象征平等,比如亚瑟王跟自己的骑士就是用圆桌表示身份平等。而在中国,儒家对喝酒时要注重尊卑次序的教诲绵延数千年,如果讲究起来,酒桌上的每一个座位都对应了身份等级。作者在河南观察出来的规律,和我自己在山东的经验完全一致,也就是距离门最远的座位是上座,离这个位置距离越远,重要程度越低。在他的理解中,上座也是观察人员进出最佳位置的座位,所以最为尊贵。

有趣的是,他在华南学到的酒桌文化却不适用于河南,他发现河南的酒桌“不太公平”。在酒席上,主人家的母亲先将他的茶杯倒满酒,请他喝,却没给自己的杯里倒酒,德力虽然有些困惑,但也一口干了。如此反复几次,他发现阿姨一口都没喝,他却已经干了好几杯。按照他在华南学的规矩,喝酒应该是你要别人喝,自己也得喝。他跟河南叔叔抱怨这样下去他们都得喝得烂醉,而主人家却不用。叔叔介绍说,在河南,如果主人端起酒杯,意思是让大家喝,自己不一定喝。这是因为以前物质匮乏,酒是宝贝,都是为了招待客人才拿出来,所以主人为了尽地主之谊,就用这种方法让客人多享受几杯。

作者没有意识到的是,这里的“公平之争”,反映出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传统儒家思想不讲究人人平等,而是讲究尊卑有序,不同位置的人要得到相匹配的待遇,这在中国乡土文化中一直留存下来,费孝通后来总结的“差序格局”,就是这种文化思维的体现。而在酒桌上,让客人先享受好东西,多喝几杯好酒,正是根植于儒家文化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对客人表示尊敬。而在南方,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和与西方文化的更早接触,接受了另一种对客人表示尊敬的方法,也就是“平等”,和更传统的中原酒桌形成了区别。德力感慨:“这便是中原留给我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切由此开启。河流会干涸,山峰会变成尘土,人与传统则会永存。”

不过,中国的酒也不仅在宴席上用来互相尊敬,还可以是用来调养身体的“药酒”。传统中国文化讲究“药食同源”,酒作为一种常见饮品,当然也可以用来“养生”,《汉书·食货志》就称药酒为“百药之长”。

德力对此也有一些深刻体验,比如他在福建品鉴的一种传统黄酒,发酵用的酒曲包含了32种草药,酿出的酒色不是黄色,而是红色,他说喝起来“会让人想到西方的雪利酒,口感轻盈”。但他也受到了冲击,比如他在华南地区见到的“药酒”。他形容当时的场面,“每层架子的陈列所体现出的怪诞都不一样:只能辨别出部分的动植物,草药、香料以及混有两者的碎渣,完整的动物(爬行类、哺乳类和甲壳类)——动物早已发白的眼球凝固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其中最让他困惑的,要数泡着动物生殖器的药酒,但他硬着头皮尝试了“鹿鞭酒”,按他的描述,“味道丰富,充满糖浆般稠厚的肉桂味”。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很多药酒的效果并没有得到科学验证,市面上也缺乏配方标准,有些泡药的基酒是自酿酒,安全风险不低,需要谨慎对待。

总而言之,如今的中国酒文化,仍然体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品味中国酒,品的不仅是地方风土在发酵中的风味,也是在不同文化中的风味。

结语:中国酒如何走出国门?

最后,我们也来讲讲作者如何看待海外对中国酒的认知,又如何帮助中国酒走出去。

前面说过,中国酒在海外知名度、认可度都不高。但作者发现,这并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初,西方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一次白酒热。当时的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商贸口岸,也就是在那里,欧洲水手第一次尝到了一种叫做“三烧”的饮料,所谓三烧,起初指的是三清烧,一种经过三次蒸馏的米酿白酒,但是后来这个词被英国人用来泛指所有以中国工艺生产的烈酒。1836年,有英国人记载三烧在中国港口随处可见,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水手沉迷于这种烈酒。作者发现,“从有关三烧的各种记述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不仅觉得这种酒很有吸引力,而且为了这种酒,饮酒者不惜冒着受致命伤、被偷窃和军事审判的风险。”讽刺的是,在1839年,因为英国商船上的水手酗酒闹事,造成当地村民大规模斗殴,一名村民重伤去世,进一步导致林则徐宣布中断中英交易,驱逐英国人,触发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历史记载来看,让英国水手闹事的酒,很可能就是三烧白酒。

到了后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的一切在西方人眼中都成了野蛮和落后的象征。特别是当时美国流传“黄祸论”,掀起了大规模排华运动,他们一边认可中餐的美味,一边贬低中餐的品质,说里面掺了老鼠肉,还有“让人上瘾的药”,是肮脏、廉价的低等饮食。

这种偏见流毒太深,直到2015年,作者还能在《纽约时报》一篇关于白酒的文章的评论区中,看到有人把白酒比作飞机燃料、煤油、卸甲水、下水道清洁剂和垃圾堆流出的咸水等等。德力严厉地反驳说:“认为中国人故意生产和消费一种令自己厌恶的饮料,是荒谬的,也是自视优越的。这种观点是在假定中国的酒厂不是无能就是恶意,认为中国的饮酒者要么太过固执,要么太过愚蠢,不敢尝试其他酒饮。”

他指出,这种对中国酒的评价是“在一种文化真空的环境中”做出的判断,对中国酒过于苛刻,所以中国酒要走出去,就要填补这种文化真空。比如,要发明一套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酒的味道。中国本土虽然有香型的分类,比如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和米香型四种主要香型,但这些名称意义不够直观,也很难翻译。

作者就亲自参与了一套中式品酒语言的创造。他形容茅台的味道有“发酵的豆子,野蘑菇,苦味草药,烤坚果”,浓香型白酒“带有热带水果、白胡椒和八角的香气”,而清香型白酒“有炙烤香草、菊花和松针的气息”。他强调,这些味道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是在陈醋拌面、水煮牛肉、酸汤泡菜的饮食环境中出现的,对没有接触过“药食同源”的中国酒桌的品酒者来说,这种风味可能过于复杂。在他后来的推广团队中,他试图创造一种稳定的品酒话语,用西方人更熟悉的东西来描述味道,比如用老抽酱油形容茅台的咸鲜味,用奇异果和菠萝代替火龙果和荔枝,而英国的伍斯特辣酱油可以用来替代描述豆豉香味。

作者相信,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排华偏见的经济基础也会慢慢消退,而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文化翻译和交流的进程中来,因为“既然判断一个社会的依据可以是看它对待最弱势群体的方式,那么判断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也必须看它如何回应其他文化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不是在“抢救”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是西方需要克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妄自尊大,而中国酒恰好是双方互相理解的一把钥匙。

《醉在中国》读书心得:本书融合历史与亲历,展现中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海外传播挑战。作者以外国人之眼,探索中国酒之魅力,反思酒文化误解,提出文化推广新思,促进中西文化理解与共鸣。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读书笔记

admin阅读(2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它的作者,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王炳文老师。

听书名你就知道,咱今天要来聊的是咱们的老熟人,杜甫。

关于杜甫,我想我们能想到的东西应该是比较一致的,比如那些沉郁顿挫的诗歌啦,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啦,那张苦大仇深的脸啦。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IP,杜甫老先生的形象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了。用作者的话说,人家杜甫是被高度文学化了的。他的人设是鲜明的,他是诗圣,是在他的领域里封圣的人。

所以,历史上关于杜甫的材料是非常之多的,而且这些材料基本上也都指向了他的这个人设。书中说,“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杜甫,必然不能只有这么一面。

至少,杜甫总不能一直苦大仇深吧,杜甫在生活中的角色也不可能只是诗人吧,而且,杜甫肯定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位老先生吧。人设遮掩了太多的真实。就像作者所说的,杜甫他在诗圣之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唐朝的人。

一个具体的人,是会面临很多具体的、琐碎的而且很俗的问题的。

就比如说,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有职场焦虑、年龄焦虑和金钱焦虑,那咱是不是也可以试问一下,杜甫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焦虑呢?还有,杜甫在长安和洛阳待了很长的时间,那他需不需要面临如何在大城市生存和立足的问题呢?他需不需要去应付一些人情往来,需不需要去搭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

再有,今天我们爱讲时代的风口,讲人生的机遇,那杜甫有遇到过时代的风口吗?如果有,他是踩中了,还是错过了呢?

此外,我们今天还会聊原生家庭,那么,杜甫的原生家庭给予了杜甫什么呢?又让他背负上了什么呢?他的家人爱他吗?他会拼爹吗?

你看,从一个具体的人的角度思考,我们可以问出很多有趣的问题。而咱今天要讲的这本《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就是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讲述杜甫的。

这本书讲的是杜甫人生的前半程,一直讲到安史之乱爆发为止。这段时间,于唐朝而言,是一段流光溢彩的盛世岁月;于杜甫而言,则是属于他人生的“盛世”,那会儿他还没有经历那场可怕的浩劫,他少年心气很重,他还抱有很多理想化的期待。

所以,今天这期听书,咱们要聊的,正是杜甫在变成我们所熟知的那位老先生之前,作为具体的人,他那复杂而又世俗的生活状态。

当然,咱今天聊的,除了杜甫之外,还有大唐盛世。作者说,盛唐其实也是一个被构建的观念。至于盛唐的真实触感如何,也许我们能从杜甫的经历当中找到答案。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杜甫的世界吧。

杜家一路迁徙的秘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杜甫是哪里人?

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毕竟,是哪儿的人,在哪长大,用我们现在的话讲,这件事儿关乎杜甫人生的起跑点。

那么,杜甫人生的起跑点在哪儿呢?《旧唐书》中说,杜甫“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这乍一听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从一个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但是,作者告诉我们,《旧唐书》的这个说法,仅仅是对杜家7世纪居住状态的一种局部描述。换句话说,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和片面了。

如果以公元6世纪到8世纪这大约300年的长时段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杜家其实是一直在往更加中心的城市迁徙的。

大概在北周以及之后的隋代,也就是公元6世纪,杜家逐渐从襄阳往北迁徙。到了公元7世纪,也就是隋朝末年到武则天当皇帝的武周中后期,杜家的家族主体就已经转移到了黄河两岸的怀州和洛阳。书中说,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以及杜甫的老爸杜闲,都应该算是地道的洛阳人。

不过,这还没完。从武周后期开始,杜家又开始逐渐向长安迁徙。在杜审言这一代,杜家就已经在长安搞定了房子的问题;而到了杜闲这一代,杜家就已经在长安有田了。

书中总结说:“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

所以,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开始,杜家对外自称始终都是京兆府人氏,即所谓“京兆杜氏”。

作者说,“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矜耀与重视。只不过,这样的一种心态,被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郡望外衣。

杜爷爷和杜爸爸

当然,祖辈父辈们留给杜甫的,可远不止一个京师居民的身份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来聊聊杜甫的家族中,对杜甫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位人物——他的爷爷杜审言,以及他的老爸杜闲。

咱先来看杜审言。

应该说,杜审言是个考运不错的人。他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不过,此后多年,他一直迁转于中下层文官的行列,是典型的有考运,没官运。

52岁那年,杜审言好不容易升到了洛阳县丞,事业上终于有了些起色。但很快,他就被贬官外放了。更为不幸的是,杜审言在外地遭到了政敌的陷害。结果,他那年少气盛的二儿子杜并直接拿了把刀就跑去把那位政敌给杀了,随后,杜并被对方的卫兵当场砍死;杜审言因此被免了官,回到洛阳接受调查。

也就是说,杜审言不仅丢掉了工作,还失去了一个宝贝儿子。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杜审言的日子是灰暗的。

但是,命运有时候就爱跟人开玩笑。它先把你打入低谷,随后又把你推向高峰。

在蛰伏了两年多之后,杜审言获得了面见武则天的机会。随后,他重新出山,担任了著作佐郎一职。这是一个从六品上的官职,级别上比之前的洛阳县丞要高上不少,而且很清闲,远离朝堂纷争,平日里的工作内容就是撰写官方的墓志、祝文和祭文。

随后几年,杜审言先后在尚书省、国子监任职。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杜审言入选了首批修文馆学士。值得一提的是,能够入选修文馆学士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真正活跃在一线的文学名家。

再之后,杜审言就去世了。他死后获赠的官职是著作郎。这是个从五品上的官职,也就是说,在这最后一刻,杜审言至少在名分上进入了五品以上中高层文官的行列。

可以说,在人生的最后五六年,杜审言赶上了很多“末班车”。也恰好是这五六年的经历,使得长期仕途不顺的杜审言能够在最后的时刻给杜家后辈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遗产。这份政治遗产,就是人脉。

书中说,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杜审言除了保持跟崔融等老友的交往之外,还结识了李邕、崔尚、王翰等文学后进,并对他们多有提携。在修文馆任职的半年,他跟宋之问、武平一等人的友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在杜审言去世之后,杜闲等杜家后人的人际交往范围基本上沿袭了杜审言晚年的交游圈层。在李邕等人的引荐下,杜闲成功进入了文学派的圈子。所谓文学派,指的是当时朝堂上的一个政治派别。换句话说,杜闲跟谁玩到一块去,其实也代表着杜闲在政治上站的哪一边。

总的来讲,杜闲的交游对象和政治立场,跟当年的杜审言并无二致。而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直接影响了后来杜甫的人生轨迹。

杜甫的亲戚都有多厉害?

当然,除了那些同事、朋友和师生关系外,于杜家而言,还有一种容易被我们忽视但实际上更为基础的关系,那就是亲戚关系。

事实上,从出生开始,杜甫就跟他的亲戚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贯穿了杜甫的整个人生。

杜甫的父亲杜闲是在32岁的时候才结的婚,结婚第二年生的杜甫。按照古人的标准,这肯定算是晚婚晚育。

杜甫的妈妈姓崔,是一位大有来头的女子。首先,她是李唐宗室的后代,她爸是舒王李元名的外孙,她妈是纪王李慎的孙女。这么算的话,杜甫其实是李世民的弟弟的外孙的外孙,同时也是李世民的儿子的外孙女的外孙。其次,她的家族属博陵崔氏。博陵崔氏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世家大族,也因为有这层关系,杜甫在成长的过程中多次获得来自崔家诸位舅舅的照顾与帮助。

对了,这里说的舅舅都不是杜甫的亲舅。杜甫的妈妈没有兄弟,目前能确知的只有一位姐姐,也就是杜甫的大姨。这位大姨嫁给了荥阳郑氏的郑九辨,在生下4个儿子之后就早早地过世了。作者推断说,杜甫的妈妈在郑家四兄弟的成长过程当中应当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的。因此,等到杜甫出生之后,郑家对杜甫也是多有关照。

杜甫的大表哥郑宏之的年纪比杜甫大上不少,而且在仕途上走得十分顺遂。在杜甫20多岁的时候,郑宏之就已经官至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守夏州刺史、上柱国了。在退休之前,郑宏之做到了从三品的高官,而这会儿杜甫也就30岁左右。

杜甫的表侄郑遵意和杜甫同龄,在安禄山执掌全国马政的时候,郑遵意正好就是群牧系统的实际管理者。所以,杜甫本人虽然是仕途不顺,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朝廷里正在发生的事儿。书中说,从这位表侄郑遵意这里,杜甫估计就能听到不少有关安禄山的八卦。

此外,杜甫家里还有五个姑姑,她们婚配的对象分别是钜鹿魏氏、河东裴氏、范阳卢氏、京兆王氏和会稽贺氏。这也都是一些世家大族。其中,跟杜甫家最亲的,是他那位嫁给河东裴氏的二姑。

杜甫出生不久后,他的妈妈就去世了。此时,他二姑也刚生完孩子。于是,杜甫就被送到二姑家寄养了。书中说,这大概是因为杜甫还需哺乳,而此时刚生完小孩的二姑正好在哺乳期。

杜甫的二姑父名叫裴荣期,也是一位晚婚晚育选手,结婚的时候已经39岁。他们裴家在唐代属于跟博陵崔氏一个级别的一等高门,唐代的第一位宰相裴寂就是出自河东裴氏。

杜甫刚到裴家时,正好是裴家比较困难的时候。二姑父裴荣期当时还是低级文官,正处于为家庭全力打拼的阶段。所以二姑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小孩是非常不容易的。更麻烦的是,不久之后,杜甫和裴家小孩同时得了重病。有个巫师说,这俩孩子得分开照顾,放东南角那个更可能活下来。于是,二姑把杜甫放在了东南角。结果,也许是巧合,杜甫真的活了下来,裴家小孩却不幸夭折。

也正因如此,杜甫这辈子都对这位二姑怀有由衷的敬意。

好,听完了前面这些,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自己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杜甫家这些关系盘根错节的也太复杂了吧。

但事实上,现实中杜家的关系要比咱前面说的这些还要复杂,因为关系是会不断生长的。

举个例子,杜甫有个忘年交,名字叫郑虔。那他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首先,咱前面说过,杜审言有个同事兼好友叫武平一,而这位郑虔是武平一的门生。因此,作者推断说,郑虔跟杜闲结识,应该是由武平一牵的线。此后,杜闲娶了崔家的女子,而我们前面说了,杜甫的大姨嫁到了郑家,这样一来,杜闲和郑家的郑九辨就成了连襟。由于郑虔和郑九辨同属荥阳郑氏,这样一来,杜闲和郑虔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化。最后,杜甫跟郑虔结识,这其实是杜甫对父辈往来的延续和深化。

你看,杜家的关系就是这么不断生长,并且作用于杜甫的身上的。

文坛大佬为何想见小杜甫?

咱前面聊了这么多,似乎都没有怎么直接讲杜甫。但实际上,我们理解杜甫,除了要看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历程之外,还需要看到他背后这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再去看杜甫早年经历当中的一些故事,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杜甫出生于公元712年,同年,李隆基接受睿宗的禅让即皇帝位。也就是说,杜甫是个和玄宗朝“同龄”的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唐朝正处于一个被后世称为“盛唐”的阶段。

在杜甫的孩提时代,杜家所在的文学派正好是受到压制的。但此时的杜甫年纪还小,也不会去掺和大人们的那些事情。他的父亲刚入职场不久,正在努力地经营杜审言留下的关系,并且极力争取向上社交的机会。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杜审言已经不在了,这些人脉虽然算是杜审言留下的资源,但也都需要杜闲花大精力去建立新的联结。

杜甫晚年回忆中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杜闲努力向上社交争取来的结果。当然,不管是岐王李范,还是玄宗宠臣崔九,也就是崔涤,都不太可能把杜甫父子奉为上宾。说白了,当时的杜甫父子顶多就是得到了参加宴会的资格。书中说,杜闲此时应该只能叨陪末座,也就是过来见见世面露露脸,属于宴会当中的路人甲。

到了开元十三年,杜甫14岁了。他从7岁开始写诗,到这会儿已经写了7年诗,并且开始崭露头角。在杜甫看来,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他后来颇为得意地回忆道:“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王翰都是当时的文坛名流,他们年纪也都得四五十岁了,但他们居然会主动想要跟这位小杜甫见上一面。

但是,作者提醒我们,了解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背后还有杜闲的面子。此时杜闲带着小杜甫到处见人,在杜甫眼中这叫“初游翰墨场”,是很理想化的。但在杜闲眼中,这背后恐怕还有更加现实的考量,这是他重建人脉活动的一部分。

这一年,文学派已经熬过了低谷期,全面恢复元气,甚至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杜闲在洛阳与老朋友崔尚、王翰、李邕重聚,并且由此认识了张九龄等人。崔尚,这位20多年前受到过杜审言提携教诲的年轻人,此时已经官至从五品上的著作郎。见到杜老前辈的这位可爱孙子,崔尚忍不住夸奖道,这小孩有班固、扬雄之才。书中说,这一切都对小杜甫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与鼓舞。

不过,朝堂上的形势风云突变。开元十三年之后,文学派就迅速地走了下坡路。有些人运气比较好,他们年纪稍长几岁,可以在文学派的这一波高潮当中获取出身,开启仕途。但很可惜,杜甫生晚了几年。他看到了这年的盛况,但这些繁华却与他无关。几年后,当他要开始谋求官职的时候,时代的风向已经变了。此时的杜甫,注定要踏上一条更艰难的求职道路。

那些“到处浪”的日子

17岁那年,杜甫踏上了前往江东的旅程。

杜甫之所以要去江东,是因为此时的他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引荐,以便早日获得乡贡进士的资格。而他杜家的故旧、彼时在文坛享有盛誉的武平一,那会儿正好就在苏州。

当然,杜甫这次去江东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探访亲戚。杜甫的三叔杜登曾担任湖州武康县的县尉,五姑父贺㧑曾担任苏州常熟县的主簿。杜家人在江东做官或生活,客观上也为杜甫前往江东创造了条件。

次年,杜甫成功获取了乡贡资格,并且参加了进士考试。但很遗憾,杜甫落榜了。

不过,落榜这事儿似乎没有很影响杜甫的心情。在科举失利之后,杜甫很快开启了一段后来被他称为“快意八九年”的逍遥岁月。

表面上看,杜甫好像直接摆烂了。他不好好备考,不焦虑找工作的事儿,就这么漫无目的地“浪”了好多年。

但作者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杜甫是生活在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在这张网络当中,他是有他的角色跟定位的。

而且,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要是杜甫真的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外头游荡,那他的钱从哪里来?他家里会允许他这么干吗?要知道,杜甫可是家里的长子。

所以,书中说,“要想还原杜甫开元十八年以后十年的生活,关键的线索仍然在于他的父亲杜闲”。

在作者看来,虽然表面上看,这十年间杜甫行踪不定,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自己到处瞎“浪”。在这段时间里,杜甫主要都跟在杜闲的身边,杜闲官做到哪,杜甫就跟到哪。

作者推测说,杜甫在长安参加考试那会儿,杜闲应该刚好就在奉天县担任县令。所以,杜甫考完试不久就跑去奉天县跟随他爸了。到了后来,杜闲的官职几经变动,最后当到了兖州司马。于是,杜甫就跟着老爸来到了东边。值得注意的是,兖州司马是个从四品下的官职。这就意味着,杜甫的老爸杜闲此时已经进入了高层文官的行列。

书中说,在这所谓“快意八九年”的这段时间里,杜甫真正放纵游玩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更多时候,他是跟着杜闲,依托杜家旧有的交往结识名流,拓展人脉,以此来初步建立自己的人际圈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杜甫也确实交到了一些对他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朋友,比如说高适。

不过,美好的时光总是有限的。开元二十七年,杜闲病死在了任上,杜甫突然发现他的世界完全变了一个样。

再也没有一个高官老爸可以庇护他了。从今往后,大龄待业青年杜甫要开始独自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了,而且,因为他是杜闲的长子,所以,现在的他,也是杜家的家长了。

生活不易,杜甫叹气

开元二十九年,杜闲丧期已满,此时,杜家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分家。有的家人搬走了,而作为第三代长子的杜甫,成了偃师老宅事实上的家长。次年,杜甫的二姑病逝,杜甫前去洛阳处理二姑的丧事。

在办完二姑的丧事之后,杜甫留在了洛阳。之所以要留在洛阳,是因为杜甫要靠自己去结交显贵了。毕竟,老爸已经去世了,再也没有谁可以像杜闲那样来带他了。除此之外,杜甫还得承担分家之后的各种生计俗务,他得谋生了。

书中说,此时杜甫在洛阳拜会显贵,虽然还能借助老爸乃至爷爷的人脉,但已经褪去了开元十三年杜闲庇护下的虚假光环。在这个过程当中,杜甫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这让他感到非常地失落与挫败。

在即将离开洛阳的时候,杜甫认识了李白。他告诉李白,自己在洛阳的这段时间待得并不开心,他不喜欢这里的酒桌与人情。

确实,待在洛阳的这两年,杜甫的处境并不乐观。老爸去世了,二姑父裴荣期和大表哥郑宏之也日渐年迈,而在这段时间里,杜家的世交武平一、崔尚等人也相继离世。

在书中,作者是这么总结杜甫此时的处境的。书中说:“杜甫眼中的历史图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终制、分家、迁葬等现实的家族事务开始萦绕着他,而干谒显贵、维持交际则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文学派独步天下的时代已然结束,少游翰墨场的荣光成为回忆。在追随文学派入仕这件事上,杜甫起了个大早,却只能去追赶晚集。”

这就是命啊。

杜甫终于上岸了

时间来到了天宝四载,这年杜甫34岁。他前去拜见了杜家的故交李邕,希望能够借李邕荐举入仕。但是,杜甫的运气实在有点背。他刚见完李邕,李邕就卷入了朝中的一桩连环大案,最终因此丧命。好在,杜甫当时没有什么官职,所以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

不久之后,杜甫来到了长安。大概是得到了亲戚们的引介和帮衬,初到长安的杜甫就获得了帮一位郑姓驸马写碑文的机会。对了,这位驸马跟杜甫大姨家的表哥们一样,都是出自荥阳郑氏。

此后,杜甫的处境稍稍好转。郑驸马很欣赏杜甫的才气,便把杜甫推荐给了汝阳王李琎。随后,杜甫成了汝阳王的门客。在当门客这段时间里,杜甫在长安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交游圈,他交游的对象包括了郑虔、岑参等人。也正是在那几年,杜甫在长安娶妻生子。没错,跟老爸一样,杜甫先生也是一位晚婚晚育人士。

天宝九载,汝阳王去世,杜甫开始另谋出路。他向玄宗献上了《三大礼赋》,获得了玄宗的赏识。随后,经过一系列的流程,杜甫通过了考察,他的材料被移交给了吏部,进入了待选的序列。

按理说,此时的杜甫,应该可以算是上岸了。但是,由于此前朝廷选官过多,天宝年间朝廷的人才状态已经呈现出严重的供过于求。所以,杜甫的考察是通过了,但是,想要当官,还得排队。

可以想象,此时的杜甫得有多绝望。书中说,在排队的这段时间里,杜甫变得越来越消沉,他也懒得出去拜会故人了。年纪已经摆在这儿了,当年那些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人当中有的已经身居高位了,而自己呢?

天宝十载的除夕,杜甫在从侄家里守岁。书中说:“众多亲友士人汇聚一堂,宾客盈门……四十载岁月已过,随着明朝新年的到来,他将进入自己的41岁。时光的飞逝与仕途的迷茫,让杜甫在除夕的热闹中分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天宝十一载,杜甫的好兄弟兼难兄难弟高适来到了长安。此时高适已经年过五十,处境并没有比杜甫好多少。来到长安后,高适跟杜甫商量着说要一起去投谒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不过,尴尬的是,高适引起了哥舒翰极大的兴趣,杜甫这边却被哥舒翰给无视了。这真的太尴尬了。

第二年,高适准备前往哥舒翰那儿参加工作,杜甫前去送行。看着高适跨上鞍马随军西行的背影,杜甫的内心是无比的羡慕。此后,高适将迎来自己仕途的大爆发。书中说:“他与杜甫的友谊还将继续,但仕途的差距却已然拉开。”不得不说,这句话真的太扎心了。

当然,杜甫最后还是会上岸的,只不过他还得再多等几年。

天宝十四载,杜甫终于被安排了一个东宫基层文官的官职。你说杜甫高兴吗?好像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但你说不高兴吧,那肯定是假的。毕竟,苦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结果。

杜甫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他说,我这个人爱喝酒,现在,终于能够赚点酒钱了。

结语

好,这本《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就为你介绍到这儿了。

今天这期听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盛唐。杜甫跟玄宗朝同龄,一直到他44岁以前,他都生活在盛唐。所以,聊杜甫的前半生,其实也是在聊盛唐。

借用本书作者王炳文老师的话来说,“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

天宝十四载,杜甫终于可以当官了。在赴任之前,他打算回趟奉先县省亲。到家之后,杜甫发现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第三个儿子饿死了。杜甫悲痛欲绝,他想起了宫廷显贵们的奢靡生活,提笔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差不多同时,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之后,杜甫的好兄弟高适将奔赴前线。

《杜甫历史图景》读书心得:本书揭示杜甫作为普通人的多面生活,从家族迁徙到社会网络,展现其复杂世俗一面。盛唐背景下,杜甫的理想与困境交织,映射出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奋斗。

《宽容与执拗》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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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的《宽容与执拗》。

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有本名著《人类群星闪耀时》,其实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群星闪耀时”,大致在1030年—1060年,短短三十多年间,范仲淹、文彦博、包拯、狄青活跃在朝堂或边疆;柳永、晏殊、欧阳修创作于书案旁;科技领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思想方面,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程颢、程颐兄弟奠基了宋明理学。同时,还有一批优秀青年正在成长,这些名字我们更熟悉: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等等。这三十多年间涌现人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所涉门类之广、产生影响之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再难看到。

1030年—1060年这些巨星同时在华夏星空闪耀,但谁也没想到,这一代人离场后,北宋并没有蒸蒸日上,反而陷入异常激烈的党争,再过半个多世纪北宋就灭亡了。他们并没有任何人做错,这些天才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人人都有极强的使命感,都要把大宋变得更好。问题来了,一群天才降世,怎么把事情搞砸了呢?

分析北宋历史转变的书不少,今天这本《宽容与执拗》视角独特,赵冬梅老师选择司马光当作出发点,观察那个时代。

过去,我们一谈司马光就是史学家,这是一本少见的讲司马光政治生命的传记。其实,司马光是古代士大夫的典型样本,他们的成就从来都不是一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家族历经百年的系统工程。还有,这些人走入职场后要团结谁、远离谁,他们如何分析问题、抓住机会、如何应对变革、回应失败。

借着这本书,我们不仅能看到司马光的真实人格,更能通过像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群体见证宋代剧变出现,看懂这个群体难以摆脱的命运轮回。

1.为什么发家靠三代?

很多人讲司马光,为了制造起伏的效果,会特别提到司马家本是平民,但祖孙三代人通过科举考试改换了门庭,实现阶层跃迁,然后感叹北宋是个好时代,寒门终于可以出贵子了,只要你会读书就能活得很好。

事实上,即使在宋代,要出人头地一个人单打独斗肯定不行。因为科举是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必须整个家族几代人分工合作,除了“勤学苦读好儿郎”,有个角色更重要,这就是善于经营家产、甘于奉献,能够为读书郎提供物质保障的人。司马光有那么高的历史地位,九百年后的我们仍然熟知他,正是司马家族齐心协力近一百年接力托举的。

司马光追溯到三代以前,只是陕州夏县涑水乡的一个平民家庭,虽然不算穷,但仍然是底层。祖父司马炫是第一个中进士做官的人,当了县令,下层官员。第二代是父亲司马池,也是进士,勤勤恳恳在很多地方做官,临死前摸到了高级官员的门槛。第三代就是司马光,官至宰相、名垂青史。

祖孙三代接力拼搏,看得人热血沸腾,但这只是司马家崛起的明线,背后还有条暗线。

按照司马光的记载,他们家“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几代人住在一起没分家。这个大家族之中,祖父、父亲和自己,都是会念书能考试的好儿郎,同时,家族里每一代都有能干又顾全大局的当家人。

比如父亲司马池家族排行老三,他和堂兄司马浩选择读书,当起了“撒手掌柜”,一心备考。管家的重担落到了老二司马沂身上。

司马家从事农业、畜牧业,靠农业养家,必须吃得了苦、受得起累。司马沂比司马浩小七岁,只比司马池大四岁。同为司马家子弟,哥哥和弟弟都在念书,风吹不着,日晒不着,而自己却要在庄稼地里面朝土、背朝天,忍受风吹日晒。结果司马沂活了32岁就累死了。

这时怎么办呢?需要有人牺牲接过司马沂的担子。这个人是大哥司马浩。二弟过世了,没人料理家业,尽管你爱读书,也得放弃前程。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尽心竭力、公平无私,司马浩晚年经常拍着胸脯夸耀自己有两大贡献,第一是供弟弟司马池考了进士、当了官;第二是告慰了英年早逝的二弟在天之灵,把二弟的儿子司马里也培养成了进士。

中国人常说,发家至少要三代。一人科举背后是家族的系统工程,这才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真实景象。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讲司马光家族史,不仅是为你澄清科举改变命运的真实情况,也是做个铺垫,司马光是被家族托举起来的,他的一生与亲人朋友联系密切,这导致他本能地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一点塑造了他为人从政的理念,能帮我们解开很多司马光的谜题。

2.“官二代”的身份给了司马光什么?

司马光一生有两个人深刻影响了他。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司马池。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涑水人,今天山西夏县人,但他在涑水老家的日子寥寥无几,因为父亲在全国各地做官,7岁前,司马光跟随父亲,到过今天河南光山县、安徽寿县、四川遂宁。7到12岁,司马光先到洛阳,后到开封,在宋朝最繁华的城市里长成了翩翩少年。12岁之后,他又随父亲到过今天陕西铜川、四川广元、陕西宝鸡。又过几年,司马光重返都城开封,一直生活到20岁考中进士。

从呱呱坠地到金榜题名,正式进入社会前司马光竟然在八个地方生活过,古代人员流动非常困难,但司马光是官二代,他一出生就有开阔的平台,他住的是官衙,吃的是父亲的俸禄,从记事起听见的、看见的,也都是官场里的人和事。官场是司马光成长的主要环境。

可能是环境熏陶,也可能是天性使然,司马光从小就展示了做一位优秀士大夫的良好潜质。宋代有个规矩,客人来了,家中男孩要出来拜见,拜见之后,还要乖乖地站在父亲身边一起陪客人。年龄大些还好说,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是淘气的时候,但司马光却恭恭敬敬地在一旁伺候,认认真真听大人讲话。这很了不得,懂不懂礼貌倒是次要,站在一旁不烦躁甚至有兴趣,说明他能听得懂大家的交谈。

司马池有个同僚叫庞籍,请注意庞籍这个人,一会儿我们会反复提到。庞籍就觉得司马光这个小孩真不错,心思细腻,就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每次拜访司马池都会抚摸着司马光的发髻关心他的学习。后来还有个官员叫张存,第一次看到司马光,还没问生辰八字,就决定把三女儿许配给司马光为妻。跟同时代大多数人相比,司马光完全赢在了起跑线上。

“赢在了起跑线”这不是一句比喻,在做官的跑道上,司马光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司马光20岁考中进士,排名第六。他这一届有310人中了进士,接下来这些人要在朝廷实习。排名第一的获得了将作监丞的职务,在宋代文官中位列第二十七级;第二、第三名获得第二十八级的职务;第四名获得第三十三级的职务,而第六名司马光获得第二十九级的职务。

第六名的官阶比第四名高,而且高了不少,宋代三十级以上的官是中上层,三十一级以下就是下层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三十级这个坎。司马光刚进官场赛道,身不动、膀不摇,直接就赢在了起跑线,而且赢得这么明目张胆。

第四名那位有怨言吗?有也没办法,因为符合规则。宋代有个制度叫“恩荫”,“恩”是皇帝的恩典,“荫”是父祖的庇护。司马光考进士的时候,父亲司马池已经爬入宋朝高层,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但还得夸一下司马光,照理他不用考试了,但他把“恩荫”的机会让给了堂兄。前面说过,司马家族是个大系统,每一代总有人做出牺牲,如果谁在官场发达了,当然必须得分好处给同族人。

司马光选择了考试,真刀真枪在考场里厮杀,中了进士找实习,占个不错岗位,咱还有什么话说呢?从朝廷负责安排实习生的官员角度看,同事的儿子这么优秀、这么明事理,安排个差不多的实习岗位,也符合朝廷规则,这点眼力见儿是有的。

3.为什么“爹宝男”司马光受人尊敬?

司马光20岁正式参加工作,但挺有趣,他一直黏着父亲,他被分配到华州工作,父亲在同州工作,司马光就频频“因公出差”到同州去拜见父母。后来父亲奉调出任杭州知州,司马光又申请调到苏州,但他也不常在苏州任上,而是大把的时间陪侍在父母身旁。

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已经参加工作,却总腻在父母身边,今天看来实在奇怪。但在宋代,得好好表扬,司马光放弃升迁,主动请求追随父母,这是在践行孝道,朝廷批准了,周围人也频频竖起大拇指。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们从一个人成长看,从小到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优点是能获得父亲直接指导,不用走太多弯路,不会遇到太多挫折,可以保持诚实自然的本性,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他缺失了人情世故的真实历练。我们的身边或许也会有这样的人,所谓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善良但脆弱,他们不太会走极端但是也欠缺锋芒。

4.比父亲更爱司马光的人是谁?

司马光20岁当官,后来双亲接连离世,他在家守孝四年半。等他脱下丧服,已经26岁了。

按照很多剧本,这个时候主角要独立了,甚至走向逆反,比如万历皇帝,张居正活着的时候那叫一个乖巧,师生之间情意浓浓,张居正一死,又是抄家、又是刨坟。走出父亲羽翼的司马光,会干点什么呢?

答案是,走进另一个人的羽翼下。司马光复出后被安排去滑州工作,也就是今天河南安阳的滑县。但他既没去滑州上任,也没去都城开封的人事部门报到,而是跑去遥远的延州,今天的陕北延安,他要去见一个叫庞籍的官员。

这个人还记得吗?他是司马光父亲的老朋友,司马光小的时候,庞籍就非常喜欢他。你可能会觉得,父亲过世后拜访一下父亲旧友,希望多多关照,人之常情。

但庞籍很不一样,司马光的一生无论性格养成还是行为方式,有两人影响最深,父亲影响了他前二十多年,接下来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庞籍一直都是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

庞籍后来调入中央担任枢密副使,升迁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推荐司马光参加“馆职”的资格考试。

馆职,简单通俗但未必准确地说,就是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这可不是养老的闲差,在宋朝,馆职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古代的国家图书馆就是皇帝自己的书馆,皇帝来看书,看得入迷,午饭、晚饭就得在这里解决。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总得伺候。而且,在这里吃饭不像朝堂宴饮那么严肃,就跟领导爱打乒乓球,打累了在球厅吃饭一样,大家都是球友,什么身份高低、年岁差别统统抛开,很容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打成一片。一样的道理,能够在馆阁工作,就有机会跟皇帝吃饭,一起聊聊圣贤之道,如果能跟皇帝聊得投机,就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了。

庞籍是有儿子的,跟司马光年龄相仿,但庞籍放着亲儿子不推荐,一到中央先提名司马光,两三年司马光就晋级为“升朝官”。宋朝的文官分为三大层,第一层是幕职州县官,下层;第二层是京官,中层;第三层是升朝官,高层。同层内部上下级之间提升相对容易,比较困难的是“跃层”。父亲司马池熬了十七年才到中层,而庞籍带着司马光没几年直接从中层飞到了高层。这时司马光刚三十出头。

都说同享福容易,共患难才见真情。后来庞籍因为政敌陷害,被贬到河东路,也就是山西中北部一带,在北宋这里是宋、辽、西夏三国交界处。司马光也跟着庞籍一同来到北方。

这里有个麻烦事,宋夏接壤处有块“屈野河西地”本属于宋朝,但长期荒芜,西夏百姓看没人管,自己种起来了,慢慢变成西夏事实占有的土地。土地被蚕食,对宋朝来说是损失,但两国和平更难得,不至于因为这一小块地,打响两国战争。

庞籍来到河东路,想着怎么在不挑起战端的前提之下,把这块地拿回来。他就派司马光先行视察,也不知道司马光是不是使命感爆棚,他跟边境守军一通慷慨陈词,想着怎么把这块地拿回来。随后司马光兴冲冲回去跟庞籍复命,没想到边境守军脑子一热,擅自出动跟西夏打起来了,丢人的是结果还打败了。

冲突不大,但好处没占到,理也没占到,上纲上线地说是宋朝主动破坏两国和平,朝廷得知这件事极为震怒,立刻派出专家调查组北上河东路。

我们不能说司马光是主犯,但他跟这件事情绝对脱不了干系,结果是什么呢?庞籍向朝廷申请,把司马光调回了首都开封。后来,庞籍在内所有相关人员都被处罚,只有司马光安然无恙回到开封。感动吧,庞籍是有意在危险到来前,把司马光送回安全地界,然后自己承担了一切。

回顾一下司马光的人生,前20年,父亲给了他优质教育、丰富阅历,更给了他好出身,一进官场就能从中层起步。之后的十几年,父亲曾给过他什么,庞籍就能给什么,而且更多,哪怕在最后一刻舍弃名节也要呵护司马光一尘不染。

这个场景令人动容,但我们为司马光捏一把汗,40岁,一个人的性格已然定型,但他做官20年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职场打击。以后独立生存,会遇到什么呢?

5.为什么司马光要批评宋仁宗?

司马光最初当的是礼官,礼官最常处理的事务与丧葬有关。有一年,一位叫夏竦的官员去世了,皇帝宋仁宗非常伤心,不仅因为他是朝廷重臣,更因为他是仁宗的启蒙老师,于是仁宗希望给夏竦“文正”的谥号。

司马光立刻站出来坚决反对,文正可是古代最高等级的谥号,在唐代像魏征这样的人才配享,夏竦只是皇帝的老师,担不起这个谥号。仁宗犹豫了,毕竟确定谥号是国家大事。

司马光所在部门给的谥号是“文献”,虽然比不上“文正”,但也在谥号行列中排名前五。但这时有人提醒“文献”不合适,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高祖父就是这个谥号,要重新拟,在这个时候,仁宗动了私心,他想绕过程序特事特办,就给心爱的老师“文正”那个谥号。

司马光生气了,直言不讳宋仁宗这么做是私心作祟,完全没给领导面子。宋仁宗脾气是真好,低声下气开始求司马光,能不能松松口。司马光来劲儿了,皇帝向我求教,那我得说道说道了,然后和另外一位同事给皇帝上书,讲起了课。最终,不仅“文正”的谥号没了,连排名第五的“文献”也没保住,宋仁宗的启蒙老师只获得了排名第十三的“文庄”。

看起来,司马光阻击皇帝褒奖老师的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这是在玩火啊。第一次上奏反对,是履行工作职责,接二连三找领导的茬,甚至伙同别人教育领导,根本不像一个从政多年的人应该做出的事情。这样的事,其实频繁在司马光的工作中上演。

司马光坚持道德原则有错吗?当然没错。但现实复杂,不可能有绝对的非黑即白,在抽象的黑白、善恶、美丑之间,总有深深浅浅的“灰色地带”。一个政治家要想让理想照进现实,首先要认识这些“灰色地带”,然后掌握与“灰色地带”相处的艺术。在现实政治中,司马光这个对“灰色地带”根本不屑的纯粹理想主义者,不仅自己危险,他的组织同样危险。

6.司马光真是被变法派逼走的?

司马光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作为变法反对派代表,被排挤出朝廷后编纂《资治通鉴》。听起来感觉是无辜的司马光被一帮凶恶的变法派欺负了,但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

很多人会把变法粗暴地分为变法派和反对派,其实宋朝面临财政困境要改革,这是共识、常识。王安石与别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解决方案。大多数人提出的方案是“节流”,省着花。王安石的核心则是“开源”,向富人下手,由朝廷出面,直接接管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把持经营的事业。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回想一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大家族,和家人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他是“官二代”,靠着像庞籍这样的前辈提携教导,和官员有密切联系。司马光觉得,本朝需要改革,但改革不是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他就利用经筵机会,也就是让皇帝“每天听本书”的时候,苦口婆心地劝说:“天下就像是个大房子,有破败的地方就要修,但房子本身没有大毛病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现在要硬生生拆了没大毛病的老房子盖新的,只怕这新房子连遮风避雨都做不到!”

司马光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宋神宗最初并不希望司马光离开朝廷。变法刚开始,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地位仅次于正副宰相和枢密使。他的心里有一盘大棋,一方面让王安石执政,推行变法,另一方面让司马光加入高层,加以牵制,避免激化矛盾。但司马光竟然连续六次表示坚决不答应,逼得神宗收回成命。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司马光犟驴一样非黑即白的做法很要命。已经被迫离开朝堂的变法反对派纷纷写信劝阻,前枢密使韩琦遣专使快马加鞭从河北送信到开封,请文彦博转告司马光:“皇帝如此倚重,不如接受任命,说不定能践行自己的理想?”韩琦想要说的无非是妥协二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要积极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学会在有限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理想。能妥协,才不致崩溃。

只可惜,妥协与接纳尚未进入司马光的生命词典。这年,他51岁了,他一辈子也就只活了68岁,在他的眼里,枢密副使代表着名利地位,接受就意味着背叛原则和理想。看到司马光这样的态度,文彦博感慨:司马光书生意气,实在不像是现实政治中的人。

7.哪部作品比《资治通鉴》更重要?

当看不惯现实,司马光只有一种举动,掀桌子不干。他最终前往洛阳编修《资治通鉴》。

在洛阳,司马光其实编著了一部他个人更看重的作品,名为《书仪》,大到冠礼、婚礼、丧葬祭祀礼各种仪式,小到各种文书信件的格式,都记录在内。他认为,文书、家信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而冠礼即成年礼,是一个人获得完全社会人身份的开始。婚礼通过一对男女的结合把两个家族联结在一起,构成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丧葬祭祀之礼连接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让个人与家族获得了超越死亡、生生不息的意义。

司马光自幼生活的环境就是理想的人际环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秩序井然。在这里我们要抛出一个结论,对秩序的极端尊重维护,是司马光思想的核心,也是我们看懂司马光这个人,看懂他所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的关键。

作为一名学者,司马光的礼学研究成就很高,他制定的各类仪式,因时制宜,实用简朴,南宋大儒朱熹高度评价:司马光的礼学既有儒家经典做根基,又参考了当时通行的做法,在北宋儒家中首屈一指。

其实,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是要找到国家治理方面的“礼”。所以他编的史书是从三家分晋、礼崩乐坏讲起的;战国历史的卷名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齐楚燕韩赵魏秦,而是象征秩序的周王谥号。

而且编史书的时候,司马光根本没有置身事外,一直操心朝廷的事,实在忍不住了就给宋神宗写信,对王安石一通臭骂。这让变法派很不爽,让你留朝中你要走,走了以后又叽叽喳喳说闲话。于是有人举报司马光,《资治通鉴》迟迟不能完工,是因为司马光贪图官府的笔墨缯帛,还有皇帝御赐的水果点心和赏钱。

司马光最看重礼仪规范了,我为国为民没日没夜整理资料编写史书,难道就是为了贪一点公家的点心和纸张吗?这明摆着是在恶心司马光,利用他的道德洁癖,刺激他连史书也别编了,切断与皇帝之间最后的直接联系。

不管怎么说,一路磕磕绊绊,司马光终于在他66岁的时候完成《资治通鉴》。但就在《资治通鉴》落成5个月后,38岁的宋神宗驾崩了,尽管司马光埋怨这位领导,但礼仪秩序是他最看重的,于是即刻奔丧前往开封。

8.当了宰相的司马光为什么净干杂事?

宋神宗本是变法的总策划,驾崩后他的继位的儿子刚10岁,于是由宋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她老人家看来,十多年的变法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瞎折腾,现在得有人收拾残局。而司马光奔丧还朝,他是尚且健在的最有声望的保守派。

在太皇太后支持下,保守派重获新生,所有人都期待着司马光拨乱反正做一番工作,但没想到,司马光放着许多要紧事不做,还朝后连续九个月当起了“信访局局长”,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整理分拣“告状信”上。

“开言路”让宋朝统治者听到下层的声音当然没问题,但相较而言还有很多紧急重要的事情,比如废止旧的律条,制定新的规范,你不是礼学专家吗,怎么不号召全国重建礼制呢?

无可奈何,上层官员新旧力量悬殊,宰相府的两名正职都是变法派,四名副宰相中只有司马光和吕公著是保守派新人;枢密院正副长官都是变法派。也就是说,主宰开封朝堂的仍然是神宗留下来的旧人。

咱们想,司马光还有别的路径吗?如果司马光愿意,也可以学习王安石绕开体制约束,另起炉灶。但司马光不屑这么做,他尊重秩序,王安石的做法恰是他眼中的“乱政”。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司马光的作为也就相当有限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司马光大部分时间扎在各种琐事里,时间不等人,年近古稀的司马光犯病了,而且病情不断加重,他脚上的疮引发的脓肿一直肿到前脚掌,导致整个脚面都不能着地,只能仰面躺着。太皇太后下旨,“司马相公”居家休养,暂可不必忧劳国事。

一个秋天的清晨,司马光溘然长逝,得年68岁。他是累死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儿子司马康俯身贴耳,断断续续听到的都是“朝廷”“天下”。非常可惜,他返回开封才一年半。

结语:两位君子联手破坏宽容政治

在很多人眼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一个认为北宋病入膏肓要猛药快治,另一个认为,正因为北宋病得不轻,所以更要保守治疗。戏剧性的一幕是他们在同一年去世,1086年5月王安石病逝,三个多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王安石年轻时讲:“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时代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是普通人;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是非观并坚定执行,才是君子。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意见不合,但是论人品都是君子。但很遗憾,两位君子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北宋的宽容政治。

王安石追求“同”,协同一律,做解决问题的实干者,他鼓励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想当初在仁宗时代,朝廷得知苏轼、苏辙两大才子来京考试,苏辙却生病了,朝廷愿意破格推迟考试,那是个令人向往的时代。但变法开始后一切变得目标导向、急功近利,因为新法推行过快、落实不当,无数平民流离失所、冻死饿死。

司马光追求“和”,四平八稳,和谐共处,这本是对宽容政治的最好继承,但他无法与狼共舞。其实朝野上下支持激烈变革的是少数,连皇帝都时不时动摇,而司马光的优点非常突出,做事认真有理有据,道德高尚没有可指摘的地方,他本可以做一枚刹车片,但他意气用事,离开朝廷,放弃制衡,宽容政治迅速消失。

司马光的一生很好地实践了王安石所说的“己然而然,君子也”。但“己然而然,君子也”作为人生态度,值得肯定和学习,但作为政治家,太过幼稚了。

《宽容与执拗》读书心得:本书透过司马光视角,剖析北宋群星闪耀后的党争困局。展现士大夫群体在政治舞台上的挣扎与抉择,反思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碰撞,引人深思历史变迁中的人性光辉与局限。

《城堡、战役与炸弹》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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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城堡、战役与炸弹》。这三样东西,在军事史上经常出现。听到这个书名,你多半已经猜到,这是一本写军事主题的书,但它的视角却很独特。本书的英文副标题,可以直译成“经济学如何解释军事史”。它的两位作者专门强调说,哪怕你不是军事迷,分不清战斗机跟轰炸机有什么区别,大炮分为几种,你读这本书也不会有任何知识门槛。因为它没有堆砌太多复杂的史料,语言也不艰深。它就是把西方军事史上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用经济学理论梳理一遍,再告诉你:大家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干,背后是有逻辑的。这些理论和逻辑,完全可以脱离军事领域,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这个角度就有点儿意思了。

说到军事和经济学的关系,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得到听书解读过的《战争中的经济学家》一书,讲的就是“二战”前后,一批顶尖经济学家为各国政府服务的故事。筹措军费,得找他们;生产飞机大炮,得找他们;就连制定空袭计划,也得问问他们的建议。但这些案例,都是20世纪的事。那会儿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相当专业的学科了,政府向专业人士求教,不稀奇。真正奇怪的是,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和统治者,在没有求助哪位特定专家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趋同的军事决策。这些决策又和经济密切相关。这是怎么回事呢?它们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共通的逻辑?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建造大型城堡几乎是所有封建君主共同的选择。中国的明王朝,也在华北边疆地带修筑了雄伟的长城。站在今天的角度,这些决定是不是足够明智,好像有待商榷。城堡和长城都是防御型工事;选择这类方案,意味着不去打进攻战,放弃了主动求胜的可能,听上去多少有些丧气。更别提,修筑城堡和长城,需要耗费惊人的财富和劳动力。据历史学家黄仁宇估算,明长城每公里的建造成本,高达7700两白银。按总长度8850公里计算,那就是6800万两白银啊,相当于明朝中后期三四年的财政收入了。欧洲的小君主,为了修筑城堡而倾家荡产的,更是比比皆是。砸这么多钱在石头疙瘩上,值得吗?有没有其他方案?

另外,14到17世纪,欧洲非常流行雇佣兵。大到神圣罗马帝国,小到意大利的袖珍城邦,都会花重金雇外国人来打仗。这种现象听起来也很反常识:你都有钱请“外包”了,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自己编练一支常备军呢?本国人组成的军队,肯定比外国雇佣兵来得忠实可靠啊!大家像着了魔一样,把财力投到雇佣兵身上,这又是为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为这些看似反常的军事现象提供解释,就是这本《城堡、战役与炸弹》的核心内容。两位作者把11世纪以来的西方军事史,划分成7个阶段,从每个阶段选了一个经典案例做分析。这些案例,既有刚刚提到的城堡和雇佣兵,也有“二战”中的战略轰炸,还有“冷战”时代的核武器。这里要提醒你:本书采用的是“倒推”逻辑。两位作者并没有板上钉钉地说,某项军事决策,就是哪一种理论直接催生的。相反,他们启发你我去思考:同一时期,有那么多帝王将相都做了类似的选择,这是不是说明,他们的思维方式存在某些共性?这些思维共性,在经济学上可以拆分成哪些变量和路径?把这些解释推而广之,是不是还可以用在其他领域?比如,雇佣兵现象,就可以抽象成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企业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外部供应商?这么一想,你就会发现,本书的价值确实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它是拿西方军事史作为案例,教你怎样用经济学模型思考问题。是不是还挺实用的?

本书的两位作者,学科背景也很互补。第一作者尤尔根·布劳尔,是美国奥古斯塔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专门研究国防经济学。他最擅长的,就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为什么国家总是把财政预算花在特定的军事项目上。第二作者休伯特·范图伊尔,也是奥古斯塔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军事史,尤其是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这本37万字的《城堡、战役与炸弹》,是他们两位合著的,英文版最早出版于2008年,如今已是第二次翻译成中文,其中的视角依然不过时。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生前就专门推荐过这本书。相信它也会让你大有收获。

因为本书的时间跨度超过1000年,其中的案例不可能一一带到,我会重点围绕两三种军事史现象,分析它们背后的逻辑。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书提到了哪些经济学原理,它们又是怎样应用在军事领域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分析,建造城堡为什么会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流行风潮。最后,我再为你详细解释,雇佣兵这种古老的现象,在14到17世纪的欧洲,有哪些存在的合理性。

01.经济学原理与军事决策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经济学和军事学有哪些共同点,它们在思维上有什么交集?

要是光看操作环节,这两门学问差得着实有点远。但在决策层面,它们的共性还真不少。军事决策的本质,是国家和军队,为了实现具体的国防目标,动员手头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对它们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这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谋而合。要知道,哪怕是19世纪的“日不落”英帝国,或者“冷战”时期的美苏,手头掌握的战略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它们需要仔细思考,国防目标该定多大,人力、财力是动员10%还是50%,不同方向上要配置多少兵力。这个过程不仅直接和经济问题挂钩,而且在思维方式上,经常会用到经济学中的理论和模型,称得上异曲同工。

问题来了:有哪些经济学原理,在军事决策中用得特别多呢?本书作者总结出了六条。它们都不是很高深,不需要套一堆复杂的公式。第一项原理是机会成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举个例子:A国的人力、财力,不足以同时发展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只能二选一。要是选海军,被放弃的陆军就成了机会成本;因为它是除了海军以外,收益最大的项目。19世纪的英国,就是这么干的。因此,机会成本往往关乎取舍。

第二和第三项原理是边际主义,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这两个概念。所谓“边际”,可以理解为新增数量。还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为了建立战场优势,A国需要生产一种新飞机。要研发这种飞机,前期必须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在初始生产阶段,飞机的单价还很高。但如果产量超过一定限度,实现了规模效应,那价格就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和新飞机有关的边际成本就低了。不过,要是A国的对手B国也装备了同一等级的武器,也在持续量产,那A国新飞机的边际收益也会一路下滑。所以,边际主义往往关乎数量和对比。

第四项原理叫替代,这个也不难理解。A国生产出了新飞机,B国没赶上这个趟,但B国恰好研发出了地对空导弹。地对空导弹不适合主动攻击;不过,它对新飞机的杀伤非常大,造价还只有飞机的1/20。那B国就可以选择大量生产这种导弹,作为飞机的替代选项,既解了燃眉之急,又节约了国防开支。B国甚至可以拿导弹作为筹码,向自己的友好国家C国换取一些新飞机。这就是替代,它关乎妥协。

第五项原理叫信息不对称。A国已经研发出了喷气式飞机,但它对外释放假信号,说旧的螺旋桨飞机依然是主流,自己会大量生产。假想敌B国信了这套鬼话,继续把国防资源投在螺旋桨飞机上,还生产了几千架。这个时候,A国突然公开了自己手里的喷气式飞机,那B国花在螺旋桨飞机上的钱就成了沉没成本,它的空中实力也没有加强。在这个案例里,B国就吃亏在了信息不对称上。可见信息不对称不仅关乎技术优势,它还和欺骗措施联系在一起。

第六项原理叫隐藏行动,这个词儿听着有点抽象。两位作者的意思其实是,军事领域也有契约,也需要激励机制。A国打算从B国采购一批新武器,来对抗自己的宿敌C国。但这个B国立场比较暧昧,谁都不想得罪,还经常跟C国眉来眼去。这种情况下,A国就得制定一些防范措施。它可以在签合同时加上巨额违约金,还可以在国际局势恶化时,主动向B国提供额外的好处,换取对方的支持。这些就属于隐藏行动。在国家内部,隐藏行动也存在。政府要招标一个新型坦克工程,甲乙两家公司正在竞标。甲公司的产品性能好,但是造价高;乙公司的产品性能一般,但是便宜。甲乙都雇了游说公司,在政府内部替自己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怎么保证自己的国防利益不受影响,还不被甲乙中的任何一家绑架呢?它也需要隐藏行动。因此,隐藏行动既关乎盟约,也关乎约束。

听完这六项原理,你可能迫不及待要问了:有没有什么现实中的军事案例,可以把这些经济学原理统统过一遍吗?还真有。书里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与英法俄三国同时处于对立状态。英国和德国的全球竞争最激烈,但英国的海军排名世界第一,短期内追不上,它对德国本土的威胁也很有限。因此,海军就成了德国的机会成本;它放弃了这个“赛道”,集中精力瞄准陆上的法俄两个邻国。

俄国在德国东面,它疆域辽阔,但是军事机器效率低下,没什么主动进攻的热情,要看法国怎么行动。而西面的法国,却是德国的世仇,两国都坚信彼此迟早会有一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认定:优先进攻法国不会增加边际成本。相反,如果能在最短时间内打垮法国,俄国也许就不会参战,即使参战了也会被乘胜追击的德军平推回去,增加边际收益。于是,“击败法国”就成了排名第一的替代选项。在这个选项里,速度又是第一位的,替代了其他要素。

不过,德国对法作战,也有两条战线。右翼战线的目标是突入法国腹地,赢得战略性胜利,边际收益比较大。左翼是防御性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德国边境的安全,边际收益较少。但是,德军将领非常看重本国领土的安全,觉得这关乎国家尊严,于是拼命向总参谋部施压,要求加强左翼。这就是隐藏行动的一种。在内部压力下,德军总参谋部最终给左翼追加了兵力,选择了边际收益递减的打法。这也成为1914年8月,德国初战未能取胜的主要败笔。

当然,在真实的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变量也起了作用。德国完全没有料到,东线的俄军行动速度要比预计的快好几倍:这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俄军主动出击,打疼了德国最大的盟友奥匈帝国。德国为了安抚盟国,只能进一步减少西线的预备队,分心去处理东边的麻烦:这也是一种隐藏行动。总之,在六种经济学原理的作用下,德国看上去制定了一份胜算不小的军事计划,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种预期和结果之间的偏差,也是经济学的常态。

02.城堡的秘密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军事史上常见的六种经济学原理,还拿“一战”初期的德国举了例子。接下来,就该进入书名里的那个“大家伙”——城堡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典型的中世纪城堡,它们在11到14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注意了,城堡不等于宫殿,也不是中国古代那种高墙环绕的城市。它是一种纯粹的军事防御设施,是封建领主为了保卫自己的属地,在战略要道和制高点附近,用木材和石头建造的军事要塞。我在叙利亚的霍姆斯附近,就参观过一座壮观的“骑士堡”,它是欧洲骑士团在公元12世纪建成的。城堡外侧是十几座壮观的塔楼,高达9米,中间用长墙相连。墙的顶部有射击孔,一般人用梯子根本爬不上去。长墙内侧是一座更高的主楼,里头设置有军火库、宿舍和战地医院。从主楼顶部,可以俯瞰周围好几公里地界,并用弓箭和火器向下射击。主楼和长墙之间,也不是露天的,而是用倾斜的石板覆盖,目的是防止敌人攀爬上来。13世纪这里被马穆鲁克骑兵攻破时,仗打了整整36天。

听完我的描述,你多半已经猜到:建造这样一座城堡,绝对不便宜。书里举了这么一个例子:1196年,英国的“狮心王”查理为了保卫自己在法国北方的领地,下令修建加亚尔城堡。这座城堡盖在一处悬崖上,净高度超过90米,外墙厚达4米,花了4700吨石料才建成。整个工程持续了两年,光是人工和材料成本就达到1.15万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30%的财政收入。用这笔钱,可以给7000名装备精良的骑兵发两年工资。更别提,城堡造好之后,还有维护成本。护城河要经常疏浚,城墙上破损的石板也要定期更换。而城堡是没法移动的,选址在哪儿,就钉死在那儿了。这在我们的直觉里,是一种性价比很低的战争工具。有这点钱,养点精锐骑兵不好吗?大半个欧洲都用得上啊。

要解释“为什么欧洲贵族倾家荡产也要盖城堡”,还得回到前面说的六条经济学原理。解释力最强的,无疑是机会成本。中世纪的欧洲还处在农业时代,封建领主从农民和商人身上,收到的赋税很有限。一些小贵族就统治几十平方公里土地,属民可能刚刚过万,根本没有横征暴敛的空间。钱不够多,意味着建设国防力量只能二选一:要么修建城堡,要么编练一支常备军。问题是,编练精兵花的钱,比盖一座城堡还要多。就拿13世纪的英国来说,一名熟练骑士的工资,相当于木匠的8到9倍,打一天仗就可以租40亩地种一年。更别提,给一名骑兵配齐战马、盔甲和刀剑,要花20头牛的钱。就算是最不需要技能,薪酬也最低的步兵,工资也得跟木匠看齐。且不说封建领主的土地上,有没有那么多适合当兵打仗的年轻男丁,就是给这么多人发工资,也够吃穷一个国家了。

13世纪的英王爱德华一世,是个特别好战的君主。他在位35年,打了19年仗,获得的赔款和土地收入勉强超过支出,算是靠打仗挣着钱了。就算是这样,爱德华一世最精锐的王家骑兵,常年只有1000多人,因为太贵。他最多一次远征海外,也就带了3万名步骑兵,中间还因为欠饷闹出了哗变。英国国王都养不起太大的常备军,更别说那些中小贵族了。

养兵不仅昂贵,作战效率还很低。因为中世纪的将领很清楚,君主砸锅卖铁,才给他们攒出几千人的部队。这笔资产太昂贵了,绝不能轻易损失掉。所以,但凡有消极防御的机会,他们就不进攻,绝不主动招惹风险。在中世纪的骑士战争中,进攻战的数量只占战役总数的10%。大多数时候,常备军都在磨洋工,根本起不到克敌制胜的效果。而他们的后勤保障,却是一天都不能中断的。你算算看,要是贵族把钱花在这种军队上,值不值?

听到这里,想必你已经发现了:在中世纪的生产和社会条件下,养兵是一种机会成本过高,收益却很低的选择。而且,就算是训练有素的精兵,通常也只能用十几年,它的“保值性”是很差的。但城堡就不一样了。修筑城堡当然费钱费力,但只要建成,用上三五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只需要付一点维修费用。城堡不用驻扎大军,像我去过的叙利亚骑士堡,平时就只有五六十个守军,但它在战时创造的收益却相当可观。1403年,英国西北部的卡纳封城堡,被一支上千人的威尔士起义军围攻。当时城堡里只有27个守军,却抵挡住了对方一年多的围攻,打死了300多名进攻者。把这个模式推而广之,你会发现:一位精明的贵族,只需要在自己的领土上选择战略要地,建造几处城堡,战时这些设施的边际收益就会持续增加。城堡不仅是常备军的替代,还是一种能创造更高交换比的军事投资。

问题又来了:按照我们的直观印象,城堡是不能移动的。那它的机动性岂不是很差,只能用作防御?其实不尽然,因为城堡不见得要修在自己的国土上。隔一段时间,君主有点闲钱了,就编练一支精兵,出国征服新地盘。要是仗打赢了,就遣散军队,花一两年时间在新地盘上盖个城堡,再派几十名守军负责防御。这样一来,君主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就算是稳定下来了。当地的税收和土地产出,会成为新的财政进账,抵消掉城堡的建造成本。这就起到了“攻势防御”的效果。另外,城堡还能创造信息不对称和隐藏行动。这些威武壮观的建筑,平民是无权入内的。一般人根本猜不出,它的内部囤积了多少兵器和粮食,守军是多是少。这会在新征服地区造成恐慌,让当地的贵族和平民断了反叛的念头。反过来,征服一座城堡,往往会成为战役获胜的象征。这可以说是一种反向的隐藏行动。

从城堡这个案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明代中国为什么要修筑长城。当然,明朝的情况肯定和中世纪的欧洲不一样,但双方评估机会成本的角度,却是类似的。不修长城,就得长年在边疆地带屯驻重兵。练兵和后勤保障,会造成漫长而沉重的财政压力。特别是后勤支出,它随着战区的延伸,会以几何级数递增。而农业时代的国家收入却是一个常量,不可能在短期内骤然增加。这个时候,最高决策层就不得不算一算经济账。唐朝和宋朝边疆战争的经验已经显示,就算花了大钱,练了大军,依然有打不赢的风险。既然如此,不如选择机会成本更低的方案,修筑和欧洲城堡功能类似的长城。从这个角度看,长城绝不是“消极防御”的产物。它是经济学思维催生的替代方案。

03.雇佣兵的“古今之变”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城堡这种军事设施背后的经济学考量。随着火器的问世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城堡渐渐走入了历史。但另一种军事现象,却从14世纪的欧洲,一路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那就是雇佣兵。它也值得着重讲讲。

雇佣兵在欧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时代。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就带希腊雇佣兵在波斯打过仗,后来还写了一本《远征记》。但欧洲雇佣兵的鼎盛时代,要晚得多,主要是14到17世纪。当时,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为了争夺土地以及贸易权,频繁发生冲突。那些国小民寡,但是财力充足的商业城邦,比如著名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还有家大业大,但是战线繁多的领主,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评估了机会成本之后,选择把一部分国防业务承包给外籍雇佣兵。像14世纪,佛罗伦萨聘请的雇佣兵,数量就相当于本国民兵的20倍,市场真是够红火的。

本书作者讲,雇佣兵听上去是军事现象,其实可以抽象成一种特殊的人力成本。管理人力成本,当然要用上经济学原理。在14世纪初,意大利城邦聘请雇佣兵的方式,是“点对点”的。简单来说,就是跟个人直接签合同。但这个模式非常粗放,实际操作中出了很多问题。比如,长矛兵、骑兵和炮兵,需要的技能和市场上的稀缺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跟他们签合同时,工资该怎么定?这就很麻烦。于是,从14世纪后期开始,欧洲雇佣兵发展出了新的“承包制”模式。城邦和君主不再一个一个招人了,他们直接找到名气大的佣兵队长,跟他签总包合同。合同里规定:我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若干数量的雇佣兵,多的可能过万,少的也得二三百。这群人里,要有多少骑兵,多少步兵,多少长矛兵;总共配备多少马匹,多少门火炮。我给佣兵队长一个总包价,你自己出去招人,具体的工资待遇也由你来决定。等你招齐了人,我要派官员点验,确认人数、装备与合同一致,才开始发工资。合同到期你可以走人。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模式是相当市场化的。但雇佣兵的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市场化上。为了追求极致性价比,雇主只愿意签短合同,通常就是两三个月。有时,他们甚至要等战争快爆发了,才急吼吼地找到佣兵队长,让他出去招人。但雇佣兵也是一种“经济人”啊,他们会借助隐藏行动原理,去追求自身边际收益的最大化。你不给长合同是不是?那我就去勾搭你的对手,你俩竞价决定,我为谁服务。你要等仗快开打了,才来找我是不是?那我就故意不好好打,把战役拖得特别长。拖到数九隆冬,双方都无力进攻了,形成僵局,我又可以多领几个月工资。当然,雇主这边也可以反制。佛罗伦萨就规定,雇佣兵报告打了胜仗,得等自己的监军官到前线确认,实际打死了多少敌人,俘获了多少物资,才会拍板发奖金。于是,雇佣兵又开始千方百计巴结和贿赂监军官,把战场风气搞得乌烟瘴气。

总的来看,雇佣兵在17世纪的衰落,不是因为他们的作战效率不高,而是因为这个模式在经济上无法管理。短合同、高要价,都是影响市场稳定的因素。它们会造成机会成本持续上涨,边际收益却止步不前。渐渐地,国家醒悟过来:既然雇佣兵的契约和成本高度不稳定,为什么我不换个思路,建立自己的国民军呢?我只需要留几个能干的佣兵队长当教官,让他教会我的新兵怎样打仗,国民军就可以自我繁衍了。加上欧洲战争的规模持续扩大,到18世纪末,想靠几百名雇佣兵打赢一场战役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国家化的军队开始登场,雇佣兵则退出了舞台中心。

不过,雇佣兵并没有像城堡一样消失。在21世纪的局部战争中,它又复活了,只是名字换成了“国防承包商”。像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就雇用了数十万国防承包商职员,分担低烈度作战任务和战地后勤。在账面上,它的确降低了国家直接投入的兵力。不过,本书作者认为,这种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根据隐藏行动原理,国防承包商的收益和他们受到的约束,完全不成比例。一个在阿富汗工作的国防承包商职员,起薪比美军特种兵的老兵还高。但他做错了事情,却不会上军事法庭,不会倾家荡产,最多也就是被炒鱿鱼。这种设置非常容易滋长机会主义倾向。作者讲,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不会把外交、国防这样的大事承包给私人公司?答案就是这个“隐藏行为”。把这个问题再扩大一点,企业在哪种情况下,适合大量使用外包供应商。答案还是:要看怎么设置隐藏行为模式。这也是经济学思维,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结语

好了,关于这本《城堡、战役与炸弹》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如果只看表象,我们可能会觉得:战争,打的是兵力和装备,打的是斗志和勇气,最多加上综合国力。但这本《城堡、战役与炸弹》却告诉我们,军事史上的许多决策,是以经济学思维为基础的。它涉及成本计算,涉及综合比较,也涉及信息和契约。没有哪一项复杂决定是随便做出的,它需要人在外部条件的约束下,做出最终的权衡考量。其实,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决策,不也是这样吗?假如本书提供的原理和思路,能帮助你优化自己的日常决策,那就再好不过了。

《城堡、战役与炸弹》读书心得:本书以经济学视角解读军事史,揭示军事决策背后的经济逻辑。通过经典案例,展现军事与经济学的交融,启发读者用经济学思维思考生活与工作中的决策。

《花甲录》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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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读书笔记是《花甲录》。“花甲”这个说法,我们都很熟悉,它是古人对60岁的别称。顾名思义,《花甲录》这本书,是一位老人在60岁时写的回忆录。这位老人,身上有三个“不一般”。首先,他的本行是在上海开书店。这家书店,又是鲁迅晚年最爱去的地方,每个星期至少逛一次。后来,鲁迅连家里的水电费都请这位老板代缴。鲁迅病重时,医生也是这位老板请的,可见彼此的信任有多深厚。这是第一个“不一般”。第二个“不一般”,是这位老板连中学都没读过;可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开出了整个上海最有名的文化书店。不光中日两国的顶尖学者经常在他的书店办讲座,由他引荐并翻译成中文的日语书籍,更是超过300种。他的书店,可以说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第三个“不一般”,是这位老板虽然是日本人,还身处日本全面侵华的时代漩涡;他本人却能保持强烈的正义感,始终对中国心怀友善,后来更是病逝并安葬在了中国。这三个“不一般”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而这本《花甲录》,就是这位传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回忆录。

说到内山完造这个人,其实,他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就登场过。记不记得有篇课文叫《一面》?它讲的是上海的一位年轻电车工人阿累,用一块钱大洋,从鲁迅手里买到两本苏俄小说的故事。但你可能没有留意,阿累和鲁迅见面的地点,就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矮矮胖胖的内山老板,还给阿累倒了一杯茶,并捻了捻小说的纸张,说书的质量很好。课文里的原话是:“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可见内山完造的名气,不光享誉当时的上海文化界,在普通读书人里也很“出圈”。另外,课文没有告诉你,当时鲁迅为了躲避“一·二八”事变引发的大战,已经在内山老板家里借住了好几个月。他们两家人的关系,绝对称得上“肝胆相照”了。

问题来了:只有高小肄业文化的内山完造,为什么会跑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还开起了书店呢?他这家没有大企业背景的书店,是怎样把知名度拓展到中日两国的呢?他和鲁迅又是怎样认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这本28万字的《花甲录》里。值得一提的是,内山完造动笔写东西,就是鲁迅鼓励和引导的。鲁迅认为,内山没有被日本的殖民思想“洗脑”,又接触了很多中国底层民众。他对中国社会和中日两国的看法,虽然没那么知识分子气,却更加真实,也更丰富。长期研究鲁迅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就认为:“对思考中日关系的人来说,内山的《花甲录》是一座尚未完全发掘的宝库。”可以说,本书不仅是一本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还是一部特殊的汉学著作。2011年,日本权威的汉学书系“平凡社东洋文库”专门再版了《花甲录》,可见本书的史料价值和独特性都很有口碑。

内山完造写作《花甲录》时,正值日本“二战”战败的1945年。当时他恰好年满60岁,上海的内山书店已经结业,共同打理书店的妻子也去世了。因此,《花甲录》既是内山完造写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也是20世纪中日两国一段特殊的“时代志”。不过,内山写作本书时,书店的档案和个人信函大多已经散佚,他是完全凭记忆重写的。对不熟悉书中人物的读者来说,一些记载比较费解。我在解读本书时,对相关背景做了补充,还专门请教了本书的中译者、长期研究日本文学的刘柠老师。相信这本《花甲录》,会让你对“二战”前后的中日文化交流,有全新的认识。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内山完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开书店。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介绍内山和鲁迅的交往,特别是内山书店在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内山的晚年经历,特别是他对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贡献。

01.从“医药代表”到书店老板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开一家好书店,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

虽说我们大多数人,自己不会去开书店,但平时“打卡”的店多了,想必都能说上几句。在没有电商的年代,书店的选址非常重要;位置太偏远,直接就会劝退一大拨人。选书也很重要,要么搞“大而全”,要么在某些分类下,选最专精、最“内行”的书,总之要有特色。最后,老板的人脉和思维同样重要。他得跟出版社搞好关系,争取拿到最低的折扣;平时还要给自己的店加“噱头”,今天办个作者见面会,明天搞个文化沙龙。总之,要为书店打造品牌形象。

如果拿这些标准来套内山完造,他刚到中国时,可以说哪项优势都不具备。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他的个人背景。1885年,内山完造出生在日本西部的冈山县芳井村,父亲是当地的村长,母亲家是开杂货铺的。芳井村坐落在一片山林里,家家户户都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据内山完造回忆,小时候家里只有父亲能吃上白米饭,其他人吃的是掺了大麦的杂粮饭。不过,完造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靠读书成才。

当时日本实行四年制义务教育,普通小学前4年免学费。要是想再升学,就得进收费的四年制高等小学,随后才能上中学。完造的父母供他读到了高小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二。但完造非常顽劣,天天在学校调皮捣蛋。亲戚们觉得,与其浪费学费,不如送他到大城市大阪,进商店当学徒,将来接手母亲家的杂货铺。完造自己也非常乐意,因为他听说,大阪人一天能吃三顿白米饭,比老家强多了。因此,内山完造只读到高小四年级,就主动退学,去大阪谋生了。

这次“闯大阪”,结果怎么样呢?答案是四个字:一事无成。内山完造刚到大阪时,年纪还不满13岁,整天惦记的就是好吃好喝。一开始他在布料店打工,老板对他很信任,结果内山居然挪用店里的货款去吃高级料理,直接被开除了。内山觉得很丢脸,不敢回老家,就去了另一座大城市京都,在各行各业打零工。他当过服装销售员,开过水果店,还卖过报纸。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了十几年“社会大学”。然而,当时已经是20世纪初了,日本也初步进入了“学历社会”。一没文凭、二没本钱的内山,生活过得非常苦闷。1913年,他已经28岁了,人生依然没有走上正轨。

不过,内山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对他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首先,他早年有过被开除的经历,自己觉得是个污点,于是洗心革面,变得极度诚实守信。在京都,内山加入了基督教会。他经常向牧师告解自己的苦闷,并批评当时日本商人以次充好、不择手段的恶习,这给教会工作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次,内山干过七八种买卖,虽然没能发大财,却积累了不错的商业眼光,非常灵活机变。1913年,他从教会的牧师那里听说了一件事:大阪有家制药厂“参天堂”,想雇一个业务员,到中国推销自家的眼药水。参天堂的老板,过去被不守诚信的业务员坑得很惨,他不信任一般的商贩,只想用教会推荐的老实人。内山完造赶紧请牧师为自己牵线,从此开启了他和中国的“半生缘”。

应当承认,内山初到中国时,心思并不单纯。他在书里讲,自己在日本只是个底层小人物,处处受歧视。只有到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才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觉得自己也是“人上人”了。但现实远比他想得要复杂。当时的参天堂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药厂,他们在中国就雇了3个业务员。内山完造虽然在上海有办公室,平时却要在大半个中国到处跑,第一年就去了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的十几座城市。在工作中,他既是医药代表,又是账房先生,有时还要自己动手贴小广告,“技能树”都点满了。当时中国市场上的眼药水,基本都是在西药房出售的。但内陆省份的西药房,大多开在租界里,客流量不大。内山为了增加销售额,主动找到中国人开的旅馆和杂货铺,试着和掌柜拉关系,把自己的产品放在店里寄卖。平时,他也和中国人一起坐小舢板,吃路边摊,还学会了简单的中文。

像这样的日子,内山完造一过就是17年。通过日常接触和反思,他形成了一套朴素的“中国观”,大致分为三点。第一点叫“国与人的分离”。内山认为,当时的中国虽然身陷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入侵的泥潭,国力贫弱,但中国的人民自有可敬可爱之处。他曾经不止一次,被生意伙伴的诚信、勤劳、负责等美德所打动。内山觉得,中国人的这些优点,丝毫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虽然当时的中国也有不少负面现象,但把这些现象归咎于所谓的“民族性”,肆意贬低和丑化中国人,显然是荒谬的。第二点叫“历史韧性说”。内山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它的人民在过去几千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这些特质非常有韧性,绝不是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可以凭坚船利炮改变的。第三点叫“中日敌友论”。内山注意到,当他用平等友善的态度和中国人交流时,普通民众对他并不抵触。但当时在华的许多日本人,成天趾高气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种态度只会助长中国人对日本的不满。更有甚者,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和政客,还在打吞并中国的主意。内山认为,这种疯狂的野心,不仅会把日本拖进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会给日本招来彻底的毁灭。他本人坚决反对这种图谋。

你看,现实的教育,就有这么深刻。在走南闯北推销眼药水的过程中,内山完造已经成了一位无师自通的汉学家。不过,问题又来了: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动了开书店的念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和京都的基督教会有关。1914年内山回日本度假时,教会的牧师告诉他: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家境贫寒,但是性格正直的女教友,名叫井上美喜。内山你也快30岁了,还没有结婚,要不干脆给你俩凑成一对儿?内山欣然应允。1916年,两人正式结婚,并一同前往上海。有意思的是,内山夫人并不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婚后第二年,她主动提出:内山你常年在外地跑销售,我在上海,是不是也可以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来贴补家用?上海的租界有不少外国人,信基督教的很多。我们不如开一家专门卖宗教书籍的小书店吧?内山完造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1917年冬天,夫妻俩在四川北路自己租住的房子楼下,挂出了“内山书店”的招牌。这家不到20平方米的小店,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内山书店最早的面貌。

当然,要说开书店的点子完全出自内山夫人,那也有点偏颇。早在1915年,内山完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蚕食不断加剧,中国民众开始频繁抵制日本进口商品。比如,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中国各省就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内山的眼药水有一年多完全没销路。但日本书却是个例外。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国际邮费变得异常低廉。价廉物美的日本学术和文艺书籍,在中国知识分子里越来越受欢迎。清末以来中国人前往日本留学的浪潮,又助长了这种风气。据清廷档案记载,光是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就超过3万人。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依然保留了购买和阅读日文书籍的习惯。换句话说,卖书要比卖眼药水靠谱得多。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内山夫人想开的,只是一家宗教书店。它是从什么时候起,转型成了更大众化的文化书店呢?这里头又有一段奇遇。1920年夏天,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增进民间文化交流,请了3位日本教授到中国办讲座。当时中国民间因为巴黎和会问题,正在抵制日货。内山完造的眼药水卖不出去,索性给自己放了个长假,帮着张罗讲座的事儿。他陪着这些教授在上海、武汉、青岛到处跑,拜会当地知名学者,还跟中国大学生面对面座谈。像《共产党宣言》的中译者陈望道,就是在这次讲座期间,和内山认识的。讲座办得非常成功,后来干脆成了固定项目。每年夏天,都会有日本学者和作家到中国做巡回演讲,他们的行程也都由内山完造负责安排。

通过这些活动,内山同时打通了中日两国文化界的人脉。在日本这边,他能第一时间知道,名作家们最近在写些什么,大学者们又研究了什么新课题。在中国这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会告诉他,中国人最欢迎的是哪些题材和哪些作者的书。选书这个难题一下就解决了。于是,从1920年开始,内山书店逐渐走向了综合化。为了吸引客源,内山完造还推出了开架售书模式,这在当时上海的书店里还是头一遭。到了1924年,内山书店搬进了沿街更宽敞的店面,名气越来越大。内山完造也在1930年,辞去眼药水推销员的工作,专心打理起了“半路出家”的书店。

02.内山与鲁迅的深厚友谊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内山完造的早年经历,以及他开办书店的缘起。接下来,就得说到内山书店历史上那个绕不开的名字——鲁迅了。在今天的上海四川北路2048号,矗立着一家“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这座两层半小楼,就是1929年到1945年之间,内山书店的原址。招牌上的“1927”,则是为了纪念鲁迅和内山老板相识的年份。

鲁迅对内山书店有多爱呢?我们来看他日记里的原文。1927年10月,鲁迅刚刚从广州搬家到上海,第一个星期就去了内山书店,买了4本书。他自报大名叫周树人,熟知中国作家的内山马上接茬说:“你就是鲁迅先生啊,久仰大名。”两人从此越来越熟络。从1928年到1936年,光是鲁迅自己记录的光顾内山书店的次数,就在500次以上,一周至少一次,购书超过1000册。最多的一年,鲁迅在内山那里买了2000多块钱的书,少的时候也有500多块。1932年以后,内山书店更是成了鲁迅的“第二会客室”。他从大陆新村的家步行到书店,只需要五六分钟。平时见朋友,见读者,除了在自己家里,更多就是在内山书店。今天我们会知道内山完造这个名字,主要也是因为鲁迅。

不过,有一件事你未必清楚:在1927年的上海文化界,内山老板的名气,可不比大作家鲁迅小。鲁迅才是那个“慕名而至”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到内山老板的生意经了。前面提到,早在1920年,内山就打通了文化界的人脉,解决了选书难的问题。但光有好书还不够,怎么卖出去也是一门学问。在营销策略上,内山有两项法宝。一是允许赊账:任何一位书友,只要请老顾客做担保,就可以开设个人账户。平时买书先挂账,到了每个季度末,再一次性结清欠款。这种模式对大学生和囊中羞涩的年轻作家格外友好,一下就让内山书店的名声“出圈”了。

第二项法宝,是尽量多卖文库本平装书。1927年,日本诞生了一种新的书籍开本,叫“文库本”。它的尺寸小,纸张薄,但每册只卖1日元。许多大部头经典的日文版,都印成了文库本,专门卖给大学生和上班族。内山老板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大部分中国读书人,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买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是要随时随地阅读的。所以,书的品相不重要,内容才是第一位的:这和文库本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从1927年起,内山书店就成了文库本重要的海外销售点。内山老板点名订购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一下就卖出了1000套,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卖出了350套。在《花甲录》里,内山完造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曾经专门上他的店里买书。这就难怪,精通日语的鲁迅一搬到上海,就要到内山书店“打卡”了。

除了绞尽脑汁多卖书,内山老板还注重打造书店的品牌形象。1922年,日本有两位戏剧研究者到上海旅行。他们告诉内山,自己不想办大型讲座,只想见见中国本地的戏剧研究者,和他们做深入交流。你是开书店的,有空间和人脉资源,你能不能帮我们策划一场“文艺漫谈会”?内山完造一口答应了下来。他找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作陪,宾主都尽兴而归。这个好点子,从此被内山完造记下来了。1924年,内山书店搬了新址,空间非常宽敞,“漫谈会”变成了固定环节。每个周末的晚上,都会有一位中国或者日本的著名知识分子,就某个主题展开个人论述。其他人无需预约,随时可以加入,书店只收一点茶钱。有时聊得尽兴,大家会一直坐到深夜,老板也不赶人。当时上海有3家日文书店,但只有内山家拥有这种独特的“漫谈会”。内山书店从此成了上海的文化地标,社会声望蒸蒸日上。

听完这些,你就能理解:鲁迅之所以爱逛内山书店,不光是因为那里书多,老板人好,更是因为内山书店给了他一个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在那里,鲁迅可以和内山老板纵论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可以在“漫谈会”上和文化界的朋友谈笑风生,甚至还办过木刻画展览会。当然,内山老板也利用他的外国人身份,帮助过鲁迅和许多进步作家。内山书店所在的四川北路,属于公共租界,国民党的警察和书报检察官进不来。内山利用这个便利,在店里公开出售被国民党政权查禁的进步书籍。

记不记得开头,我们提过的中学课文《一面》?鲁迅给阿累的那两本书,《毁灭》和《铁流》,并不是内山老板主营的日文书籍,而是翻译成中文的苏俄小说。它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是被禁的,只有租界里的内山书店敢公开卖。鲁迅自己写的许多书,就在内山书店独家出售。从当时留下的账单看,1936年鲁迅去世后,内山老板还在代售他的18种著作。通过这种方式,内山也为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多争取了一份版税,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受过内山帮助的还不止鲁迅一个人。1928年郭沫若被国民党政府追捕,被迫流亡日本,临行前就住在内山老板家里。之后的9年里,内山成了郭沫若的经纪人,负责为他联系出版社和代销新书。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当然,时代的逆流也影响到了内山和鲁迅。1932年,日本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出兵进攻上海。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家靠近交战前线,流弹已经掉进了房间,非常危险。内山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让鲁迅和他的弟弟周建人,带着两家17口人搬到书店的阁楼上避难,收留了他们49天。随后,内山还让书店的中国籍职员,在大陆新村帮鲁迅租了一间更安全的公寓。公寓门上贴着内山自己的名片,租界的巡捕要是想找鲁迅的麻烦,得先过内山这一关。而这些义举,其实给内山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时上海租界的日本侨民,有不少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听说内山家里总有中国人进进出出,怀疑内山在给中国军队传递情报,把他叫过去威胁恐吓了好几回。中国这边,也有一些无聊文人质疑内山是日本间谍,甚至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和他的关系。鲁迅为此还在《伪自由书》里做了驳斥。

对这些风言风语,内山从未正面回应过。其实,他不仅关心鲁迅的人身安全,还在书店掩护鲁迅和中共地下党代表见面。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稿,也是通过内山和鲁迅,才交到党组织手里的。当然,鲁迅对内山老板也非常信任。他不仅给内山夫妇写过诗,还鼓励内山把自己在中国20多年的所见所闻,写成随笔,再结集成书。于是,高小四年级肄业的内山,就在193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专门给这本书做了序,还用亲热的口吻“嗔怪”说:“老板,你太偏向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会助长中国人自负的根性,还会让革命后退。”

这段超越国界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10月,鲁迅病重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手迹,就是请内山完造帮他找医生。在鲁迅的治丧委员会里,内山是唯一的日本人。遗体下葬时,内山完造受邀发表演讲,他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并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这既是缅怀,也是他最由衷的心声。

03.晚年内山的“中国缘”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内山书店的生意经,以及内山老板和鲁迅的友谊。应该说,内山完造的“中国缘”,并没有随着鲁迅的病逝而中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曾经短暂返回日本,却因为和中国爱国人士的交往,受到宪兵队的盘问。1939年,内山放不下中国的产业,还是启程回了上海。从那时起到1945年,他把内山书店进一步开成了上海最大的外文书店,也是日本人在海外最大的独资书店。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两个“最大”,实属不平常。

从1917年到1945年,内山书店在上海存在了将近30年之久。它的影响有多大呢?举几个例子。据内山完造自己统计,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学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一共有830种。其中至少有330种是内山书店直接引入中国,并推荐给译者的。这些译作出版之后,又通过内山书店的销售渠道,在全中国流传。可以说,在波诡云谲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山书店是中日两国难得的良性文化桥梁。更别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内山完造还利用他的社会关系,营救了被日军逮捕入狱的鲁迅遗孀许广平。那时内山就坚信,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将失败。

1945年8月,日本最终战败。内山完造相依为命半生的夫人,也在这年春天去世。内山老板遣散了店员,把书店剩余的资金分发给大家,最后孑然一身返回日本。但内山的“中国缘”依然在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完造成为日中友好协会发起人,和郭沫若、田汉等老朋友恢复了联系。1959年9月,他受邀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却因为兴奋过度,在北京病逝。遵照内山的遗愿,他被安葬在上海。内山书店这个品牌也保存了下来,由内山完造的弟弟在东京继续经营,至今尚存。2021年,东京内山书店在天津开设了分店。这家传奇书店的故事,在21世纪的中国,又写出了新的篇章。

结语

好了,关于这本《花甲录》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的历史中,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大人物。他出身低微,没有受过太多学校教育,一开始对中国社会也并不了解。但在漫长的旅华岁月里,内山通过主动接触、交流和反思,一步步成长为上海最著名的书店老板,并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他谦卑诚恳的价值观、友善开放的心态,乃至灵活务实的商业思维,是分不开的。内山完造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和真实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互动。他在自己身上,克服了时代的局限性。这也是内山老板和他的《花甲录》,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花甲录》读书心得:内山完造以传奇一生书写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店成桥梁,与鲁迅深厚友谊感人至深。回忆录不仅是个人史,更映射时代变迁,展现正义与友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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